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宋教仁到底是谁刺杀的？
幕后真凶不是袁世凯，而是XXX？真相调查！
宋教仁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曾领导国民党取得了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的胜利。然而，在他准备组阁之际，于1913年3月20日的晚上，在上海沪宁火车站被武士英开枪暗杀的。袁世凯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总统，他被认为是宋教仁遇刺案的幕后黑手之一。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袁世凯并不是真正的凶手。
1913年，国民党在国会获得了绝大多数的席位，宋教仁想要按照欧洲的“内阁制”惯例，以党魁的身份组阁。于是他和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们聚集在上海商讨如何应对国会的党派。他们制定了一个大纲，然后宋教仁拟定了计划，并带着一些国会议员于3月20日北上。当晚22时45分，他刚走进上海车站，就遭到了预谋的枪击，腰部中弹，子弹射入他的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
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倒在一张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我痛得厉害，可能要不起了……”，
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了遗嘱：
“现在我有三件事要告诉你们：第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的书籍，都要捐给南京图书馆；第二，我家很穷，我老母亲还在，如果我死后，请你们和克强先生以及其他老朋友照顾她；第三，你们都要努力工作，不要为我担心，也不要放弃责任心。我为了调和南北事务，付出了很多心血，但是有些人不知道真相，经常误解我，我也承受了很多痛苦，但是我不会后悔。”
他还让黄兴代写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中弹的经过和革命生涯，电报原文如下：
“袁大总统您好：我今晚乘坐沪宁火车前往北京，想要拜访您。但是在晚上10点45分，我在车站被背后的人开枪击中，子弹从腰部进入腹部，我可能会死。自从我受教育以来，我一直很自律，虽然有些小过失，但是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我反对清政府的不良行为，支持改革，也非常注重人道和公正，从来没有滥用权力。现在国家还没有稳定，人民的福利也没有得到提高，我就这样死去了，还有很多遗憾。我希望您能够真诚地对待人民的权利，尽力保障他们的权益。如果国家能够确立一个稳定的宪法，即使我死了，也会觉得自己还活着。在我临死之前，我希望您能够听取我的遗言。宋教仁。”
手术后，宋教仁的情况没有好转，他的大小便中出血非常严重。3月21日下午，他再次被送进手术室。3月22日凌晨4时48分，他去世了，这个消息传开后，全国人民都非常震惊。
“宋教仁案”是中国宪政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标志着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的分水岭。在宋教仁遇害之前，中国社会相对较为理性，各方势力并没有为争夺胜利而立即动武，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常见。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并未完全消灭满清皇室。中国似乎在逐步走向西方社会的宪政和民主，但随着宋教仁被暗杀，这种趋势被迫中断。国民党指责袁世凯是凶手，尽管大多数人包括袁世凯本人都要求通过法律渠道解决，但孙文却坚持使用武力，从此“枪杆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而“法律”和“讲理”则被抛到了一旁。
孙中山和袁世凯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对手。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以革命党领袖的身份当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但仅仅一个多月后，他被迫将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一年后，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遇刺（疑似与袁世凯有关），孙中山掀起“二次革命”，与袁世凯再次决裂。
若想知晓宋教仁被谁刺杀，首先需要对相关嫌疑人进行梳理。
嫌疑人袁世凯：
袁世凯，字慰廷。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袁世凯是最有嫌疑的凶手。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在中华民国国会选举前后，宋教仁积极主张内阁制度，这可能会危及袁世凯的统治地位， 因此,袁世凯可能会暗杀宋教仁。袁世凯和宋教仁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主要是因为两人在政治立场和目标上存在分歧。宋教仁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倡导实行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而袁世凯则希望掌握更多的权力。这种分歧导致两人在政治上产生了对立。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应袁世凯之邀请，从上海赴北京商议国家大事。然而，在上海车站被刺杀，后送往医院不治身亡。案件的破获出乎意料的顺利，按照当时破案的结果显示，幕后黑手竟然是袁世凯身边的亲信。
