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有没有把近代的耻辱归结为奥斯曼帝国的异族统治？

这个问题本身和下面的回答影射、键政的色彩都太浓厚了，以至于压根就不是在讨论历史。我本身对奥斯曼土耳其历史关注的方向不在阿拉伯这一块，不过感觉有义务把这个题目往回掰一掰。权且抛砖引玉，期待有专门做阿拉伯世界研究的老师可以在本问题下做出更专业的回答。关于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人的统治，比较新的研究首先推荐 Mostafa Minawi 的Losing Istanbul: Arab-Ottoman Imperialists and the End of Empire。该书通过对伊斯坦布尔的 Azmzade 阿拉伯显贵家族的研究，说明了即便在奥斯曼帝国已经越来越走向土耳其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的时代，不少身处权力中央的阿拉伯人依然坚持着对奥斯曼帝国的忠诚，而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泛伊斯兰主义政策在19世纪末 还拉拢了一大批阿拉伯精英阶层。所以在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成功、奥斯曼帝国二次立宪、恢复议会以后，我们看到议会里阿拉伯议员所占比例是很高的，其中很多直到一战还保持了对奥斯曼帝国的高度忠诚。想要了解其中的原因，上述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指南。同时，土耳其史学大家Selim Deringil 编纂的The Ottoman Twilight in the Arab Lands: Turkish Memoirs and Testimonies of the Great War 则能够比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一战过程中，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是怎么样看待阿拉伯大起义的。此外，如果你想要了解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阿拉伯人“通史”，比较推荐的著作是 Bruce Masters 的The Arabs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16–1918，以及 Jane Hathaway 与Karl Barbir 合著的 The Arab Lands under Ottoman Rule: 1516-1800。前者更关注社会史与经济史，而后者则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有更正面的评价，并且直接回击了将奥斯曼帝国四百年的统治都看成黑暗统治的民族主义观点。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很好的一点是它同时也强调了阿拉伯地区内部的多元性（多民族、多文化、甚至多宗教），这本书也可以看成是对题主问题预设的直接反驳。

以下是回答的正文部分。

首先，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说作为一个“整体” 的阿拉伯人是怎么想的。阿拉伯世界那么庞大，从大西洋边的摩洛哥到伊朗边境、波斯湾，不同地区的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各有不同。摩洛哥从来没有接受过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像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包括利比亚，对西方殖民主义（法国、意大利）的记忆，会比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记忆更深刻。以阿尔及利亚（为节省时间，直接用现在的名字，不再使用当时的地理名词了，以下各处均同）为例，当地的实权统治者实际上是本土的德伊（Dey），而驻在阿尔及利亚的耶尼切里也早就本土化，成为当地权力体制的一个环节了。奥斯曼帝国在这些地区的统治一直是间接的，并没有能力大规模地干扰当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所以当地民众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也没有深刻的历史记忆。他们反而会在有的时候借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资源 来攻击西方殖民者。比如在土耳其半官方媒体 安纳多卢通讯社（Anadolu Ajansı）的评论栏里，经常有利比亚的作家会发文章呼吁阿拉伯世界重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思想遗产（他收没收钱我就不知道了），但这恰恰是因为奥斯曼帝国本身并没有真正统治或“殖民”过利比亚，奥斯曼帝国反而成为了一个遥远的、可资利用的历史资源。总体看来，利比亚及其以西的易弗里基亚（ Ifriqiya）受到奥斯曼帝国的影响不深。 所以真正值得讨论的应该还是埃及、伊拉克、大叙利亚地区和半岛国家的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与历史记忆，只有这样这个问题才能成立。

其次，我们还要明确阿拉伯国家政府立场和民众立场的巨大区别。像约旦政府毫无疑问是把奥斯曼帝国当做Qur'an 里所描述的“残暴的法老”来看待的，这涉及到约旦哈希姆王室立国的合法性问题，毕竟约旦的首任国王 阿卜杜拉一世·本·侯赛因也参与到了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阿拉伯大起义中，如果不去大力批驳奥斯曼帝国末年的黑暗统治，阿拉伯大起义就真成了土耳其人口中的“叛乱”了。我前段时间刚去过的沙特也是，我去了利雅得三个历史文化方面的博物馆，里面都会着力描述在1811-1818年奥斯曼-沙特战争中，沙特王室和人民是如何奋勇抗敌，捍卫宗教与国土的。有趣的是，虽然博物馆里的介绍也会简单提及当时派兵镇压沙特人的是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但是敌人的名字始终是“奥斯曼”，而不是“埃及”，这就是政治原因了，毕竟当时埃及已经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和奥斯曼帝国中央也不是一条心，但埃及现在是沙特的盟友，而土耳其是沙特在中东地区仅次于伊朗的最大战略对手。可是无论是在约旦、还是在沙特，当地的老百姓真的非常憎恶奥斯曼帝国吗？可能也不见得。根据我的观察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我在沙特和当地人聊到历史的时候，发现大部分人对过去的事压根不感兴趣，他们会认为沙特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真正有意思的是未来，什么奥斯曼，什么穆罕默德·阿里，跟今天的沙特都没关系。从我在网络论坛上关注的情况来看，这种想法应该是比较普遍的。

