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布特对城市的疏散有其实有不少意识形态的因素。首先必须要了解的是柬共对柬埔寨社会的分析和把握。基尔南在书中就提到了这一点：
这些1971年的西南区文件中，还提出了另外两个重要的要点。第一，社会分析：柬埔寨被认为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它的社会被分为五个阶级（封建阶级、资本主义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这些阶级又分为不同的“层次”（sratop），非常符合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前中国的分析。柬共非常重视封建地主（sakdephum mchas dei）对农民的剥削，尽管正如威廉·威尔莫特指出的那样，高棉农民最严重的负担是对华裔高利贷者的普遍负债，这些人在这些文件中没有提及。相较之下，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印度支那共产党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将柬埔寨社会描述为“新生资本主义”（尽管“有许多封建主义的残留”），在第六章中讨论到的胡荣1964年的著作中也暗示了类似的观点。
与此观点相关的是文件完全并正式遵循“工农联盟”的战略。工人阶级理论上被认为是联盟的“领袖”，但在文件中被分为两类——“纯工人阶级”和“部分纯工人阶级”——甚至前者在实践中也被忽视：“在农村最为首要的是把三类低层农民作为【革命的】基础。在城镇里，一定要把整个小资产阶级作为基础。”因此，没有组织城市工人阶级，甚至是城市穷人的政策。不管党定了什么，这些团体确实是城市社会的“基础”。柬共的这类声明可以被视为1975年决定疏散这些城市的直直观前兆。在1977年的一份讨论国家民主革命历史的文件中，我们将毫不奇怪地看到：
我们清楚地决定了什么是革命力量。劳动农民力量是基本力量。其次是承诺追随革命的民族小资产阶级和资本家。具体地说，我们并不依赖于工人们的力量。工人们是公开的先锋，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成为先锋。事实上，我们只有农民。因此，我们没有复制任何人。
从这些社会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柬共并不重视城市地区工人阶级，甚至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家都有“统战价值”。这就意味着城市在柬共眼中成为了一种纯粹资本主义的象征：
1975年8月，柬共党刊《革命旗帜》上的一篇文章的作者警告说，尽管城市人口已经疏散，“他们的经济基础已经崩溃，但他们的观点仍然存在，他们的愿望仍然存在。（顺带一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幸存者在1979年返回重建首都。）当然也可以说，柬共中央试图创建的那种社会的“经济基础”早在18世纪以前已经“崩溃”了，尽管传统社会的一些元素是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尤其是在柬共中央。虽然疏散金边背后的意识形态更加多样化，但寄希望于一个城市的毁灭将改变历史所形成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也流露出了相似的执念。《革命旗帜》继续说道：“私有制……没有力量反对我们。因为我们不给它时间来加强和扩大它的力量，它就会彻底崩溃和消失。如果我们保留了金边，它就会有很大的力量。的确，在农村时，我们比私有制更强大，影响力更大。但在金边，我们就会成为他们的卫星。然而，我们并没有把它们留在金边。因此，私有制没有力量”。21区的一名农民后来回忆说：“1975年4月17日以后，党不再说工人是基础。”
不仅如此，美国的轰炸和越南的和平谈判不仅仅加强了柬共本土强硬派对党内其它亲越温和派系的优势和清洗行动，更是让疏散金边有了充分的理由且不可阻挡：
1973年是柬埔寨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那一年，美国的轰炸产生了几个重大影响。首先，它大批杀害甚至摧毁了一些柬共的正规部队（根据第七空军指挥官的说法，总共有16000人。）在1973年7月包围金边期间，西南地区部队的伤亡特别严重，这可能有助于使柬共中央的权力平衡对其自身有利。第二，平民生命和财产的广泛损失使大量新兵进入革命队伍，这些新兵的动机往往是出于报复，或者是积极的政治或社会目标。这对相对温和的柬共领导人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他们被狂热分子压倒，就像周成和浦才在争夺西南控制权的关键斗争中输给了切春和图林一样，显然，贵敦在北方的地位，与军事指挥官柯袍的关系，也被那里的轰炸的影响严重削弱了。如果所有这些人都能坚持自己的立场，柬埔寨在20世纪70年代剩余时间里的历史很可能会有所不同。
第三，许多农民不仅认为自己是美国政策的受害者，也认为自己是柬共和越南劳动党未能就战略协调达成一致的受害者，他们得出结论，高棉人和越南人之间的密切合作不再可能，甚至不再是可取的。