嫌疑人赵秉钧：
赵秉钧，字智庵。中国清末民初政治家，亦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创始人。中华民国初年曾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并在当时加入国民党担任理事。
赵秉钧和袁世凯在清末时期就已经相识。赵秉钧曾在清末为袁世凯的心腹。进入民国后，由于赵秉钧加入了国民党，袁、赵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时候一个人可能同时属于不同的阵营。一方面袁世凯需要利用赵秉钧这样“圆滑周至”的政客来与国民党周旋，另一方面袁世凯再也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信任赵秉钧。根据赵秉钧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曾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周旋，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与不同的人合作。其后因背负宋教仁遇刺案的嫌疑而辞去总理一职。
赵秉钧的杀人动机非常简单,有人认为，赵秉钧杀宋教仁是因为他担心宋教仁会取代他成为总理。还有证据表明，当时巡捕房在搜查应桂馨的住宅时，发现了作案凶器和一些电报和信件，证明应桂馨可能是这起刺杀案的幕后黑手。赵秉钧否认与此案有关，但他的国务院通电却暴露了他和应桂馨之间的往来。一个月后，被认为是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在狱中死亡，而次年的2月26日，赵秉钧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亡。
嫌疑人应桂馨：
应桂馨,字夔丞。辛亥革命元勋，清末民国军政人物，青帮大佬。他跟南北双方都有关系，他既是陈其美手下的谍报科科长，又是孙中山的卫队司令、总统府的总务长；他又是北方袁世凯政府任命的江苏巡查总长、共进会的会长，到底他属于哪一方呢？
当时跟应桂馨打交道最多的人是北京临时政府内务秘书洪述祖，应桂馨与洪述祖的关系很不一般。1912年，洪述祖在东南调查水上警察事宜的时候，青帮成员应桂馨结识了洪述祖并与他结为了好友，洪述祖后来还将他引荐给了袁世凯和赵秉钧。应桂馨与洪述祖之间来回有很多电报、通信往来，其中有一些就涉及到宋教仁。
宋案发生后，赵秉钧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应桂馨和武士英因为涉嫌犯罪被英法领事逮捕，后来被转移到中国当局的监狱。不久之后，武士英因为吃了应桂馨朋友送的毒馒头，在监狱里死亡。应桂馨在1913年7月25日成功逃出监狱，之后前往青岛躲藏。
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应桂馨认为时机已到，公然发出“请平反冤狱”的电报，并毫不避嫌地跑到北京，写信给袁世凯要求实践当初“毁宋酬勋位”的承诺。如果袁世凯授予他勋位来表彰功绩，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刺杀宋教仁的主犯。
1914年1月19日，应桂馨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被京畿军政执法处的侦探长郝占一和另一侦探王双喜乱刀砍死，而最后郝、王两杀手也不得善终。这一连串的离奇死亡事件很难自圆其说，进一步加深了袁世凯的嫌疑。
嫌疑人洪述祖：
洪述祖，字荫之。洪述祖曾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得知世交赵秉钧与手握北洋军权的袁世凯打得火热，就从上海赶到北京投靠袁世凯，并为袁世凯出谋先“以南压北”再“以北压南”之计，得到袁世凯的赏识。在袁世凯得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委任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并授予三等嘉禾章。袁世凯对洪述祖有知遇之恩。
他曾参与中华民国南北统一和南北和谈，担任内务部秘书。他的职位不同寻常，握有巨大的权力。根据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有可能是洪述祖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指示应桂馨雇佣武士英暗杀宋教仁。他可能是自作主张、揣摩上意，为了分担袁世凯的压力，于是他来到上海，找到其上海滩旧友、青帮成员、江苏驻沪巡查长应桂馨。应桂馨又在得到“事成之后，奖现金五十万元，授二等功勋”的许诺后，物色了兵痞出身的武士英做为杀手，这才有了宋教仁刺杀案。
嫌疑人:陈其美：
陈其美，字英士。史学界最多怀疑的是“陈其美”。陈其美被孙文称为“民国长城”，搞暗杀是家常便饭。史学界有多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陈其美是嫌疑人之一，但也有人认为他不是幕后凶手。陈其美曾表示，宋教仁被杀是袁世凯最毒的阴谋。
