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应该可以这么说，

原版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影响很大，但是他基本上在西欧是社民化了的。并且当时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这一家，而是有很多批判的矛头，马克思主义也只不过是一部分信仰者。

但是与现在的人理解不同，在一开始，马克思主义影响世界，不是通过他的伦理性和乌托邦设想影响知识分子，而是通过他的“科学性”。当时的人认为，马克思用严格的逻辑证明了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当然我们现在的人已经不再这么认为了）

但是苏联的建立，他之所以能够影响那么广大，不是别的，就是“苏联的建立”这一点就可以了。他让很多人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一个虚头巴脑的事情，而是切切实实的事情。

所以当时西欧的知识分子，即使看到了苏联各种问题，他们也会同情性地认为，对于一个乌托邦的建立，这些问题和暴行都是可以容忍的。

梅洛庞蒂的辩护最为典型，

他所著的《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中说，认为“对共产主义或苏联的任何批评”和“对民主政权的任何辩护”都必须置于“整体性”理解之中，也就是“不能通过脱离背景的孤立事实作出判断”。他依据列宁关于不应该把普遍历史的观点用于每一个地方历史的插曲中这一看法，断言苏联目前曲折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总体历史的揭示，也许就显现为唯一可能的道路”。

1950年1月，萨特和梅洛-庞蒂联名在《现代》杂志上发表文章《我们生命的岁月》，强调他们不想在受害者中间做出选择：在希腊也有压迫，在法国殖民地也有屠杀，为什么要在苏联集中营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这在梅洛-庞蒂的《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中已有阐释：既然“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和德雷福斯事件都没有影响雅典和法国的‘人道主义’名声”，同样，“没有理由要给苏联适用不同的标准。

不打一战就基本不会有十月革命。也就不会有苏联。

那么让欧洲上千万青年人去填战壕，是不是洗脑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