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
印象中:整人、整人、整人
实际上的康生:书法家、政治家、画家、其章草建国以后更是无人出其左右，为人高傲，与郭沫若比字，与齐白石比画，长期领导我国情报和秘密战线工作，被誉为中国的捷尔任斯基和贝利亚。
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上世纪30年代就是康老的手下，他曾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口述性文章，里面称康老“多才多艺，几乎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康生的博识、广学，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是知道得最广阔的。陈独秀知道古学，但不精通这些东西。瞿秋白懂一点，似乎也不精通那么多东西。”
曾彦修在此文中还说：1947年当康生在晋西北搞土改时，他对曾彦修所执行的比较温和的土改政策，并没有奉行其一贯的斗争哲学对之赶尽杀绝，而只是很柔和地批评曾彦修是“书呆子”。解放初期，曾彦修到青岛去治关节炎，经过济南，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军区政委的康生热情接待了曾彦修。当时，已经贵为政治局委员的康生，甚至叫上夫人曹轶欧（时任山东分局组织部部长）和秘书，专门陪着曾彦修去大明湖游玩了一趟。
康生精于文物收藏与鉴赏，擅长书法、中国画，有极高的艺术造诣，他在书法、绘画、鉴赏方面当属超一流水平。曾任《红旗》杂志副总编、《人民日报》总编的王力，晚年时写出了《王力反思录》一书。此书中说：“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以赚大钱……据谷牧同志（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
王力回忆，康生还保护过邓拓，事情是这样的：“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它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是非。”
王力还回忆说：“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曾经是康生秘书、后为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曾回忆说：“康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思想‘左’，但要说他存心反党，是不可能的。不能把人说得那么坏。”他还回忆：“我到延安不久，康生送给我一首诗：故人不相见，相见依如故。威武不能屈，挥之不能去。”
当年，党内高层的工作人员中，有不少“秀才”，田家英是最有才气的一个，他对康生在书画方面的造诣也颇为敬佩。在田家英的藏品中，有一部明版《醒世恒言》，是康生赠送给田家英的。该书共缺佚70余处3670字，全由康生仿宋体木刻字补之，并用“康体”写了详细的说明并附于书中，可见康生深厚的文化底蕴之深。
(PS:实际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康老的研究都是很早就没有进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