陈其美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同盟会元老、青帮代表人物，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1906年，陈其美赴日本留学，入东京警监学校，认识孙文，加入中国同盟会。陈其美认识孙文之后，基本上是为孙文出生入死，孙先生说去哪，他别无二话，这种赤胆忠心让孙先生异常感动。
陈其美的亲信应桂馨是青帮的大佬，两人早有来往。陈其美的革命机关大多借住应桂馨家，并收留亡命党人。应桂馨家时有房屋三十多间，时众多革命党人曾在应桂馨家避难和商讨革命机要，包括陈其美、于右任、李征五等革命元勋。应桂馨也是同盟会元老之一。孙中山自海外归国至上海，应桂馨也负责接待和保卫。孙中山自上海赴南京，保卫工作亦由应桂馨负责。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应桂馨被命为总统卫队司令，后改调任南京总统府庶务科长。陈其美借助应桂馨在青帮的势力，打开了上海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此，陈其美和应桂馨结为了生死之交。
根据孙文同盟会的盟友所说，章炳麟在1909年发表了一篇名为“章炳麟宣布孙文罪状书”的文章，指责陶成章收取了大量革命募款，但私自占为己有，这引起了孙文的不满。1912年，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天主教广慈医院住院，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前去刺杀陶成章，导致他不幸身亡。郑汝成和陶骏保也都遭到了陈其美的暗杀。宋教仁的好友北一辉则认为宋教仁被暗杀的案件也与陈其美有关。
陈其美和宋教仁曾经是朋友。1910年，宋教仁结识陈其美，陈其美甚为佩服，遂归于其麾下，协助宋教仁在上海站稳脚跟，于次年成立中部总会。陈其美担任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部干事。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陈其美被推举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
1916年5月18日，受袁世凯指使的张宗昌派出程国瑞，假借签约援助讨袁经费，在日本人山田纯三郎寓所将陈其美暗杀身亡。
分析：
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是因为宋教仁不满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曾到处宣传发动人们反袁，而且还拿了袁世凯的钱财，依旧我行我素。收买不成，派人杀之，也是他可能会采取的手段。在宋教仁遇刺后，警方调查发现，袁世凯心腹、国务总理赵秉钧是重大的谋杀嫌疑犯，而袁世凯本人也涉嫌。
袁世凯手握北洋重兵，清政府倒台孙文当上了首届大总统，袁世凯都能凭实力把孙文撵下台。再当上大总统后又敢直接称帝，凭手中的兵权明着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宋教仁虽大力推崇宪政对他构成了威胁，但充其量只是个手无一兵的书生，更对袁世凯构不成什么实际威胁。一旦闹翻脸了袁世凯直接就能干掉宋教仁，没必要对个书生暗中下杀手。
宋教仁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仅没有像孙中山、黄兴等人那样一度放弃政治上的努力，反而较革命之前更加热心于政治活动。尤其是当中华民国的大权被袁世凯独揽的时候，宋教仁也没有心灰意冷，而是以百倍的热情筹组中国第一政党。
从宋教仁被暗杀之后未死之前写信给袁世凯的情况来看，我的初步判断是：宋教仁知道暗杀他的幕后黑手不是袁世凯，这也表明了宋教仁对袁世凯的态度。
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一书中披露了一些细节，称袁世凯多次派密使与宋教仁接洽，并欢迎他北上。但在北上临行之前，陈其美、应桂馨等人询问宋教仁关于国民党内阁的组织办法，宋教仁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听完宋教仁的想法后，应桂馨骂宋教仁是叛党，并试图当场杀害他。但在场的人劝阻了应桂馨。宋教仁则表现出了坚定的态度，说：“死无惧，志不可夺”。最终，大家离开了现场，但陈其美和应桂馨对宋教仁的仇恨加深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陈其美和应桂馨商议对策，于是在3月20日刺杀了宋教仁。应桂馨知道兼任总理的内务部总长赵秉钧害怕宋教仁抢夺他的位置，于是通过他的秘书洪述祖骗取了赵秉钧的密电密信。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邀功请赏，但后来这些密电密信成为了嫁祸于袁世凯的文字证据。
宋教仁的政治主张一直是效法英国政党政治，由多数党组织责任内阁，不太可能说组织政府要大公无党，因此此段叙述真实性值得存疑。
灭口人是谁?：
赵秉钧的死因：
1914年2月26日，赵秉钧在天津的直隶都督署是因中风去世的，享年56岁（满55岁）。赵秉钧的孙子赵纯佑在1998年5月20日写给汝州族人的信中提到，赵秉钧实际上是在2月26日晚上去世的，按照阴历是二月初二。因为直隶都督署的秘书长直到27日才给袁世凯总统发电报，称赵秉钧死于腹泻头晕、厥逆扑地，并没有七孔流血的情况。后来，一些人编造了一些谣言，让人们怀疑袁世凯涉嫌加害赵秉钧，认为这是北洋集团离心的开始。但实际上，赵秉钧是死于中风，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脑溢血，当时家属亲眼见证了他倒在内寝室床头侧旁的情景，并没有吐血的情况。
宋教仁案发后不久，嫌疑人应桂馨和武士英先后在租界落网，根据搜查应桂馨家宅时发现的信件和电报，袁世凯成为幕后凶嫌、谋划者赵秉钧和直接指挥人洪述祖。之后，武士英和应桂馨先后被刺杀灭口。另人意外的是，袁世凯却送了一笔钱给洪述祖，让他离开北京。洪述祖离开北京后躲进德国租借地。到了1917年春,化名张皎安来到上海。因为债务纠纷被控告，当洪述祖从法庭出来时,被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抓捕并带到北京。在袁世凯去世三年后也就是1919年，洪述祖被执行绞刑。
