原版网红文来了
1、“四人帮”被捕过程[1]
（1976年10月6日）晚6时40分，汪东兴带领执行任务的警卫人员已经来到怀仁堂各就各位。
晚7时，华国锋和叶剑英的红旗轿车几乎同时到达怀仁堂院门前。
华国锋和叶剑英一道来到怀仁堂的正厅。正厅的摆设变了样：一扇屏风，将整个大厅隔成了前后两个厅。前厅仅留下两张罩着白色的套衣的高背沙发，斜对着门，其余什么也没有。
叶剑英和华国锋分别坐在沙发上，汪东兴带着几个警卫退在屏风后面，注视着门口，负责“会议”的安全。
张春桥：事前真的不知情
7时55分，院内传来了脚步声。第一个走进怀仁堂大门的是张春桥。在张春桥身后紧跟着他的贴身警卫。当张春桥走进怀仁堂大门时，第一个行动小组的负责人纪和春迎上去，不动声色地恭迎着张春桥。张春桥上下打量了一番就问，叶剑英和华国锋是否到了。此时此刻，汪东兴、叶剑英和华国锋早已在大厅等候了。
正当张春桥的警卫想跟着张春桥一起进正厅时，被两位卫兵拦住了。张春桥为之一震，觉察到不对劲。纪和春忙解释说，这是汪东兴的指示，所有的警卫都在大厅中休息。张春桥无可奈何，只好让警卫在大厅等他。
张春桥随着纪和春朝里走去，刚刚进小门，拐了两个弯之后，张春桥便被紧紧扭住。没等张春桥完全明白过来，纪和春等人已经将他带到正厅里。
早已做好准备的华国锋起身宣布了逮捕张春桥的“决定”。“决定”揭发了自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趁此机会，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姚文元进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念完“决定”后，纪和春就给张春桥戴上手拷，把他从怀仁堂的后门押走了。
张春桥的警卫似乎听见外面的动静了，他站起来就要往外走。这时，在座的一位警卫团副团长见时机已到，随即将张春桥的警卫摁倒在地，立刻缴了他的枪。
王洪文：临了猛扑叶剑英
不一会儿，王洪文来了。王洪文刚进院子时，随身警卫即被留在院外。王洪文感到事情不大对头。当王洪文快走近正厅大门时，专门对付他的行动小组立即走了过来。
王洪文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的时候，王洪文一边大声说 “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进行反抗。但是王洪文很快就被行动小组制服了，被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华国锋把“决定”又念了一遍。
还没等华国锋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警卫人员的扭缚，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剑英猛扑过去。
在这个紧要时刻，一旁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
姚文元：没有争辩、没有反抗
秘密逮捕的第三对象是姚文元。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此时，汪东兴也事先安排好了，如果姚文元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
结果，姚文元也来了。汪东兴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剑英同意，没有让姚文元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走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姚文元听完后，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
江青：借口上厕所，拒交保险柜钥匙
就在怀仁堂主战场打响的时刻，李鑫、张耀祠、武建华几位负责在江青、毛远新的住处采取行动，把这两个人也抓起来了。
在秘密逮捕江青的过程当中，张耀祠于10月6日8时30分奉命带领行动小组到万字廊201号，江青此时就住在这里。
张耀祠作为汪东兴的助手，多年来一直掌管着中南海的安全保卫工作。张耀祠对这里的每一处环境，每一个哨位，都了如指掌，十分熟悉。当张耀祠带人走来时，守卫在门口的两名警卫竟然没有阻拦他们。
张耀祠连忙提着手枪，带领两男两女四名行动小组队员疾步冲进客厅，没有发现江青。张耀祠连忙又沿长廊奔进书房，也没有发现江青。正搜寻中，一名队员押来江青的秘书刘真，张耀祠从刘真口中得知了江青的藏身之处。
张耀祠急忙把枪一挥，几个箭步蹿到江青的卧室门前。张耀祠镇定了一下，推门进入室内。
江青见张耀祠猛然闯入，不由一怔，知道情况不妙，忙怒声质问道：“谁让你进来的？”
张耀祠并不回答江青的话，只是目光警觉地将卧室扫视了一遍，见无他人，这才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大声对着江青念道：“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泽东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4人进行隔离审查。”
还未等张耀祠读完，江青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顿时慌了神。蓦地站起来连问：“为什么？为什么？”
此时，张耀祠并没有正面回答江青的问话，只是用命令的口气让江青马上跟他走，江青并没有服从。
此刻，江青更主要的是借此拖延时间，冷静一下头脑，想想对策。这时，她要求进一趟厕所。
大约过了一刻钟，江青从厕所里走出来，神情沮丧，但仍故作镇静。
张耀祠向江青提出最后要求，请她立即交出保险柜的钥匙。
江青不答话，拒绝交出那把象征权力和地位的保险柜钥匙。双方进入高度紧张的对峙状态。
行动组的等待是有限度的，不断催促江青交出钥匙。江青说：“要交，也不能交给你们。”
随后，江青要了一个大信封，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串钥匙装进去，在信封上写上“华总理亲启”几个字，交给了行动组人员。
在解决江青之前，李连庆就已经奉命带着四名行动小组的队员，于10月6日晚赶到中南海毛远新的住处，对毛远新采取“保护审查”的措施。迟群、谢静宜等则由北京卫戍区派出力量负责具体解决。