实际上，虽然沙特、约旦或是在现实政治上、或是在历史合法性上都与土耳其和奥斯曼帝国遗产为敌，但是这两个国家还真没有奥斯曼帝国造成的历史创伤。其实，真正在奥斯曼帝国末年罹受奥斯曼帝国中央的压迫与暴政的是叙利亚和伊拉克，尤其是叙利亚。我们都知道 三帕夏之一的 杰马勒帕夏被称为“阿拉伯人的屠夫”，实际上这主要是叙利亚和黎巴嫩人的称谓，当时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比较强的、被镇压比较厉害的正是这个地区。随着19世纪初马哈茂德二世中央集权化的改革，过去在地方上 或是马穆鲁克（伊拉克）或是 Jalili 之类的显贵家族（叙利亚）所攫取的政治特权，都被重新收归中央，而伊斯坦布尔在整个19世纪都一步步地巩固了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直接行省统治，随着省份法（Vilayet Kanunu）的颁布，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被牢牢地拉进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轨道中，因此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帝国的“边缘”。当然，在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向东向西的“中心-边缘结构”中，伊拉克和叙利亚人民显然是捞不着什么好处的，这让过去发展出了相当繁荣的地区文化的叙利亚人，尤其是借助自身地中海东部海岸的优越地理位置、通过和西方发展贸易而崛起的叙利亚商人阶层颇感受伤，也愈发发展出了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像黎巴嫩除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外，还有腓尼基主义、“马龙派民族主义”思想，同时也受到法国的巨大影响。总体而言，叙利亚、伊拉克的普通民众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政治中都对奥斯曼、土耳其没有什么好感，他们实打实地能够感受到题目中所描述的“耻辱”二字，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说明，他们大概不会去想到“异族统治”这种表述，因为可能直到20世纪初，阿拉伯知识分子才形成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共识，而不是像Jamaluddin Afghani 宣传的那样，把整个穆斯林群体当做一个民族。另外，土耳其人对阿拉伯人来说太过熟悉，大家水乳交融地一起生活了几百年，在叙利亚、伊拉克的土耳其人大多也都会说阿拉伯语，说他们是异族也有些困难。

埃及的情况比较特殊，讨论起来太过复杂，主要原因是埃及在19世纪后首先是成为一个事实独立的国家，然后又沦为事实上的英国殖民地，英国殖民统治的记忆盖过了奥斯曼统治的历史记忆，相比起对埃及社会方方面面影响过于明显的英国统治，奥斯曼统治显得太过遥远、无关紧要。但奥斯曼帝国和埃及之间的思想交往却又太过密切，以至于青年奥斯曼党人（Genç Osmanlılar）的政治领袖Mustafa Fazıl Pasha 就是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亲孙子。开罗后来也成为奥斯曼帝国政治反对派的一个重要活动中心。另外，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埃及就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最早的策源地，阿拉伯民族主义最早的意识形态奠基者 Rifa'a at-Tahtawi 在19世纪中期的著作就已经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主义特色，也正是他开启了 影响深远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复兴（Nahda）思想运动。但这股民族主义的潮流是建立在对英国的回应基础上的， 而不是对奥斯曼帝国，所以和本题关系不大。开罗和伊斯坦布尔看似遥远，但在思想层面却又密不可分。埃及和奥斯曼帝国中央的 现代化改革、民族主义思想运动几乎同时，互相影响，有时又互相敌视，相关问题写两三本书都可以，此处暂且不做赘述。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的问题。毫无疑问，阿拉伯民族主义是非常晚近才出现的。如果我们分批次来讨论奥斯曼帝国境内各民族中民族主义思想产生并流行的时间，那么希腊、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可以视为第一批次，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民族主义可视为第二批次，阿拉伯民族主义甚至晚于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这第三批次。正如福阿德·阿贾米在《阿拉伯人的梦想宫殿》一书中所说，直到奥斯曼帝国战败，真正具有明确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民族主义者可能也是分散在开罗、大马士革、阿勒颇市场上的几百名知识分子。当然，从思想史层面来看这些知识分子不可谓不重要，也确实是重点的研究课题。但他们的影响范围确实是很小的。在一战前甚至可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亚述（阿拉米）民族主义、黎巴嫩（马龙派）民族主义处在同一个发展水平，都是朦朦胧胧有一些自我认知，却并说不清这种自我认知和归属感（belonging）究竟可以将他们引向何处。与此同时，阿拉伯民族主义还要和泛伊斯兰主义所提倡的“伊斯兰世界大团结”，“作为民族的伊斯兰乌玛”观念竞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可能是影响力最大的阿拉伯思想家穆哈默德·阿卜杜（Muhammad Abduh）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言人。客观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的感召力比起泛伊斯兰主义还要偏弱一些。哪怕是1915年，所谓的阿拉伯大起义也几乎不具备现代民族主义的特性。与其说它争取的是阿拉伯民族独立建国的权益，倒不如说它是哈希姆家族根据古老的部落传统、抓住奥斯曼帝国衰亡的机会，趁机发展自身的势力的 政治行动。谢里夫侯赛因完全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这里有必要批判一下西方历史学界对于阿拉伯大起义的西方中心主义书写。有趣的是，犯下这种西方中心主义错误的史学研究者往往是支持反帝反殖事业的左翼或所谓进步派史学家。因为他们为了夸大西方国家在中东的殖民主义险恶意图，高估了他们当时在中东的影响力。第一个迷思当然有关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个按照丘吉尔所说，在战争的边缘战线（中东战线）的边缘战场（阿拉伯大起义）活动的冒险家，实话说根本不应该获得那么高的关注度。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对于阿拉伯的劳伦斯其实毫不关注，截至目前只有一位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学家写过关于劳伦斯的传记，而且也是因为注意到了西方世界对劳伦斯的痴迷，而不是出于劳伦斯本人的历史价值。其次就是这些以塑造反帝话语为业的史学家完全把哈希姆家族等同于阿拉伯人民，而且把他们放置在了一个纯粹是客体的被害者地位上。事实上，哈希姆家族并不是被利用的小白兔，谢里夫侯赛因早就清楚地知道赛克斯-皮科协议的存在。有部分证据表明侯赛因在英法谈判的同时时就知道，即便这一点有争议，苏俄政权在1917年也已经将赛克斯-皮科协议公之于世。本身英国和哈希姆家族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如果战后谢里夫·侯赛因有能力，他也没有必要尊重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的约定成果。毕竟各方都明白，只有战场现实才有可能真正决定战后领土的划分，而非《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赛克斯-皮科协定》、《贝尔福宣言》或是任何一份协议或通信。在讨论英、法在战后对阿拉伯民族的背叛方面，很多左翼的历史学家简直是犯了幼稚病。阿拉伯国家的官方史学是出于民族主义话语建构的必要，自然应该坚持“英、法背叛阿拉伯民族”的叙事，这是可以预料的。但西方的历史学者把战后中东领土的划分理解为英法两国单方面出卖阿拉伯人的利益，就近乎幼稚荒唐了。他们不自觉地在渲染西方殖民国家的罪恶的同时，侮辱了谢里夫侯赛因、费萨尔、阿卜杜拉这些精明强干的一时枭雄的智商。