如果真的是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的，那么为什么袁世凯当时没有杀洪述祖灭口，而是放了他呢？这不合理啊？而赵秉钧又是次年因病去世。所以我认为袁世凯不是谋划刺杀宋教仁的凶手。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处日本人寓所被枪杀，很多人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张宗昌派员去刺杀他。但我认为，袁世凯当时病重，可能没有时间策划暗杀。
因为早在1916年3月27日，袁世凯的身体就出现了病状，据报道他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可能是因为尿毒症。5月16日，他开始感到腰和枕骨疼痛，食欲减退，睡不着觉。5月28日，袁的病情恶化，脸色变得苍白。6月3日，他开始呕吐，小便也停止了。6月5日中午，袁突然晕倒，6月6日上午10时15分，他去世了。在他去世的那天，他的书桌上有一句他亲笔写下的话：“为了消灭一个大敌日本，再造一个共和中国。”
根据上面的掌握的资料来看，我认为袁世凯并没有对赵秉钧与洪述祖进行杀人灭口,但应桂馨和武士英却被灭口，后又有陈其美被暗杀，这一定另有其人？
想要追查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使，那就要先找到灭口人是谁？我们需要对刺杀应桂馨、陈其美的凶手进行调查。可惜的是，历史可能不愿意记录小人物，亦或是被后人删除，我并未找到截杀应桂馨的杀手郝占一的生平记录，但在知乎上一段不知真假的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1915年陆建章督理陕西军务时，袁世凯安排郝占一到陕西听候任命。结果一到陕西，便被陆建章处死。”我认为这段内容有断章取义之嫌，因为1914年1月19日，在应桂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是被郝占一乱刀砍死的,而郝占一是在1915年被处死的,时隔一年多，鬼知道是什么原因被陆建章所杀？要知道杀手武士英在宋教仁案的次月就被灭了口，(应桂馨的朋友送来都毒馒头是要同时毒死武士英、应桂馨的，我怀疑可能是应桂馨朋友念及旧情，不忍对应桂馨痛下杀手,随即帮助应桂馨逃狱。这个人会不会是陈其美呢？) 若不是应桂馨逃狱后即时前往青岛躲藏，相信应桂馨绝活不过案发当年。
关于陈其美的死，虽然陈其美的确是由张宗昌派人所杀，但要说袁世凯指使张宗昌杀陈其美为了灭口，这种说法有些牵强。因为陈其美与袁世凯本就是敌对关系，而张宗昌原本是陈其美手下的光复军团长。在二次革命时，他倒戈加入了北洋军，后来在陈其美发动起义时, 张宗昌派手下暗杀了他。这个功绩让他得到了冯国璋的提拔，成为他的侍从武官长。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张宗昌叛变投靠冯国璋后，为了交投名状而自行决定暗杀陈其美。
洪述祖与赵秉钧是袁世凯的亲信，似乎都是正常死亡。而应桂馨与陈其美又是孙文的亲信，却都是非正常死亡。在宋教仁案中,洪述祖与应桂馨又有密电往来。
那么到底是谁刺杀了宋教仁呢？
凶手即将浮出水面！
宋案案发前月，1913年2月2日,第一次提到宋教仁，在南方的应桂馨致信洪述祖：“民党均举宋任总理…… 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警厅供抄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意思是：“南方的国民党都支持宋教仁当总理，已经向日本购买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的不好的历史记录。警察局提供了、宋教仁犯罪案件的刑事提票，用照片印制了十万册，从横滨发行。”）其实这件事不是诈骗案，这只是一个版权纠纷，即使印制了十万册，也败坏不了宋教仁的名声。
3月12日，应桂馨主动致信洪述祖：“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为扰乱。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意思是：如果不处理宋教仁，就会引发无穷无尽的争议，可能会扰乱整个局面。但是，要处理这个问题需要经过很多手续，如果没有足够的准备，就不能轻易地解决。）“去”字在文中的含义不够明确，可能指杀掉或败坏名声，表达模糊。应桂馨想要利用这件事向洪述祖诈钱，但我怀疑这里存在一个问题：由于信件不可能在3月12日从上海快速到达北京，因此可能存在其他信件在此之前提到了这件事，只是没有留下记录。这一点可以从洪述祖在13日发来的电报中看出：“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这个电报的回复速度非常快，不太可能是在12日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毁灭宋教仁来酬谢功臣，根据形势来决定行动，妥善策划和处理）
“毁宋酬勋位”似乎是在暗示，如果应桂馨能干掉宋教仁，北京方面将会赏他一个重要的官职。但是，后来在接受德国裁判所审问时，洪述祖辩护：“杀人还能授予勋位吗？”，他坚称发给应桂馨的电文“毁宋酬勋位”中的“毁宋”只是要破坏宋教仁的名誉，并非肉体消灭之意。
3月14日，应桂馨回洪述祖的电文是：“梁山匪魁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乞转呈，候示。”（这句话的意思是：梁山山头上的盗贼四处扰乱，情况非常危险。我们已经发布了紧急命令，要设法剿捕他们。请求将此事转呈上级，等待进一步指示。）以宋江暗示对付宋教仁，但用语十分模糊。什么叫“设法剿捕”？也没说要杀他。