在“文化大革命”中，新闻机构的特殊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在重大行动面前，对新闻机构的掌握决不可掉以轻心。
10月6日晚9时许，汪东兴指挥各行动小组将“四人帮”全部关押之后，按照事先制订的计划，华国锋立即命令耿飚、迟浩田等人火速赶到怀仁堂，并且亲自下达了接管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新闻机构的命令。
这样，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叶剑英、华国锋等人就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2、王洪文的穷奢极欲[2]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党、政、军一把抓，他在大力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整顿一切。他的整顿，就是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恢复中共八大的路线。他的整顿，实质上也就是彻底否定“文革”。王洪文成了闲人。他的工作，按毛泽东的安排，只是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如此而已。
王洪文牢骚满腹。本来就是杜康之徒的他，此时此刻，他更借酒浇愁。三杯黄汤下肚，牢骚脱口而出：“妈的，什么副主席，空头支票一张！”“什么主持中央工作，权全给邓小平夺了。哼，我只落得个抓抓读书班，比弼马温还不如！”他是个看不进书、坐不住的人，闲得无聊，无法打发那漫长的时光。他从“文艺旗手”江青那里借来一部又一部外国“参考影片”，看了起来。看罢电影，余兴未尽，有时还找来外国小说“研究”一番。看电影，看小说，还算安安静静。实在太闲了，闷得发慌，他去钓鱼了。钓鱼还不够味，他打鸟。这时候，他刚当副主席那阵子的拘谨、小心，一扫而光，露出了他的“原形”。消息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对王洪文作了安排：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实行这“三三制”之后，王洪文不能在钓鱼台逍遥了。他选择了上海作为“调查研究”的场所，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回上海去了——为时三个半月，也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三分之一。
1975年8月，王洪文回到了他的“基地”——上海。王洪文在上海是怎么“调查研究”的呢？上海市委招待处五位负责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员何关明、葛健、陈世章、朱友生、王珏，曾回忆如下：
王洪文，1975年夏天来上海三个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级别墅，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生活。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此外，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王洪文经常设宴请他的“小兄弟”、亲信吃喝，三个多月就请了20多次。他以视察为名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事先安排吃喝，要人家准备名酒名菜，每到一处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
王洪文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动。100多天之内，看了80多部电影。他还常常硬拉着工作人员打扑克、下军棋，玩通宵。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筐浮在水面，筐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橘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他在上海三个半月，穷奢极欲挥霍，据不完全统计，就花了二万余元。……
王洪文如此吃喝玩乐，半是政治失意，半是本性如此。到了上海，人们的心目中，他还是“副主席”，还是“接班人”。他乐得借这迷人的光环，悠哉游哉。他的“小兄弟”马振龙，成了他的“后勤部长”。据上海市轻工业局三位工作人员韩仁和、刘恩仁、吴行慎回忆：
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他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气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35条、酒心巧克力糖60盒、酱菜罐头20多瓶。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20只，王仅选去2只，耗费国家资金1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5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7个工厂、一个商店的40余名技术人员，花费国家资金11000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花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这一项就耗费国家资金1600多元。
如果说，在北京慑于毛泽东的威望，王洪文还不得不有所收敛的话，在上海他无所顾忌了。一班“小兄弟”围着他转，捧他，吹他。就连那个“老干部”马天水，也在宴会上举起酒杯，走到他的面前，献媚道：“洪文同志，你到中央以后，进步真大啊！”王洪文不忘“马老”在中共十大那关键时刻对他的帮助，赶紧举起酒杯，以吹还吹：“马老，在老干部当中像你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