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行内人的话来说，整个世界正经历着从高出生率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这一“人口过渡”的下半段。这是一个许多国家都已出现的过程，最初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之后蔓延到1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20世纪又扩散到欧洲的其余地方。20世纪60年代，亚洲逐渐走上相同的道路，70年代，轮到拉丁美洲，80年代，连非洲的大部分地方也是这样了。出生率下降现在是一个世界性现象：除了哈萨克斯坦，再没有任何国家的出生率继续维持在高水平上，且持续上涨。各国模式全都一样，先是死亡率下降，造成人口膨胀，过了几十年，出生率突然极其迅速地下降。一般只要15年，出生率就会下降40%。就连也门，20世纪70年代的大多数年头出生率都为全世界最高，妇女人均生育9个孩子，如今这数字也减了半。一旦国家的人口过渡拉开了序幕，同一时期社会各个阶层都是如此。
不是所有人都看出了即将降临的人口转型，但的确有人做出了这样的预见。1973年，记者约翰·马多克斯（John Maddox）写了一本书，提出人口过渡业已放缓亚洲的出生率，却挨了保罗·埃尔利希和约翰·霍尔德伦居高临下的一番批评：
马多克斯在人口问题上犯下的一个最严重错误，是误以为“人口过渡”会缓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口增长。他预计，这些国家的出生率会像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那样下降。但由于最不发达的国家出现工业革命的可能性极低，这种说法似乎太过乐观了。但即便上述国家真的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而且是立刻就开始，其人口增长也会持续1个世纪以上——令世界人2100年达到200亿。
话音还没落，这段话就被事实给否定了。
有意思的是，没人真正明白该如何解释这一可以预见的神秘现象。人口过渡理论完全是一个让人费解的领域。出生率的崩溃基本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东西，因文化演进而出现，靠口口相授而蔓延，但又并不受上述因素控制。不管是政府还是教会，在这件事上都邀不了功。毕竟，欧洲的人口过渡发生在19世纪，官方并无鼓励，连相应的知识也尚未到位。就法国来看，它甚至是在官方鼓励生育的当口出现的。同样，在当代，很多国家没有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却仍然出现了人口过渡，拉丁美洲尤其如此。1955年之后，中国固然是靠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让出生率下跌的（从5.59降到1.73，跌幅达69%），但同一时期，斯里兰卡的出生率下跌却纯属自愿（从5.70降到1.88，跌幅达67%）。再来看宗教：就在教皇的后院，意大利的出生率猛降（现为妇女人均生育1.3个孩子），在非天主教徒的眼里，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当然，宣传计划生育显然对这一趋势起了推动作用，并加速了亚洲部分国家的人口过渡进程，但总体来看，它不过是廉价又方便地帮助妇女们实现了自己本来就想做的事情。英国的人口过渡始于19世纪70年代，正好碰上安妮·贝森特（Annie Besant）和查尔斯·布拉德洛（Charles Bradlaugh）写的避孕小册子变成了畅销书但谁说得清，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呢？
那么人类生育力大幅下降，到底会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很怪，排在榜首的原因，居然是儿童死亡率的下降。婴儿死亡的概率越大，家长生得就越多。只有当妇女认为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安活下来时，他们才会控制家庭规模，不再继续生下去。这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大多数受过教育的西方人都觉得（当然也合乎情理），贫穷国家的孩子活下来的越多，只会越发恶化人口问题……呃，言外之意就不用说了吧。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回忆道：“数不清有多少次，”演讲结束之后，好多听众跑来对他“小声说”，“要是我们救活了所有的孩子，他们长大之后不会挨饿吗？”答：不会。如果我们把孩子救活，人们会缩小家庭的规模。在如今的尼日尔或阿富汗，1岁儿童的死亡率在15%以上，妇女一辈子平均要生育7个孩子；而在尼泊尔和纳米比亚，儿童死亡率不到5%，妇女平均只生育3个孩子。但有时候两者也不必然相关。举例来说，缅甸的婴儿死亡率是危地马拉的两倍，生育率却只及后者的一半。
另一个因素是财富。收入更多，意味着你能养活更多的孩子，但它同样也意味着你能负担更多的奢侈品，让你远离不断生育。儿童也是消费品，但较之汽车来说，孩子更耗时间。每当国家走向富裕，人口过渡就出现了，但出现在什么收入水平上并无定数，而且，在同一个国家里，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生育率都是同时下降的。当然，还是有例外：也门的人均收入是老挝的两倍，出生率也是两倍。