3月18日，洪述祖回复应桂馨的电报，说“立即照办”，表示会立即采取行动。
3月19日，洪述祖再次发电催促应桂馨：“事速行。” （事情要快点处理）洪述祖的回复也是含糊其辞，事速行也没说让你他杀人呀？
3月21日凌晨晨两点即宋教仁遇刺不久，应致洪电：“二十时四十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同一天，应致洪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意思是他已经将紧急命令发出去了，希望洪述祖先向上级报告一下情况。同一天，应桂馨再次发电给洪述祖，说“号电谅悉，匪魁已经被消灭，我们的军队没有伤亡，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情，希望你将此事转呈上级。”）
从时间上来看，宋教仁是在20号晚上22：45分被刺杀的，所以电报所指就是宋教仁被 杀之事，而且在凌晨2点还能到电报局发电报，这可不像今天在家发EMAIL那么简单，这需要背后有人策应配合才能做到。
破案过程意外的顺利，3月23日有人举报武士英、应桂馨，法租界探长黄金荣抓捕得手，人赃俱获，连密码本和电报都被搜出来了。但两个嫌疑人却像没事人一样等着被抓，为什么案发后不销毁所有证据避避风头离开此地？让人怀疑。
证据疑点：
1． 当时应桂馨要杀人，你为什么会保存所有的往来证据，甚至连一个小纸片都留下了？你的意图是什么？
2． 3月20日发生枪击案，22日宋教仁去世，这个时候你应桂馨不逃我还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不让武士英逃走？武士英不仅没有逃跑，反而从旅馆搬到了你家里住，他为什么这么从容不迫？他为什么没有一点紧张的表现？凶手住在他家里，他居然觉得没问题。（武士英开枪用的手枪是陈其美当年送给他的，上面还刻有陈其美的名字，手枪和子弹都在他家里。如果武士英逃走了，这个案子就查不下去了。那个时代的交通和通讯条件非常有限，人口众多，只要改头换面、改名换姓，就可以轻易地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因此，这种行为意图难以理解。）
按照常理来推断，这个案子如果是赵秉钧派人干的，似乎也说不过去。赵秉钧是警察头子，整个中国警察部就是他创立的，赵秉钧智商卓越，假如是他下令指使干的，按照常理，做案的手脚肯定非常干净，当时在所有保存完好的，与应桂馨的来往书信与电报当中，其中直接跟赵秉钧有关的，其实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件，有一件是赵秉钧给应桂馨的，里面只是说给你一个密码本，你以后可以按照这个密码本跟我联系。这是属于工作范围，跟杀宋教仁无关，另外两件是牵涉到应桂馨，是赵秉钧写给手下洪述祖的书信也跟宋案无关，并不直接指向宋案，所以，所有的电文和书信中都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将赵秉钧牵扯进来，赵秉钧直接发表了一个长篇的通电为自己辩解，赵秉钧致上海地方检察厅公开信：“其涉及秉钧者，唯手书两件，然一为发给密码，一为请领津贴，均属因公，已于勘电声明，原函可查，岂肯谋刺……”。然而，这种捕风捉影的证据太多了，他很难辩解自己与这件事无关。
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发了个电报给黄兴为赵秉钧说话：“甲乙谋丁，甲诳乙以丙授意，丙实不知，遽断其罪，岂得为公？”（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甲和乙一起策划了犯罪，甲欺骗乙说是丙让他们这么做的，而丙实际上并不知情，那么就不能轻易地定罪，因为这不公平。）
现在看来，袁世凯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听了各方的陈述，觉得都有道理，但是又都有嫌疑。这表明这个案件非常复杂，涉及的人和事非常多，这个案件的水太深了，需要更多的证据和调查来揭开真相。但至少说明一点：制造本案者的智商不低，掌握的资源不少！
那么，是谁能够掌握如此之多的资源，拉拢如此之多的人下水，以至于能够布局如此错综复杂的案件呢？
如前所述，3月20日发生了枪击案，22日宋教仁去世。应桂馨并没有逃跑，而是稳稳当当地待在家里，没有任何担心。这说明他背后有人撑腰，所以才有恃无恐。然而，很快就有人出卖了他，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王阿发。他在报案时说应桂馨曾拿着一张照片对王阿发说：“这个人跟我有仇，你帮我解决了他，枪的问题我来解决，事成之后给王阿发1000大洋作为报酬。” 王阿法说自己从没有做过犯法勾当，所以当时拒绝了应桂馨的要求。现在在报纸上看到宋教仁的相片，认出就是应桂馨给他看过的人物。因此报案。随即，巡警立刻前往应桂馨的家中，并连同将武士英一起逮捕。
4月4日下午公审公堂开庭预审，这个王阿发是怎么认识应桂馨的呢？他声称是吴乃文介绍认识的应桂馨，并提供了吴乃文写的介绍信作为证据，而吴乃文是陈其美的手下，揪出吴乃文之后，在审讯武士英时，武士英交代了一个名叫陈玉生的人，也是陈其美的手下。
他承认1913年2月来到上海，认识陈玉生后，于3月19日在陈玉生带领下来到应桂馨家里。3月20日，他与陈玉生再次来到应家看了宋教仁的照片，然后带着手枪前往火车站。武士英说了一个重大的案情细节：“我并不认识宋教仁，而且开枪的时间是在晚上22:45，为什么一枪就能命中？不是因为我是神枪手，我并不是凭着照片来开枪的。而是现场有人在旁边指点，这个人叫陈玉生，而且还不只有他，还有张汉彪、冯玉山等人在场。”刺杀成功后，他乘坐人力车逃到应家与陈玉生见面，并得到应桂馨夸奖。由于这些人都与本案有关，因此，巡捕房下了一个逮捕令，要去缉拿陈玉生归案。陈玉生在镇江躲在一个旅馆里被抓住。应桂馨的代理律师沃沛辩护道，行凶之人说是某人主使，而没有第三人可以证明，这样的证据是不能够成立的。沃沛虽然没有点出第三人的名字，他所说的第三人显然是指已经于3月27日被抓获归案的陈玉生。
