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舆论场中的观点都是多元化的。
虽然,受到“沉默螺旋”的影响,舆论场中公众评论一个事件的观点最后会倾向于统一。也就是,不论是否正确,声量最大的观点会盖过其他任何观点,成为唯一被听到的观点。但是,在一开始,各个舆论场会允许各种不同的声音出现,百家争鸣。
只有极少数情况下,你才会发现舆论场从一个事件开始到结束,只有一种声音。
现在我们正身处其中——每当农历新年到来的时候,全球华人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都只会表达一种观点: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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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好言一句三冬暖。这大过年的,人们见面相互祝福,嘴里讲着些令人满心欢喜的吉祥话,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春节文化用语世代相传保留下的良好习惯。故而,过年了,我们会发现,普天之下,频率最高,人人都会脱口而出的吉祥话那就是:过年好!如果不巧童言无忌,说了丧气话,大人们会立刻捂住孩子的嘴,对着空气连声骂道:呸!呸!呸!
我们为什么要过年,过年为什么要互相祝福呢?我们先重温一下传说。
传说很久以前,有个怪兽叫“年”,每到除夕这天,怪兽“年”就会出来吃人。人们通过不断的斗争,发现“年”,怕火,怕响。还有人们在生活劳动中,发现竹子燃烧起来有一定的响声,所以人们就在除夕这天,把燃烧的篝火移到坐的门外,并且大量的燃烧竹,通过燃烧竹子,发出声音去吓跑“年”。大年初一出门,大家相互打个照面,吆!您没有被“年”吃掉!所以就相互恭喜一下。久而久之就衍生出来,燃烧竹子就是放鞭炮。燃烧篝火变成了贴春联。恭喜没有被“年”吃掉变成了恭喜发财的吉利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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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千百年来,“年兽”就是中国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缩影。到了除夕之时,富贵人家积攒了一年的财富,大鱼大肉,享受生活。普通老百姓,劳苦了一年,还要想方设法交租清账。正月也是一年中最青黄不接的时候,把粮食上贡给了剥削阶级,冰天雪地里自己连去哪找吃的都不知道。所以,在过去,对于剥削阶级来说,除夕是春节,对于劳动人民来说,除夕是年关。
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我们要怎样度过苦涩的年关的?
佛雷泽在人类学巨著《金枝》中,把我们认知世界的方法归纳为“接触定理”和“相似定理”。所谓接触原则:是接触过的物体彼此分离之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会因为距离变远而停止。所谓,放炮蹦走“年兽”其实是我们试图通过一种仪式,断绝跟去年厄运的“接触”。所谓拜年吉祥话,其实是普罗大众所能表达的成本最低的善意:用语言作为中介,将好运传递给对方。
在通信SP时代,一条更具创意的春节祝福短信,能够给创作者带来至少百万的收入。那时候,祝福短信的发布与接收频次,也早已达到今天微信的量级。渐渐地,过去要见面郑重其事说出的祝福,现在都变成了一条条线上程式化的短信息。今天,各种表情包、GIF图甚至大有代替文字送祝福的趋势。可是,传播技术的巨大进步不仅仅让春节祝福更加高效快速的传播全世界,也让我们传递春节祝福的成本变得更低——连见面都不需要了。
后来,我们不需要见面就能轻易表达的祝福,甚至是跟陌生人之间看上去真挚的表达,被浓缩成了一句俗语“拜年话儿”。这个词的意思特指满口赞美但是并不真诚的祝福。每年春节,你会收到多少“拜年话儿”?又会送出多少“拜年话儿”?恐怕,中央电视台春晚现场主持人激情澎湃的“拜年话儿”,我们听着也没有任何感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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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只有一种声音,我们首先可能怀疑其真实性。我们自己应该是知道的,这些祝福在未来一年并不一定会实现,或者说肯定都不会实现。因为幸福的生活要靠双手去创造。
当语言的内容没有被实现的可能性,而我们又在同一时间同时表达同样的内容。那么这种表达就变成了一种程式。这个程式甚至成为了检验自己还有多少微信好友的工具。甚至于,很多人每年只有在春节这一天才互相之间彼此发一个祝福微信而已。
这种由文化和习俗所催生的舆论现象,恐怕是舆论场中的一种特例。首先它只有一种声音。其次它的传播量级特别大。最后,不论是否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不由自主的参与其中。
究其原因,很可能是传播技术的极大进步,导致我们送出祝福的成本变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每一份祝福中,并没有加注沉默成本,也就是表面的花哨也没有解决祝福仪式感的问题,所以电子祝福中的价值感也降低到了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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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早时代,我们在除夕出门祝福的时候大抵是真诚的,因为那时候成功地又活过一年,本来就是稀缺的。现在在习俗的驱动下,在传播技术的加持下,春节祝福彻底泛滥了。又因为这类信息的内容统一而且单一,导致我们出现了信息爆炸的不耐受。应该说,并不是人心不古,而是现代传播技术稀释了春节祝福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当我们只听到一种声音,很多人也会被这种声音影响和驱动,产生短时间的相信吧。
春节的舆论场是全世界的狂欢,我们热烈的祝福着期盼着,仿佛明天注定会如期望般到来。春节的舆论场也是全世界的孤单。无论我们怎么甜言蜜语、信誓旦旦,都无法从几千亿条祝福中,找到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
看上去,除了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它还会一代一代继续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