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新闻传播学专业，与她年龄相仿，看到这个消息非常感慨。
如果不是因为在人生的某些重要时刻，遇到了一些好的老师、朋友，那么今天饿死异乡、为天下笑的这个人，搞不好也可能会是我。
时光倒回到15年前，我和她或许曾经在某一次讲座中擦身而过，或许曾经在某一个新闻媒体一起实习，我们或许看过同一本杂志、有过共同的朋友，甚至有过共同的理想：用手中的笔，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但我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在20来岁意气风发的年纪，在本世纪前十年那样一个社会变迁、思想激荡的年代，看到或者听到一些社会的阴暗面，然后试图从欧美经验中寻找答案，原本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她可能也曾经和我一样，第一次在书本中看到自由、民主、宪政的时候，心跳加快、眼神放光。
直到有一天，有人给了我一盆兜头冷水。
某次去中国传媒大学，见到了专门研究法国新闻传播史的C老师，他问我毕业以后打算做什么，我说要启蒙民众，要当公共知识分子——当时这个词还没有任何贬义色彩——没想到C老师拍案大怒：
民众用得着你来启蒙吗？
我如遭当头一棒，但内心依然不服，总想着找机会证明自己是对的。
那几年正是南方报系最后辉煌的时代，我和室友哥们基本上每期必买，还曾经报名参加一个以“基层政治经济”为主题的社会调研实践活动。
当时有媒体在某段时间集中报道过几起“强拆”案件，然后给我造成的感觉就是——到处都在强拆。刚好那年暑假，老家有亲戚遇到拆迁，我就带着问题和亲戚进行了一场对话。
我：这次拆迁，你们愿意吗？
亲戚：当然愿意啊，高兴都来不及。
我：为啥高兴？
亲戚：能拿钱啊，很多钱！
我：……有没有不愿意的呢？
亲戚：没有。为什么会不愿意？
我：比如价格谈不拢？
亲戚：当然是价格谈拢了才会拆。
我：如果没谈拢，会不会强拆？
亲戚：不会，不可能。
我：真的不会吗？
亲戚：当然不会。（开始用看傻逼的眼神看我）
我：听说有些地方会趁你不在家，直接把房子拆了。
亲戚：不可能，在我们这里绝对不可能。（说完转身走了）
后来我每次想起这段对话，都觉得自己可笑，等到自己工作挣钱之后更是想当拆迁户而不得。但是在当时，我确确实实是发自内心的担心这位亲戚被“强拆”了。
经过这次事情，我开始对“媒体”更多了一份警惕——不是说新闻一定是假的，而是提醒自己不要一看到新闻就冲动，也不要习惯性的“以个案推断总体”。
接下来的几年，更多的事件告诉我：社会是复杂的，不要轻易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全世界。
比如2011年甬温线事故之后，我在家里刷微博，看着舆论汹汹，以为马上就要天下大乱——但是当我走下楼去了大街、菜场、超市、公园，我发现世界和昨天并没有差别，大家依然上班、下班、逛街、吃饭，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不是不承认悲剧的发生，而是承认世界之大、承认自己的渺小。
多去亲身体验，多专注于具体的事件、具体的行业，努力解决具体的问题，少一些理想主义的宏大叙事和自我拔高——作为老学长，如果有什么经验教训要与如今还在这个专业学习的同学分享，大概就是这些了。
毕业工作之后，我依然会带着“哪种政治制度更好”这样的好奇心，一有时间就去世界各地看看。我去了英国、法国、日本、新加坡这些发达国家，也去了伊朗、肯尼亚、菲律宾、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用自己的眼睛和双脚去寻找答案。
我不知道AKID除了日本之外，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有没有去看过贫民窟，有没有思考过世界上除了欧美日韩之外还有100多个国家也采用了类似的政治制度、为什么发展却并不顺利？
如果我们认识，或许我们可以聊聊这些话题，或许多少能让她改变一点想法、生活得不那么偏激——时至今日，我也有一些政见不同的朋友，我们依然可以聊的很轻松愉快。
找一家小酒馆，点一份烧鹅，聊聊当年的师友、一起吐槽下新闻传播学，也聊聊国家的前途命运。
如果她不信，我就带她去看看全国各地的广场舞——我们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你看看，这像是要完蛋的样子吗？
除此之外，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告诉她，我的研究生导师在毕业前送给我的那句话：
坚持理想，面对现实。
无论是左是右，无论热爱或者憎恨，都要先让自己生存下去，只有吃饱饭了，才有可能公正、平和的去看这个世界。
我们或许会怀才不遇，但如果连饭都吃不饱，那一定不是时代辜负了我们。如果真觉得这个国家将会饿殍遍野，那就应该拿起武器去改变他们的命运，而不是坐在家里倒等着投喂。
我相信她也一定读过鲁迅：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别人可以把这句话当成笑话，但我们自己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