按道理这个案子慢慢就能揭开迷底了。令人奇怪的是，已经被抓获归案的陈玉生，一次也没有出现在连续七次的法庭预审当中，这个人消失了，从此再杳无音讯。反而是武士英中毒身亡。（1913年4月17日，武士英与应夔丞被引渡给中方，并转移到上海模范监狱。后又转至驻守上海海军局的六十一团营中。同年4月24日他被毒杀灭口于狱中。）
现在只剩下了应桂馨这一个线索。当时巡捕房和会审公廨的人都在讨论，是否要把吴乃文、张汉彪、冯玉山统统缉拿归案。但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缉拿这些人的事情了。因此，浮出水面的这四个人中，陈玉山被捕了，而吴乃文、张汉彪、冯玉山只是被提议逮捕，但是没有实际行动去抓捕他们。这四个人在中国历史100年以来销声匿迹了，线索中断。
除了袁世凯和陈其美这两个幕后嫌疑人的线索，还出现了第三条线索。
1913年4月13日，上海张园举行了宋教仁的追悼会。发起人名单上有两位日本人，一位是孙中山的好友宫崎寅藏，另一位则是宋教仁的亲密战友北一辉。北一辉曾经追随宋教仁，在战火中四处奔走，一同出生入死。然而，当时没有人知道北一辉正在进行一次更为惊心动魄的秘密调查。
北一辉不甘心他的朋友宋教仁就这样被杀害，因此他自己暗中组织了一次调查，整天追踪凶手。最终，当他快要找到凶手时，日本政府驻上海领事馆要将他遣返日本。历史学家傅国涌在日本外交部档案中找到了两件东西，虽然这两件东西不能证明谁是凶手，但它们提供了线索，浮出了第三条线索。这条线索中说：“1913年4月8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向外交大臣牧野伸显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到北一辉调查的宋教仁的暗杀事件，以及与此有关的嫌疑犯和行凶情况。有吉明说他信口雌黄，居然指控在华日本侨民和黄兴共谋，又指控各国租界的警察也有干系，这引起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重大疑惑，对在华国人也产生了其他嫌疑。如果让他继续信口胡言，必将严重妨碍当地的安宁。”
Oh My God，此案居然牵扯到黄兴，而且据说各国租界的警察和日本人也参与其中。北一辉回到日本后，日本外交部门就召见了他，留下了一份口供档案：“某某人居住在上海XX路XX号，他参与了密谋杀害宋教仁的事情，现在躲在某某人开的某家医院，为其提供庇护。”这个人的化名是什么，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很明显历史学家傅国涌查到了真相的边缘，但却用某某人来表达，却不敢直接说出来。）然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门一直认为他在胡言乱语，这会影响两国关系并破坏当地的安宁，因此要将他遣返，三年内不得进入中国。
三年后，北一辉在撰写他的回忆录《支那革命外史》时，提到了宋教仁案。他直接指责袁世凯和某某某勾结，利用应桂馨和武士英的帮助，杀害了宋教仁。然而，他的指控并未得到世人和日本人的认可。因此，在这本书出版时，某某某的名字被打上了XXX，以表明袁世凯和某某某合谋杀害了宋教仁。
北一辉在回忆录中还提到：“三年前，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曾经为了保护我的生命安全而行动。当时我即将揭开这个案子的真相，有吉明先生得知凶手们的杀害计划，即将对我进行灭口，因此救我于危难之中助我脱离险境。”这是他在回忆录中留下的话。随着武士英的死，这个案子被搁置了。
武士英死于1913年4月24日
应桂馨死于1914年1月19日
赵秉钧死于1914年2月26日
陈其美死于1915年5月18日
洪述祖于1919年4月5日被处以绞刑
与此案有关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所有知道秘密的人都已被处决。因此，这个案件成为了一个没有结论的悬案。
大家一定很好奇北一辉回忆录中到底写了什么，于是我立刻去Google图书上查找了北一辉回忆录《支那革命外史》。在这本书中，北一辉非常坚定地认为，这个凶手就是孙中山！
书中摘录：在1912年8月成立国民党之际，孙中山被选为理事长后，他为何不到任，反而去出任袁世凯任命的“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当南北统一达成，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何以坚持与袁世凯抗衡的是宋教仁，而非孙中山？“鄙人不得不做出这样的断言：孙文的理想从一开始就属于错误的方向，中国所希求的东西与他给出的东西完全是两码事。假如这断言是正确的话，那麽透过孙氏来考察革命运动、认识不断发生革命的中国，就不能不说是徒劳无益了。”（北一辉）
代替孙中山而领导国民党投入参众两院选举的人，最后是宋教仁。当宋教仁赢得大选后，为何出现宋惨遭暗杀的事件？“鄙人可以负责任地说：袁世凯不是暗杀宋君的主犯，他仅仅是个从犯而已。暗杀计划的主谋者……还有一名惊天从犯，即为世人所尊敬的某位藏镜人（指孙中山）——此人权势最盛之际，正是作恶最烈之时。”
“宋君躺在白色床单上的横死脸容，又在鄙人的眼前浮现。主犯者噙著虚假的眼泪，向未知的弔唁者装模作样地介绍作为宋先生挚友的鄙人，其举动实在可疑之至。……鄙人在宋君的灵前告别，泪流满面的同时，心裡也在想道：这千古奇冤将在何日得以昭雪呢？这一切宛如昨天发生的事。每当思念涌上心头，宋君之亡灵就不可思议地来到鄙人的身边）
杨奎松教授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他对《谁谋杀了宋教仁》一书的进行了评价。他说： “张耀杰先生于蛛丝马迹中苦心爬梳，竟将百年宋案一举翻了过来。依据他的考证，谋刺者竟然是革命党自己！”杨奎松教授并想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进一步证实张耀杰的观点，他说：“其实宋教仁墓碑上于右任当年的题词，就已经曲笔透露了这一秘密。”碑文曰：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 曲笔天诛。
