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个小故事吧：
在1958年7月，中国科学院的农业学者们，曾经与中国的农民们进行了一场有趣的生产竞赛。
事情的起源是在7月1日举办的中科院党代会上，全国科联代表张劲夫向一众学者们出示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全面各地小麦高产能手，向中科院生物部，北京农业大学和各研究单位发起挑战。”
随后领导便下令道，要求科学家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虚心向群众学习，科研单位要同农民们展开高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
既然领导发话了，科学家们如果不想被摘掉中科院的牌子，就只能积极备战了。
在随后召开的内部会议上，大家决定由土壤队、北京植物生理室、北京微生物所、动物园、昆虫所、应用真菌所、植物所和遗传室八个单位联合起来先把试验田办起来，并且定下了向农民高产能手挑战的指标：
第一阶段为小麦1.5万斤，水稻2万斤，籽棉3千斤，甘薯15万斤；第二阶段为小麦2万斤，水稻3万斤，籽棉4千斤，甘薯20万斤；第三阶段为小麦3万斤，水稻4万斤，籽棉6千斤，甘薯26万斤。
但在随后听取了农民们提交的报告后，科学家们发现自己还是太保守了，于是生物部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将指标紧急调整为：甘薯要争取40万斤，籽棉要争取1万斤！
在7月8日，这场科学家与农民之间的竞赛正式揭幕，但场面迅速失控，以至于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拍卖会：在小麦讨论会上，湖北谷城县气象五社主任王家炳首先发难，提出了要在1959年就达到小麦亩产3万斤的指标，随后数字一路飙升，亩产从3万2千斤，3万5千斤到4万斤，再到4万2千斤，农民高产能手们不断加码，而中科院生物所一败涂地，在科学家们犹犹豫豫的提出将目标定在4万5千斤时，河北邢台县一下子就将亩产提到了5万5千斤！
面对第一天的惨败，当天晚上中科院生物部又紧急召开了一次会议，重新定下的指标是：小麦亩产5万斤，争取6万斤；水稻亩产6万斤，争取6万5千斤；籽棉亩产1万5千斤，争取2万斤；甘薯亩产40万斤，争取50万斤。
但到9月份时，科学家们沮丧的发现这些指标又被远远的甩开了。河南、陕西两地接连传来消息：小麦亩产已经提到了亩产10万斤，而江苏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稻亩产达到了7万斤。
在会议结束后，就要开始实践了，中科院内部组织了一个由科学家、学生、农场工人组成的生产小组，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南墙外的六亩地开始了试验，尝试了各种当时流行的高产方法，每亩地播种少则240斤，多则460斤，深耕土地至地下十市尺，施肥最多的每亩地达40-60万斤。
为了促进通风增加二氧化碳，试验田里白天鼓风机齐鸣。晚上灯光如同白昼，为的是增加光热，但尽管科学家们使劲浑身解数，但产量离目标始终相差甚远，在所有试验田里，亩产最高的也只有902斤，最少的只有541斤。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的棉花田，科学家们采用了镜子反射增光（为此特意制作了280面高50厘米、宽40厘米的镜子），采取重施基肥和追肥、自交授粉、火墙加温、草帘防冻、熏烟防霜等措施，据报道上说2.38亩棉花每亩定株3000株，有的“小棉花王”一株结桃115个，预计亩产可收皮棉2242斤。
北京农业大学师生在京郊青龙桥的水稻卫星田里，师生们把20亩水稻秧苗插在1亩田里高度密植，上面几乎可以站人。用鼓风机通风，用日光灯透光，被很多前来参观的人传为笑谈。[1]
这次集合了全国农业领域顶尖专家的试验，最后不仅没有“亩产万斤”，甚至连千斤都没有达到。
随着科学家们在试验田上的落败，彻底打破了农业科学家们在学术上的权威。在当时《中国青年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说：
“由于他们（自然科学家）长期脱离工农，脱离生产实际，赶不上形势发展需要；也有一些人抱残守缺，装腔作势，其实没有什么真实本领。比如某个“万能科学家”不会使用普通仪器，某个名教授做实验要连续发生事故，水稻专家不会种水稻……一切脱离实际的所谓专家，除了老老实实地回头来和实际相结合意外，还有什么值得推崇的价值呢。”
在1958年7月19日，康生到北京农业大学视察，他在讲话时提出教授、学生要“以产定级论”。康生是这么说的：
农业大学毕业生不要考几分了，能搞出亩产5000斤的就是特优生，能搞出亩产4000斤的就是优等生，能搞出亩产3000斤的刚算及格，搞2000斤的就要留级了，不过将来把产量搞上去还可以提升。
教授评级也要这么办，能搞出亩产5000斤的评为一级教授；亩产4000斤的评为二级教授；亩产1000斤的只能评讲师。
他还说：农民将了一军，专家教授大大地输了，产量不如农民的高。农学院的各种科学家宝座、教授宝座都在动摇了，这就提出了一个农业院校到底要不要的问题。
这番讲话过后，当年8月在北京农业大学“誓师会”上，教师都轮流登台报告自己要放的指标。当时那些敢于登台放言“高指标”或“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教师都顺利地“过关”，而那些讲科学说实话的教师在一阵又一阵地“保守、落后”口号声中下不了台，甚至有人被逼得痛哭流涕。
小麦专家蔡先生，当他发言“小麦高产指标800斤”时台下一片哄笑；第二次他把小麦亩产提高到“900斤”仍然不能被通过。蔡先生当即争辩说他培育的农大183小麦品种最多只能打700斤，结果又是一片哄笑声。最后蔡先生勉为其难地把小麦高产指标提高到“亩产1000斤”后，才在一片嘘声中被哄下台去。
参考
- ^《北京农业大学校史》（1949-1987）.王步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