这跟女性解放有关系吗？当然有。女性普遍接受教育和低生育率存在紧密的相关性，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生育率高，部分地反映了女性对自己的人生相对缺乏控制。迄今为止，减少人口的最佳政策，恐怕就是鼓励女性接受教育。从进化上来看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在人类这一物种当中，女性希望生育较少的孩子，高质量地抚育他们；而男性则希望生一大堆孩子，对抚养质量不怎么关心。故此，通过教育赋予妇女权利，节育的愿望就能占上风。但这里还是有例外：肯尼亚90%的女孩都能完成小学教育，但生育率却是摩洛哥的两倍，摩洛哥女童完成小学教育的比例只有72%。
这和城市化有关系吗？当然有。人们住在农村的时候，孩子能下田帮忙，可一旦人们离开农村进了城，住房昂贵，工作在家外面，大家庭就碍手碍脚了。大多数城市的死亡率都超过出生率——从来如此。它们是靠移民来维持人口的。可还是没法一概而论：尼日利亚的城市化程度是孟加拉国的两倍，出生率也是后者的两倍。
换言之，对于人口过渡，我们最多能肯定地说，随着各国变得更富裕、更健康、教育程度更高、城市化率更高、自由度更高，出生率会降低。典型的妇女或许是这样考虑的：现在我知道自己的孩子不会死于疾病，我不需要生育那么多；现在我可以找到工作养活孩子们，我不希望频频打断自己的事业生涯；现在我受过教育，能挣回薪水支票，我可以主动避孕；现在的教育能让我的孩子们从事非农业工作，我必须负担我生下的孩子们去上学才行，生太多了我供养不起；现在我可以购买消费品，我应该小心控制，别让家庭规模太大，收入太分散才好；现在我住在城市里，应该对家庭有个规划。或者诸如此类的想法互有结合。她还会受其他人以及节育诊所榜样的鼓励。
说人口过渡是一种神秘的渐进式自然现象，而非政府政策取得的成功，并不是说政府的政策没在背后出力。倘若非洲人口出生率缓慢的下降速度能加快些，恐怕能带来巨大的福利回报。倘若靠慈善机构或者政府援助开展一个大胆的项目，降低尼日尔等国的儿童死亡率（而不仅仅限于宣传节育），从而减小家庭规模，并把计划生育的消息传到农村，那么，到了2050年，非洲说不定能少喂整整3亿张嘴巴。
消费和商业是控制人口的战友，人们以消费者身份“进入市场”之后就会控制家庭规模，这一类的观点，知识分子们是不乐意接受的。患了市场恐惧症、倡导反资本主义“克己复礼”禁欲观的教授们才不想听这些呢。可两者的关系不仅存在，而且还很强。赛斯·诺顿（Seth Norton）发现，经济自由度低的国家跟经济自由度高的国家相比，前者的出生率（妇女人均生育4.27个孩子）是后者（妇女人均生育1.82个孩子）的两倍还多。此外，还有一个独特的例子能证明这一规则。北美洲的再洗礼教派，也即哈特人和阿米什人，基本上顶住了人口过渡带来的变化：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家庭规模很大。尽管（说是“因为”更恰当）他们禁欲般地强调家庭角色（所以反对培养任何耗费时间的爱好，包括接受高等教育，也反对使用各种昂贵的新工具），仍然实现了这样的成就。
好个欢快的结论。当劳动分工达到所有个体都彼此交换商品和服务的好个欢快的结论。当劳动分工达到所有个体都彼此交换商品和服务的程度，不再依靠自给自足，人类这个物种的数量大爆炸就停止了。我们越是彼此依存，越是生活富足，人口就越是趋于稳定，靠地球的资源足够养活。罗恩·贝利（Ron Bailey）发表了一通跟加勒特·哈丁完全不同的看法：“采取强制性人口控制措施是完全没必要的，经济自由实际上造就了一双无形而又仁慈的人口控制之手。”
较之人口爆炸，大多数经济学家现在更关心人口萎缩造成的后果。出生率极低的国家，劳动力迅速走向老龄化。这意味着靠储蓄吃饭的老人越来越多，处在工作年龄的纳税人却越来越少。这样的担忧虽然不无道理，但说末日将至也未免言过其实，毕竟，今天40岁的中年人到了70岁肯定还能高高兴兴地继续操作电脑，而现在70岁的老人继续操作机械工具就太困难了。理性的乐观主义者又一次为我们带来了宽慰。最新的研究发现了第二波人口过渡：非常富裕的国家一旦达到某个繁荣程度之后，出生率便略有增加。以美国为例，它的生育率在1976年触底，妇女人均生育1.74个孩子，而今这个数字已增加到2.05。24个人类发展指数高于0.94的国家里，有18个的出生率都出现了回涨。当然也有令人费解的例外情况：日本和韩国的出生率持续下降。宾夕法尼亚州的汉斯-彼得·科勒[（Hans-Peter Kohler）跟人合作开展了一次新研究，他认为，这两个国家在富裕以后，没能给妇女提供更好的机会去达成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所以才会这样。
总之，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有关全球人口的消息实在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当然要是进步来得更快些还会更好。人口爆炸逐渐销声匿迹，人口萎缩也有望止跌回稳。人们越是自由，越是过得繁荣兴旺，出生率就越是有望稳定在每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左右，完全不需要强制。这还不算好消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