（出自《宋教仁先生石像赞》，于右任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委员会编《于右任先生文集》，台北：“国史馆”、“监察院”、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1985,第201页）
杨奎松教授解释道：“‘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这十六个字不恰好反映出于右任为老友冤死而又不能直言的椎心之痛吗？当时国民党人已经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手下的总理大臣，如果真是袁氏或北方所为，身为国民党人的于右任，又有什么不敢直笔而怕人戮的担忧呢？" （“直笔”指的是直言不讳，坦诚直率的表达；而“曲笔”则指的是曲意逢迎，委婉含蓄的表达。于右任在这里的意思是，如果直接揭露真相，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而如果委婉曲折地表达，可能会遭受天谴。因此，他并没有直接点名道姓地透露出刺杀宋教仁的凶手身份，而是用曲笔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思想。）
在撰写本文时，我在《晚清之后是民国》一书中看到了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评价。这个评价让我深思。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曾经是孙中山的朋友，两人在革命事业上有过合作。然而，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评价并不是很高。
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纸《申报》说：“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
梁启超在《晨报》上发表文章，“孙君是一位历史上的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是对于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应变。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本身不肯胡乱弄钱，即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梁启超同时评价说：“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实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是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提倡，人人都藉口于‘一时过度的手段’，结果就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的面目’反而成为装饰品了”至于另外一个一向奇崛狂狷“大儒”章太炎，写挽联祭祀孙中山：“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能忘袭许；南国是吾家旧物，愿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在史学上，章太炎推崇司马光的史学态度和对人物的臧否。上联暗讽孙中山北伐挑起战争，下联更为严厉，以秦的‘虎狼之国’比喻苏俄，意指其引狼入室。
宋教仁死后数月，孙中山掀起了二次革命。两年后，袁世凯走上了称帝之路。此后，中国的历史一次次地陷入了你争我夺、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宋教仁的死成为了民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给后人留下了无比沉重的百年之痛。
宋教仁和孙文的关系如何？
1. 宋教仁和孙文之间的不同意见由来已久。两人本来就属于不同的派系。在去日本留学之前，宋教仁加入了“华兴会”，担任副会长，是该会的创始成员之一。由于策划起义的消息泄露，华兴会成员遭到清廷的逮捕，大多数主要人物逃往日本。而孙文则在1894年在檀香山创办了“兴中会”，和“华兴会”的口号都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合并组成（由于建政理念不同，“光复会”后来退出同盟会，独自活动）。三个团体由于都是“反清”才走到一起，但内部派系斗争仍然激烈。例如，“光复会”元老陶成章被蒋介石暗杀。 同盟会最初名义上的领导和创办者是孙文，实际上是第一组织和推动者是程家柽。程家柽在1899年通过官费去到日本留学，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后来结识了孙文，认同孙文的“革命”思想，但在具体执行操作上却和孙文有分歧。孙文当时的计划是以20名日本留学生为骨干（学习军事的10人，学习法政的10人），以两广一带的洪门三合会、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等旧式帮会为基础创建军队。但程家柽认为这远远不够，因此程家柽主动帮孙文联络、牵线搭桥才成立了同盟会。1914年9月23日，他在北京被杀害。时年40岁。
