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暂时没有能够代表美国联邦政府层面的官方明确承认。
首先，因为格鲁什自从向 ICIG 提交 PPD-19 文件起，他就已经无法代表政府了，他属于告密者，他的证词只能代表自己。
其次，non-human biologics（非人类生物体）与 intelligent extraterrestrials（外星智能生命）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而前者这一更模糊、更宽泛的用词，正是格鲁什给自己留的后路，毕竟他没有亲眼见到那些证据，只是听说而已。
再次，没有物证（这是最关键的）。
当然，结合上下文语境，他们一直在通过问答形式讨论的是 non-human origin craft （非人类起源飞行器），这个就有点意味深长了，大家自己品。
至于后者 intelligent extraterrestrials 这个用词，是那位女性议员南希·梅斯在前一个提问中使用的，她询问格鲁什：政府是否已经与外星智能生命发生接触？格鲁什回答：他不能在公开场合说这些。
不过，就在会议期间以及会议结束后，还有三条延伸新闻发生。
第一条新闻是，国会议员马特·盖茨在听证会上透露，最近他去某军事基地调研时，军方人员向他展示了不明异常现象的证据，其中包括一份 UAP 图像，他认为那不是人类的能力。
第二条新闻是，著名调查记者罗斯·库尔萨特在听证会次日透露，他收到一些机密简报，有人（目前匿名）声称持有能够证实格鲁什证词的证据，并且还能证实罗斯威尔事件是真实的，奥巴马和特朗普都聆听过相关机密汇报。
第三条新闻是，国防部全域异常解决办公室负责人肖恩·柯克帕特里克在会后通过“领英”发表公开声明，暗示格鲁什拒绝与他们交谈。目前尚不清楚柯克帕特里克指的是格鲁什拒绝与他们谈论那些关于报复和谋杀的指控，还是他之前在 UAP 特遣部队的工作。据报道，这些工作包括揭露美国政府隐藏的坠毁飞行器检索和逆向工程项目。如果是后者，那么柯克帕特里克的声明将直接与格鲁什在听证会上提供的部分证词相矛盾。
目前而言，作为吃瓜群众只能静观其变了。
接下来，我想从 UAP 术语演化史这个特殊视角切入，来聊聊我的一些看法。
Flying Saucer（飞碟）
1947 年 6 月 24 日，美国企业家、飞行员肯尼斯·阿诺德在华盛顿州雷尼尔山附近目击到九个飞镖形状的不明物体快速掠过天空，“飞碟”一词也随之进入了公众视野。十天后，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也目击到九个同样的物体。该事件被后世公认为现当代 UFO 调研史的开端。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不明飞行物，简称 UFO）
这个最广为人知的术语称谓，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由艾伦·海尼克博士提出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更严谨、更具有普适性地对这种现象进行定义。海尼克于 1948 年加入美国空军对 UFO 的调查项目“信号计划”，该项目后来改名为“怨恨计划”，并于 1952 年最终确定为大名鼎鼎的“蓝皮书计划”。
Unidentified Aerospace Phenomenona（不明航空航天现象，简称 UAP）
这个术语最早见于 2007 年由已故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发起的，藏在美国国防部内部的秘密调查项目“先进航空航天威胁识别计划”（AATIP）。主要变化是将“飞行”改为“航空航天”，以此明确观察到的一些东西确实具有“飞行器”属性，而将“物”改为“现象”，则是为了更广泛的定义，毕竟观察到的大部分 UAP 可以解释为普通的自然现象、大气光学现象。
Unidentified Aerial Phenomenona（不明空中现象，简称 UAP）
这个术语最早明确见于上述报告，它将“航空航天”替换为“空中”，意图就是进一步扩大术语的描述范围。
Unidentified Aerospace and Undersea Phenomena（不明航空航天与海中现象，简称 UAUP）
美国国会在《2022 年国防授权法案》的附录中明确了这个新术语。他们将之前术语中的“空中”一词又变更回“航空航天”，同时增加“海中”一词。当时外界普遍认为，国会借此暗示：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已经可以确认是某种航空航天装置，而非广义上的“空中”现象，且他们已经拥有不明航海物体的案例，说明这些玩意可能确实被观察到了跨介质航行的迹象。
Unidentified Anomalous Phenomenona（不明异常现象，简称 UAP）
这是国防部新近成立的“全域异常解决办公室”给出的最新定义，本次听证会开始明确使用该术语。此举就是要明确告知大众，他们关注的就是那些未知且异常的现象，而不是气球、塑料袋、鸟类、风筝等等。至于有多“异常”呢？本轮听证会上弗雷沃和格雷夫斯已经告诉大家了。
当然，大众更关心的是这些“异常”现象发生的频次到底有多大呢？根据“全域异常解决办公室”负责人肖恩·柯克帕特里克博士接受美国 ABC 新闻广播电视台采访时的说法：在所有军方和情报界报告的案例中，那些真正异常的案例大约占比 2% 至 5%。
根据全球著名的伯克利空间科学实验室 SETI 项目中一名科学家的假设与测算：
- 美国现役飞行员有 28000 人，他们每人每年飞行 200 个小时，那么全年飞行时长为 560 万小时。
- 假设这些在观察识别方面非常可靠的飞行员每飞行 1 万小时出现 1 起误报（即设定假阳性率为 0.01％），则全年有 560 份错误报告。
- 美国情报机构全年收到的报告大概在 750 份左右，这实际与 0.01% 假阳性率得到的数据非常接近，处于同一数量级。
他想表达的结论就是，即使是极低的万分之一假阳性率也能产生每年几百份的误报，如果假阳性率为 0.1% 呢？
当然，他也进一步说明，飞行员肉眼观察并不是单一的输入，还有各类军事传感器交叉验证，所以万分之一这个设定还是相对合理的。但是，那些真正异常的事件的样本量还太小，目前不足以给出科学合理的假阳性率量化指标，那么真阳性率（真正异常且被判定为异常的事件的频次）也就无从说起。
所以，无论是国会，还是国防部，抑或 NASA 的独立研究小组都反复强调，需要收集更多的数据以待验证，同时需要推动尽快立法：一是消除社会层面对这一问题长久以来的污名化影响，二是保护证人。这样才能有更多的经过军事训练的观察者敢于站出来提供案例，从而获得更多像尼米兹案例一样的真正异常的优质样本。目前还没有到可以下结论的时候。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