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和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关，唯GDP论地方的政绩，以及财税模式的问题。
1）GDP增速为主要评价指标
我们经历了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所有人都习惯了经济总是能够大幅度增长，而GDP也成了考核地方政绩的主要指标。经济的发展状况有两个大手，一个是看不见的市场配置资源，另一个是看的见的手政策调控。 一般情况下市场的优势在于效率，而政策的优势在于兼顾公平，宏观配置和市场配置资源共同发挥作用，几乎是现在所有经济体都默认的使用的事情，比如日本模式的政府负债扩大支出来抑制经济收缩，再比如美联储的加息和降息。
但是，借用教科书的原话：“政府有时候可以改善是市场结果但不意味着总是这样，公共政策制定者总归是人”，也就是政策可以改善市场的结果，前提是要么改善效率，要么改善公平。但事实上，决策者的目标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出现背离的时候，会出现既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的宏观政策。
GDP衡量的就是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市场配置资源的时候，总是期待实现正收益或者满足自身的需求，比如居民的投资和消费决策，一个人支出是另一个人的收入，扩大一块钱的支出可以带动成倍的收入和GDP增加。宏观政策干预市场或者刺激GDP就相对简单一些，比如大基建，基建来刺激经济西方经济体用的也不少，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大力兴建公共工程，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和生产。
那么地方上大项目就成了非常普遍的现象，有的设施根本就无法发挥作用，也脱离了地方的财政承担范围，但在唯GDP论的考核模式下，出现了地方决目标与经济良性发展相悖的情况。短期做政绩而把成本丢给未来，扩大基建本身没有问题，但也要均衡使用效率和地方的承担能力。
地方财政扛不住怎么办？举债啊，反正这些债务都是未来偿还，而这个事情拿到政绩的人可能已经不在本地了，其实就是透支本地未来的资源做短期的经济增长指标。明面债限制也多，但城投债要灵活的多，更方便借钱也更方便花钱，上大项目刺激GDP指标立竿见影。
2）地方财税模式
税收是政府的经济基础，扩大支出可以刺激经济，但也要拿税收来偿还，我国的综合税收压力也不能说低，根据福布斯“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我国不是排在全球第二就是第三。但是正常税收和地方的支出比起来，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再考虑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多数城市很难靠自己的税收来支撑庞大的开支。这时还有另外一个指标，“转移支付依赖度”，基本表现为东南方的发达城市补贴西北方的欠发展城市，一半省份都在50%上下，这些城市花的是其他城市交的税。
即便如此，还是不够花，这就引入了近十几年的另外一个地方财税支撑，土地财税，靠卖地来维持扩大支出，本质还是税收，无非是让购房者承担这些地方的开支，我国税收压力本身就大，多数城市又依赖转移支付，结合土地出让金转移到居民头上的隐形税，按道理应该够花了，然而事实证明，花起钱来多少都不够。
地方花钱可不是量入为出，而是朝着现金流能周转的极限来计划，以前地方的财税可以勉强支撑开支，逐渐的收入只能偿还利息，到最后只能通过不断增加债务来偿还之前的到期的债务和利息，能展期的展期，不能展期的想办法借更多钱，要知道今年地方借的明面负债并不少，保守也在8~9万亿，加上城投拿地的隐形债，保守也在十万亿左右，这还是一年的量，靠着那点收入连利息怕是都困难，越是经济差的地方，花钱反而越是没节制，财务状况越早进入庞氏信贷，也是明斯基时刻在我国的特殊表现。
至于以后怎么处理？还真不好说，很多人举上世纪90年代的四大行烂账处理方式，当时还在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实质高增长阶段，1万亿烂账相比发展速度还真不算什么，但现在不一样了，任由地方债务野蛮生长，居民储蓄负债也挖的差不多了，65万亿和3~5%的长期经济增速，怕是很难交给未来处理，还是要思考地方债和地方隐形城投债的出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