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学者的声望来自于其学识，其思想的独创性，而有些学者的声誉来自于他所处的时代。
胡适的声誉来自于他所宣传的那些符号，尽管其对这些符号的理解并不深刻，也无推进，但那个符号却是时代的呼声。可以说，是时代把胡适推到了他的水平不匹配的高度，而新时代的发展使他回到了自己的正常位置。
即使 是稍有识见的西方历史学家也早就明白，以抽象的观念(例如以美国的自由观念)来牢笼中国革命 的现实进程实在是荒诞无稽的。例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到中国的杜威，曾对他的学生胡适说:军阀和现代教育不可能并行不悖;而我们可以同样在历史上得 出结论说: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中国革命不可能并行不悖。“……杜威于1921年7月11日离开上海 时中国共产党刚好要在那里成立。……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在共产国际阳光照耀之下，变得暗淡无 光。显然，美国的自由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虽然它作为主流思潮后来又苟延了15年。”(费正 清，第243页)费正清清晰地意识到，在中国革命之现实的历史面前，抽象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