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宗主国通过与殖民地签署不平等的《贸易协定》，突破了殖民地的关税壁垒，殖民地被迫奉行自由市场政策。列强先用鸦片倾销完成原始财富掠夺，再用工业化生产的便宜日用品占领殖民地市场，工业化集中生产的优势并非殖民地小作坊和行会能比得上。殖民地政府难以推行工业化改革，与列强竞争，而殖民地人民的普遍赤贫又进一步加剧他们没有购买力，只能买廉价的工业品。
比如1838年的《英土通商条约》中规定英方在奥斯曼采购原材料不需要支付关税，货物进口关税3%，出口关税则为12%。奥斯曼此后又与其他列强签订条约，平均关税7.5%。低关税符合自由贸易的原则，与亚洲国家平均税率相当。相比之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拉丁美洲和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平均关税率约为 30%，是奥斯曼的四倍。
尽管此时奥斯曼在安纳托利亚西部交通枢纽兴修铁路和邮政系统完成集权，工业化农业生产也令产量大幅提高。受益于政府铺设的铁路和往来于君堡和黎凡特的蒸汽船，商品运输成本降低，19世纪改革以来奥斯曼经济繁荣，年经济增速2.5%，在1857年达到增速峰值。
问题是，本土市场全部被低关税带来的廉价工业品倾销，纺织业从1820年国内工业占比97%，到1870年占比只剩不到40%。由于国内市场流失，剩余产量再多本国都赚不到钱，而关税也被列强所掠夺。原本进入城镇工厂的手工业者被迫离失业，再次转向农业生产，甚至出现Pamuk所谓「去工业化」的浪潮。而这也形成恶性循环。
没钱你还想推行坦齐玛特改革？想买机器办实业完成工业化？那不就只能靠借外债。2亿英镑外债借了总要还吧，又不是克里米亚战争打输了宣布国家破产就能真不还钱外债凭空消失。然后1881年就成立国债管理处，先拿关税进行抵押。管理委员会不仅有权负责征集税收，且有权干预奥斯曼的预算。通过这种方式，列强代理人不仅控制了奥斯曼盐和烟草的专卖收入，以及印花税、酒税、渔业税与一些省份的丝税和其他税收，操纵着奥斯曼的经济命脉。最后结果就是哈米德二世越还债欠的越多，凯末尔都继承了一部分债务。
再比如英国在阿萨姆地区种植茶叶成功，清廷十分担忧印茶销藏问题。1892年，四川总督刘秉章在给清朝总理衙门的电报中就感叹道：四川的茶叶全靠销往西藏才能得利，而这些收益也都用于治理西藏，但是英国人已经开始从印度向西藏贩卖茶叶。这直接导致四川的茶叶滞销，治理西藏的银子也没有了着落。长此以往不仅西藏会难以管理，四川的茶农也会失业，不是饿死就是成为盗匪，影响安定。
补几张清末朝廷收入图，可以看到即使是对外降低关税后、5%的关税收入，也占到清廷岁入的20-30%之间。列强这种经济掠夺的效果是非常惊人的。
摘一组《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的数据：
日据时期台湾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上，出口商品构成变化不大，以米、糖、茶、香蕉、凤梨罐头和酒精为大宗，进口商品相对于日据前有相当大的改变，即从最多的鸦片贸易转为工业制成品。
台湾出口商品中，米、糖比重不断上升，合计占输出总额比例由1896年的21.43%上升为1905年的48.52%、1920年的73.67%和1930年的74.82%。而原占出口首位的茶则从1896年的51.37%下降到1915年的10.86%，1935年甚至只有2.67%。樟脑也从1896年的21.48%降为1910年的6.6%，1930年只有0.97%。从整个输出商品构成看，明显地呈现出向少数商品——米、糖集中的趋势。这表明，台湾已经逐步成为日本殖民者的粮仓和糖库，台湾经济发展的畸形特征在对外贸易输出商品结构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与出商品集中的趋势相反，进口商品相当的广泛。占前几位的是肥料、纺织品、烟酒、铁及铁制品，殖民地作为宗主国商品倾销地的作用在此得到显现。应引起注意的是肥料输入的大幅上升，随着蓬莱种的普及和甘蔗种植业的发达，对肥料的需求量与日俱增，1920年代中至1930年代中期，肥料成为台湾输入商品的最大宗。肥料的大量输入助成了以对日出口为导向的台湾稻作农业及蔗作农业的发展，强化了日本殖民者对米、糖资源的控制，并使其得以在进与出两个方面影响和操纵台湾的农业经济。 倘若将台湾进出口商品划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两大类进行比较，则可更进一步了解台湾对外贸易的性质。
显然，台湾出口商品的90%以上为初级产品，其中最主要的是食品（其实就是砂糖及其副产品），平均占出口总值的80%。进口商品的70%为工业制成品，食品类进口的主要商品是烟、啤酒等消费品，另外还进口部分东南亚大米，这大概是为了将较适合日本人口味的蓬莱米尽可能地运到日本去。这种由殖民地提供初级产品而由宗主国提供工业制成品的贸易关系，反映出典型的殖民地贸易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