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很正常，毕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关于抗战时期日军战争罪行的研究都处于一种被“冻结”的状态。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的爱国运动中，日军的战争罪行就被用作反美宣传，从而弄出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例如南京市委在1951年2月25日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指示》中，就明确指示道：
“在已经进行过对日寇侵略罪行控诉的单位，则不一定再从控诉日寇侵略罪行开始，可以结合回忆和追念抗日战争中殉难的人民烈士和民族英雄，以发扬民族气节，再引导群众进行仇视、蔑视、鄙视美国的观念。”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得出的结论简直自然是匪夷所思：
当年在南京保护、救助难民的外籍人士，尤其是留在南京的美国人被严重丑化。如当年参与救助南京难民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重要成员、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茨，被描绘成“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 让日寇集体屠杀了。”曾参与救助难民的金陵神学院美籍教授宋煦伯，也被丑化为“参与1937年底日寇在南京大屠杀的凶手之一”。
而随着时间进入六十年代，由于政府确立了将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的外交思路，开始奉行对日睦邻友好政策，因此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研究与宣传更是被全部叫停。
在这一时期，讲述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战斗的青春》被责难为贩卖现代修正主义，扣上了“大毒草”的帽子；梅汝璈大法官因为撰写了《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而被扣上了“煽动民族仇恨”的帽子，被迫多次作检查，而他在临终前准备撰写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一书最终也未能成书。
当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高兴祖先生，曾在60年代初期组织师生在私下调查走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查阅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写成了《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这本书原本计划在南京大屠杀25周年时出版，但却被上级紧急叫停，理由是“在当前强调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友谊之际，不宜出版”。
而这种长期的漠视态度，对于后来国内研究日军战争罪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要知道，中国正式对南京大屠杀开始研究时已经是1983年，距离当初已经过去了整整46年，大量的当事人或是已经过世，或是流散各地，文献与证物也因为多年来疏于整理而难以寻找。
例如在寻找大屠杀幸存者上，南京市在全力普查之下最后才找到了1756位。其中本人亲身受害而又死里逃生的176人、亲属被日军杀害的有544人、妇女被日军奸污的有44人、自家房屋被日军放火烧毁的29人、亲自目睹日军烧、杀、淫、掠暴行的948人、亲自参加慈善团体组织的或被日军强拉去抬运、掩埋死难同胞尸体的15人。相比南京大屠杀那数十万的遇难者，这个人数实在是少的令人尴尬。
因此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在《关于收集、整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史料的方案》中也无不痛心的写道：
……这件工作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否则，我们将既对不起数十万死难的同胞，对不起我们的列祖列宗和我们的后代，也有负于全世界人民的良心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