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在 阿拉伯大起义取得成功之后依然没有真正发展成熟，以至于我们可以说阿拉伯人几乎是“被抛掷”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中。虽然在一战后，英法对中东各地实施托管统治，但是国家的边界、雏形均已确立，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均作为实在的政治体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就英国托管统治的伊拉克和约旦而言，英国可谓是延续了其传统的“不情愿统治”（the reluctant rule）的风格，对于托管统治地区的管理“三心二意”，而比较侧重于借助地方权贵来实施间接统治。正是在此背景下伊拉克在1932年就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而约旦虽然在1946年才名义上建国，但在此之前就在事实上掌握了大部分的政治主权。 另一方面，严格来说在一战后英国对约旦、伊拉克、巴勒斯坦地区；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都是托管统治，甚至埃及虽然和英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法律意义上从来不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在进行历史叙事时关于自己到底是否曾经是殖民地有很大争议，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些民族主义者为了证明本民族的英勇斗争与独立性，并不承认自己曾经遭受殖民统治；但另有一些民族主义者，却为了争取道义上的制高点，强调甚至夸大自己被殖民的历史。这两派民族主义者虽然目标相同，但围绕应该建立怎么样的历史叙事，却也斗得不可开交。

最后要声明一点，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思想层面出现的晚，但这丝毫无损于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主权，这两者是两回事。我在说明阿拉伯民族主义不够成熟的同时，并没有丝毫贬低阿拉伯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意图，这是必须加以强调的。

前面推荐了几本英文书，最后推荐几本阿拉伯历史的相关中文书（在 Z library，Anna's Archives 上面都可以下载）：福阿德·阿贾米的《阿拉伯人的梦想宫殿》、约翰·格鲁布的《英国和阿拉伯人：五十年情况研究》、尤金·罗根的《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以及中东史大家 伯纳德·刘易斯的两本书《历史上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发现欧洲》。历史学专业的朋友当然对这几本书都非常熟悉，可能还会觉得这些书的部分观点业已过时，不值一读。但我个人认为史学专业中求新、求细的目标和大众的需求是不适应的，一些在史学界过时的著作，作为大众的知识普及性著作倒是没有问题，大家如果对史学前沿问题感兴趣，进一步进行史学史的阅读和研究当然好，若不感兴趣，倒不是必须参与到一些史学领域内部的观点和范式交锋之中，与其读一些观点很新、但又很复杂的著作，不如读一些阅读体验更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