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舆论场中的观点都是多元化的。
虽然，受到“沉默螺旋”的影响，舆论场中公众评论一个事件的观点最后会倾向于统一。也就是，不论是否正确，声量最大的观点会盖过其他任何观点，成为唯一被听到的观点。但是，在一开始，各个舆论场会允许各种不同的声音出现，百家争鸣。
只有极少数情况下，你才会发现舆论场从一个事件开始到结束，只有一种声音。
现在我们正身处其中——每当农历新年到来的时候，全球华人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都只会表达一种观点：祝福。
常言道：好言一句三冬暖。这大过年的，人们见面相互祝福，嘴里讲着些令人满心欢喜的吉祥话，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春节文化用语世代相传保留下的良好习惯。故而，过年了，我们会发现，普天之下，频率最高，人人都会脱口而出的吉祥话那就是：过年好！如果不巧童言无忌，说了丧气话，大人们会立刻捂住孩子的嘴，对着空气连声骂道：呸！呸！呸！
我们为什么要过年，过年为什么要互相祝福呢？我们先重温一下传说。
传说很久以前，有个怪兽叫“年”，每到除夕这天，怪兽“年”就会出来吃人。人们通过不断的斗争，发现“年”，怕火，怕响。还有人们在生活劳动中，发现竹子燃烧起来有一定的响声，所以人们就在除夕这天，把燃烧的篝火移到坐的门外，并且大量的燃烧竹，通过燃烧竹子，发出声音去吓跑“年”。大年初一出门，大家相互打个照面，吆！您没有被“年”吃掉！所以就相互恭喜一下。久而久之就衍生出来，燃烧竹子就是放鞭炮。燃烧篝火变成了贴春联。恭喜没有被“年”吃掉变成了恭喜发财的吉利话。
我理解，千百年来，“年兽”就是中国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缩影。到了除夕之时，富贵人家积攒了一年的财富，大鱼大肉，享受生活。普通老百姓，劳苦了一年，还要想方设法交租清账。正月也是一年中最青黄不接的时候，把粮食上贡给了剥削阶级，冰天雪地里自己连去哪找吃的都不知道。所以，在过去，对于剥削阶级来说，除夕是春节，对于劳动人民来说，除夕是年关。
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我们要怎样度过苦涩的年关的？
佛雷泽在人类学巨著《金枝》中，把我们认知世界的方法归纳为“接触定理”和“相似定理”。所谓接触原则：是接触过的物体彼此分离之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会因为距离变远而停止。所谓，放炮蹦走“年兽”其实是我们试图通过一种仪式，断绝跟去年厄运的“接触”。所谓拜年吉祥话，其实是普罗大众所能表达的成本最低的善意：用语言作为中介，将好运传递给对方。
在通信SP时代，一条更具创意的春节祝福短信，能够给创作者带来至少百万的收入。那时候，祝福短信的发布与接收频次，也早已达到今天微信的量级。渐渐地，过去要见面郑重其事说出的祝福，现在都变成了一条条线上程式化的短信息。今天，各种表情包、GIF图甚至大有代替文字送祝福的趋势。可是，传播技术的巨大进步不仅仅让春节祝福更加高效快速的传播全世界，也让我们传递春节祝福的成本变得更低——连见面都不需要了。
后来，我们不需要见面就能轻易表达的祝福，甚至是跟陌生人之间看上去真挚的表达，被浓缩成了一句俗语“拜年话儿”。这个词的意思特指满口赞美但是并不真诚的祝福。每年春节，你会收到多少“拜年话儿”？又会送出多少“拜年话儿”？恐怕，中央电视台春晚现场主持人激情澎湃的“拜年话儿”，我们听着也没有任何感觉了吧？
当世界只有一种声音，我们首先可能怀疑其真实性。我们自己应该是知道的，这些祝福在未来一年并不一定会实现，或者说肯定都不会实现。因为幸福的生活要靠双手去创造。
当语言的内容没有被实现的可能性，而我们又在同一时间同时表达同样的内容。那么这种表达就变成了一种程式。这个程式甚至成为了检验自己还有多少微信好友的工具。甚至于，很多人每年只有在春节这一天才互相之间彼此发一个祝福微信而已。
这种由文化和习俗所催生的舆论现象，恐怕是舆论场中的一种特例。首先它只有一种声音。其次它的传播量级特别大。最后，不论是否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不由自主的参与其中。
究其原因，很可能是传播技术的极大进步，导致我们送出祝福的成本变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每一份祝福中，并没有加注沉默成本，也就是表面的花哨也没有解决祝福仪式感的问题，所以电子祝福中的价值感也降低到了几乎没有。
在古早时代，我们在除夕出门祝福的时候大抵是真诚的，因为那时候成功地又活过一年，本来就是稀缺的。现在在习俗的驱动下，在传播技术的加持下，春节祝福彻底泛滥了。又因为这类信息的内容统一而且单一，导致我们出现了信息爆炸的不耐受。应该说，并不是人心不古，而是现代传播技术稀释了春节祝福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当我们只听到一种声音，很多人也会被这种声音影响和驱动，产生短时间的相信吧。
春节的舆论场是全世界的狂欢，我们热烈的祝福着期盼着，仿佛明天注定会如期望般到来。春节的舆论场也是全世界的孤单。无论我们怎么甜言蜜语、信誓旦旦，都无法从几千亿条祝福中，找到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
看上去，除了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它还会一代一代继续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