第四，1973年对桔井、磅德拉、安塔逊和磅德等城镇的撤离，在轰炸的高峰期并不是一种不正常的措施。（前12月，越南北部各城市的命运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但它也为柬共提供了一个先例，利用这一势头，在轰炸停止后来进一步推进发动共产主义战争。“民主革命”，既是美国空战的产物，也是其“资本金”。由于听说过战争的影响或者实际上在1973年经历了它，当1975年第一批抵达首都的柬共部队宣布每个人都必须离开，因为美国即将轰炸这座城市时，许多金边的居民倾向于相信。
轰炸播种了混乱，柬共中央随时准备收获。它不仅使运动的根基硬化，但也阻止了不可避免的叛乱胜利在1973年实现，当时柬共中央的国内和外交政策极端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远没有普遍接受，尤其是在东部。尽管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共产主义的经典策略，但很少有共产党领导在其战线内遇到这样的抵抗，包括公开的（和暴力的），即使是一些忠诚的政党追随者也是被动的。
在基尔南看来，如果没有美国的轰炸，柬埔寨的命运可能会被改写：
因此，如果1973年革命如预期的那样战胜了朗诺，那么这些城市就极不可能被成功下令撤离。此外，由于城市对朗诺的幻想已经普遍破灭，西哈努克在那里重新获得了他以前的大部分声望，因此他的地位将更加稳固(在农村也可能仍然很强大)。数百名在河内训练的高棉干部不仅可以逃过了秘密处决，而且，就像“国内”共产主义者一样，他们倾向于城市或工人阶级的行动，他们在城市也有潜在的基础。这个基础将严重限制中央的行动自由。早已被柬共中央认为是“在各方面控制革命团体”关键的“长期斗争”的策略，也可能会被战争的提早结束所阻碍。此外，同样对该战略至关重要的柬埔寨共产党中央-越南劳动党的冲突将会被限制，因为无论是干部还是人民都不会认为越南人及其和平谈判是美国轰炸或柬埔寨持续战争最直接的潜在罪魁祸首。例如，当西哈努克在1973年中期宣布因为北越在停火后停止了物资供应，金边将在“许多年内”不会被占领，他意识到胜利不再触手可及。
如果不是因为“当局停火战略的核心”，即使西哈努克拒绝与朗诺谈判，这些供应品也永远不被需要。如果高棉人不再需要支持现在愈演愈烈的美越冲突，他们就可以避免未来的许多苦难。正如法国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统治和不妥协促使高棉共产主义运动从民族主义运动中发展出来一样，美国的干预和轰炸对该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的极端主义蜕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美国的轰炸也促使柬共在宣传上不仅将金边视为资本主义的代表，更视为美帝国主义的象征以及为他们带来轰炸的罪魁祸首：
共产党干部告诉爆炸受害者的年轻农民，“杀鸟”来自“金边”（不是关岛），金边必须为其对柬埔寨农村的袭击买单。在爆炸结束的那天，在弹坑里发现的柬共宣传传单就这样抨击“金边战士”——柬共发誓，他们很快就会被击败。民众对美国轰炸事件的愤怒，可预见地被柬共操纵，对金边的200万居民、温和派红色高棉和朗诺政权一样致命。
这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让基尔南这样讽刺基辛格和尼克松：
基辛格当时的观点更为敏锐。在1974年写给金边美国大使馆的电报中，他指出，在柬埔寨西南部等地区，越南人实际上与高棉共产主义者发生了冲突，他们“不仅在国外没有受过多少训练，而且可能对在越南北部受过训练的人不满并与之竞争。”“高棉共产党人，比如沙洛特绍，”他有先见之明地说，“很可能是仇外的……当涉及到越南人时。”
1974年，基辛格不确定柬埔寨的叛乱活动徒有“中央控制的外表”，实际上是“地区性的”和“派系化的”，还是以波尔布特为中心的“真正的力量”。悲剧的是，前者在1972年基本上是真的，后者在1974年基本上是真的，基辛格和尼克松对这一变化负有很大责任。他们试图重写这些记录并不奇怪。
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极端化下，对金边的疏散也是某种战略需要：
1975年4月17日解放后，立即召开了面向内阁部长和所有区域和地区书记的特别中央会议。波尔布特在大会上提出了8点:
1.疏散所有城镇的居民。
2.废除一切市场。
3.废除朗诺政权的货币，并保留已印制的革命货币。
4. 所有佛教僧侣还俗，让他们种植水稻。
5. 从最高领导人开始，处决朗诺政权的所有领导人。
6.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饮食。
7. 驱逐所有越南少数民族。
8. 派遣军队到边境，特别是越南边境。
对金边的疏散同样被作为未来可能对越南的战争做准备。波尔布特所设想地正是从越南手中夺回下柬埔寨，然而与越南的冲突最终招致了其政权的灭亡。这可以说是柬埔寨革命民族沙文主义战胜共产主义的最直观展现。
因此，抽象地设想波尔布特不疏散金边毫无意义，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