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外情报战，是美国的一项国策，就像我们的一带一路，是国策。
既然是国策，就有美国宪法作为基础，立法作为支撑。从1978年开始，美国国会每年都会通过一份情报授权法案，俗称IAA。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就是对美国行政机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等等，总之就是整个美国情报界机构（在美国也叫IC机构））在全球架设的情报体系，进行法律授权（主要就是拨款）。
今年执行的情报授权法案，是去年7月公布的（每年10月1日是美国国会确认的下一个联邦财年的第一天），当时美国国会议员Adam Schiff直截了当说：这个法案有助于我们和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竞争。
今年的现在还没公布，6月22日刚刚提交给参议院（下图），现在还在走立法流程，最近一次更新是7月13日。
美国这次所谓的在华情报网络重建已经取得进展，进展内容基本全部来自这部法案。
我从2016年的法案原文里面，梳理一下涉华内容（这些内容就是美国在华情报网络的实际组成部分）：
2016年：美国情报界收集中国南海和中国东海资源和态势的报告；
2017年：需要关注来自中国、俄罗斯、朝鲜的长期影响；在与中国商业实体共享情报时，美国必须考虑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的安全情况（第6307条）；
2020年：评估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的情报；评估中国对台湾的影响力报告（第5513条）。
比如403条写道：
评估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互惠关系
在本法颁布之日后，不迟于一年，主管情报与研究的助理国务卿在与国家情报总监及助理国务卿认为相关的其他情报部门负责人协商后，应向国会情报委员会提交以下文件：
（1）一项综合评估，确定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安全、外交、经济、金融、技术、科学、商业、学术和文化领域没有互惠关系的关键领域。
（2）一份综合评估，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在第（1）款所要求的评估中确定的领域缺乏互惠，是如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优势的。
美国对中国的情报战，在 2017 年之前，围绕的是军事挑衅；2017 年到 2020 年，围绕的是政治抹黑；2020 年至今，则是全方位竞争。
比如，在 2021 年的报告里写到：中国已经变得更加自信。它是唯一一个有可能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从而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也就是美国的霸权体系）发起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
奥巴马时期，美国还没有把我们放在头号竞争对手的位置上，所以美国情报工作的重点也不是针对我们，而是放在了反恐和俄罗斯上。2015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说，美国应该将情报资源更多地分配到反恐和俄罗斯上，也应该适当向中国倾斜，尤其是要密切关注中国军事现代化进展，以及减少误解和误判风险。这些都需要大量情报工作才能落实。
特朗普时期，美国已经开始把我们放在头号竞争对手的位置上了。所以情报工作的重点自然也倒向了中国。就是在这个时期，美国对华情报战从军事领域扩大到经贸领域，在意识形态战方面也投入了更多资金。2018年的《与台湾交往法》，2019年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2020年的《台北法案》，以及之后的《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香港自治法案》等等，都对情报部门的工作进行了大量细化规定和配套的资金支持。
拜登时期，中美进入全方位竞争阶段，美国对华情报网络建设和工作布局基本上覆盖了中美在外交、国防、经济、科技、意识形态等等战线上的所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