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的一些谣言：
武昌起义的爆发就与谣言有很大的关系。在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在制作“ 炸药时发生意外，起义计划暴露”，此时有则谣言为“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后来这则谣言演变为“清政府正在按有无长辫捉拿革命党人”，再是“捕杀剪辫士兵”，然后是简化为“捕杀汉族士兵”，显然，当谣言发展为“捕杀汉族士兵”时，事情已经不再仅仅关于革命党，而是关涉到整个新军中的汉族士兵，从而将汉族士兵与清政权对立起来。
谣言的变化体现出传谣者记忆中的种族对立因素被激发，假如是革命党人有意为之的话，那就是他们利用满汉民族矛盾来进行革命宣传。
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成都，1911年12月9日夜间，“在流传的许多谣言中，有个谣言说：‘满族人在外面杀人。’”此则谣言主要强调的是“满族人”在杀人，而在各地光复的过程中，的确发生过“像西安和武昌那样因汉人屠杀满人，或像南京那样因满人屠杀汉人”的谣言。其实成都的谣言之来源，是在9日“那天早晨，孙泽沛率领的同志军偶然遇见一批巡防队从南门带走掠夺的东西。他们立即开枪，打死了好几名抢劫犯，其余的人在满城内避难。
后来，同志军与满族将军议定：收缴这些避难者的掠夺品和武器，然后驱逐他们”。
1910年，江苏宜兴县就产生“查取男女生辰，为修筑铁路镇压黄河桥工之用”的谣言致使民众“以调查者均系学界中人，遂触发其仇视学堂之积忿。鸣锣聚众，将各学堂焚毁，并捣毁办理学务诸人之房屋”。
在江苏“江宁县南门外铁山桥乡民，误听谣言，谓调查户口，不利于居民，遽于是日将调査员钟国政及董事仇炳南殴伤，又拆毁董事司文成家”。
在通州如皋县“系因学董顾西安兼任调査事务，不知因何详询各丁口之年月时日，乡民谓大吏告示，只查年岁，因是妄生疑虑，适某户疫死三人，登时谣诼蜂起，谓学堂将人八字卖与洋人”，致使“群谋毁学”，许多房屋被打毁，甚至将官轿打碎，官员被殴受伤。
诸如此类调查户口事件在当时时有发生。
清末还有些其他与群体性事件有关的谣言。在年东三省“竟有一人一马一杆枪，好吃懒做入大帮之谣”。1910年，在河南长葛县有“加征地丁之谣言”，使“乡民拥至县署探问，不逞之徒，意欲乘机劫物，乃率众捣毁大堂，并及内宅”。
在1906年10月初，农历中秋节前后，湖南“麻石戏场三处每日聚众数千，谣言更盛，甚至有洪江会即日起事之说”，于是萍乡、浏阳、醴陵“三县官绅乃密谋联合，于八月二十日（月日）派城防勇突至麻石会捕会党，党人猝未及防，遂不战而散，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死亡”在此紧急情况之下，促使原本准备在次年月发动的起义提前爆发，此即著名的萍浏醴起义。
清末谣言作为一种畸形的社会信息形态，与当时清政府垄断各种信息或者暗箱操作太多，社会大众全无知情权等有密切的联系。
虽然从19世纪70年代起电报在中国越来越多地用于官方信息的传达，但是在所传信息的内容上却没有多少改进，官方内部垄断信息，除了公布一些政务上的举措之外，其朝政内幕则多被内廷严格控制秘而不宣，而且某些朝廷政府事务本身也不适于对外公布，致使当时的地方官员纷纷在京师安排亲信和眼线，以刺探官场和宫廷内幕。
即使是官方通过正常渠道传播的消息，其内容的真实性也大打折扣。这为谣言的生发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摘编自：罗福惠、郭辉：《谣言对清王朝统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