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我大学时期看过一个电视调查，关于稅在国内商品价格所占的比例，结果显示大部分商品都处于30%-40%的区间内，部分接近一半（也就那个比烂之下相对宽松的年代才会有这种新闻调查了），这还不算其他各种各样的重稅，特别是世界前列房价这种数额相当大的隐性稅。
要是这些都像日本那样写在商标上，会怎么样？
而且那边商品的税率普遍在8%-12%，也就是余下的价格都是分摊到上游到下游各级的利润，没进大藏省口袋，而增加了农民，工人，雇员，企业主的收入，特别是其基尼系数才0.3+。
很多人以为当下遇到的难题是历朝历代的中期，改格之前，事实上90年代从分稅制到房改，这一系列其实就已经是历史上汉桑弘扬变法，唐杨炎两税法，宋熙宁变法，明张居正变法，清太平天国时期的包稅制2.0。
（一方面海关外包洋人，一方面地方包给督抚，随意盘剥，只要上缴足额稅，灭亡前从民间盘剥最高达年入3亿两白银，这还不算地方从收割分账的，民间极速困顿化，也成了民营资本，工业无法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因为当时还没形成全球化贸易链，工业生产，科技进步更依靠内部市场，而民间消费能力严重不足，财富都聚拢到朝廷与地方督抚手中）
明代张居正变法聚敛财富的套路就是稅收锚定白银，让白银成为主力而代替原先的实物稅，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量实物稅被挤兑白银，导致白银价格越来越高，实物，比如粮食，棉帛，麻以及其他农产品，副产品，手工业品价格暴跌，民间财富疯狂往顶层聚集。
唐德宗时期杨炎两税法也是这么搞的，代替了原先的租庸调制，进而被称为唐宪宗“元和中兴”的基础，然而事实上在两税法后实物价格暴跌，唐朝百姓民不聊生，抛弃土地整村逃亡的情况愈发严重，因为农业生产不足以缴纳愈发恐怖的稅收，而唐庭在短期内朝廷收入就超过了此前的一倍，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而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事实上土地财政，房地产就是历朝历代中期“改格”那个锚定货币，只不过唐代那个货币是铜钱，明代是银子。
但有趣的时，唐实行两税法后，出现了铜钱荒这样的严重通缩，成了唐后期覆灭的主要原因，明代同样，张居正变法后白银也通缩了，财政在短期竭泽而渔后进入了愈发困难，难以解决万历援朝带来的财政赤字问题直到大明灭亡。
再看看赛国，房子作为90年代改格的新锚定物，容纳了大量的“后清宝钞”，而且依照前者为锚点，继续疯狂发放宝钞，但竟然逐步进入通缩局面。
因为民间财富无论铜钱，白银还是房子，他只是锚定物，并非拥有实际价值，而赋予他价值的是社会购买力，只有社会总购买力能够支付锚定物所等价出来的社会商品总额的时候，这种等价物，货币才有相应的价值，不然购买力（消费）不足，锚定物的价值也会处于通缩状态，也就是PMI,CPI,PPI一起降的局面，特别是如果统计真实的话，那些数据会更难看得多。
（当下已经是历朝历代中期变法后副作用严重涌现的末期局面了，而非变法之前）
回到主题，是不能让大众形成纳稅人意识，因为一旦意识到了问题严重性，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就如同近些年大众骡马意识到了自己吃不到眼前那根胡萝卜，只是被忽悠的畜力，所以普遍有了强烈的躺平心态，那种日式几百万宅在家里的平成，令和废宅倾向很明显。而且不光不工作，不产出，还躺平吃养老金，社会也逐渐不以啃老为耻，大众都理解摆烂，非暴力不合作心态，明白东亚这套驭民五术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