当时，宋教仁等人逃往日本后，本来想重新建立革命团体，但程家柽阻止了宋教仁等人的计划。理由是“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意思是“孙文的革命名声已经很大了，我们以他的名义组织会议，我们就能够顺利回国，发动起义，一定会成功”。
关于是否加入同盟会，“华兴会”内部存在不同意见。陈天华主张联合，黄兴主张形式上入会，精神上自存（黄兴作为革命领袖，认为加入同盟会可以为革命事业提供更多的支持和资源，但他也担心同盟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权力争夺会影响到革命的进程。因此，他提出了“形式上入会，精神上自存”的主张，即在表面上加入同盟会，但在精神上保持独立和自主。这样可以既获得同盟会的支持，又可以避免被同盟会的内部斗争所牵连），刘霖生主张不加入，宋教仁主张尊重个人自由。然而，“华兴会”整体态度还是决定加入同盟会，只不过他们只把孙文视为名义上的党魁。
同盟会最初设立了三权分立的制度，但由于各重要岗位的人先后离职等原因，这项制度很快就变得形同虚设。最终，孙文成为了总理，实行专权。因此，同盟会内部的斗争从一开始就十分混乱。这也是前文提到的帮会政治化的局限性。最初，同盟会的基础是旧式江湖帮会，自称信仰“民主”，但实际上信仰的是权力。尽管在制度上形成了孙文的专权，但实际上老“华兴会”成员仍然坚持宋教仁、程家柽等人所提倡的“尊重个人自由”，基本上自行自主。然而，孙文追求的不是“名义党魁”，而是“实权党魁”。在后来的“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文向黄兴明确表示：“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我希望党员们认可我作为真正的党魁，必须完全服从我的命令……我不想成为虚假的党魁，而是真正的党魁……”)
2.宋教仁与孙文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在1906年的日记中，宋教仁指出，孙文等人一心要在中国南部发动起义，这种行为过于冒险和激进，将来可能会孤注一掷。此外，黄兴与孙文之间的矛盾也很深。例如，他们曾因“青天白日旗”的争议而发生激烈的争论。黄兴认为这面旗帜不好看，而且像日本国旗，但孙文却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导致黄兴当场表示要脱离同盟会。这些矛盾使得宋教仁更加坚定了与孙文分道扬镳的决心。他曾向孙文提出辞职，但经过旁人的调解才作罢。虽然后来孙黄二人重归于好，但宋教仁和孙文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宋教仁追求的是改变传统的暴力破坏和无序竞争的局面，实现依法竞争、民主和宪政。他主张从革命民主到宪政民主的转变。而孙文的理念是必须先实行革命专政，才能最终实现宪政民主。
在1908年的日记中，宋教仁更是激烈地指出：“像孙逸仙这样的野心家担任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到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在1910年，宋教仁在与日本朋友的谈话中又表示：“孙逸仙已经落后于时代，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不同的理念必然会导致内斗和分裂。当时，清廷庆亲王奕劻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文出境，这成为导火索。孙文本来是亲日派，但日本政府为了保全孙文，许诺三年后让他重返日本，并给了他7000元钱作为经济补助。同时，他还受了一名日本商人一万元赠款。这一举动被同盟会内部的部分人认为是“受贿”，有损同盟会威信，并声言“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孙文愤怒地回答：“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这件事导致陶成章等人与同盟会分裂，也造成了谭人凤、宋教仁等人坚持要改良同盟会，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中有这样一条：“总理暂虚不设，留以待贤豪”。虽然仍以“同盟会”为名，但不再接受孙文名存实亡的领导。值得一提的是，同盟会中部总会中，庶务部干事是陈其美。
在宋教仁执笔的章程等文件中，也实现了宋教仁“宪政民主”的理念。在制度上的设计几乎完全适用于宪政民主社会的议会政党，为后来的国民党进行了铺垫。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积极策划组织活动，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因此，辛亥革命与孙文的关系不大。陈其美后来甚至表示：“孙、黄二君多年流浪于外国，实际上见机不敏。观去年之革命，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计划者，孙、黄不过中途反国而已。”即使孙文本人也坦言，他与辛亥革命爆发没有直接关系。然而，在准备建立中华民国政权时，孙文回到国内，打破了宋教仁想通过拥戴黄兴任大元帅，自己任总理的理想。当时，中华民国建政主张分为两派。以孙文为首的一派主张学习美国，采用总统制；以宋教仁为首的一派主张学习法国，采用内阁制。两人因为这个矛盾闹的不可开交，而在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孙文一派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又在《临时约法》里设计成内阁制了，宋教仁认为孙文一派是“因人设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同盟会内部已经开始走向分裂。
1912年8月，宋教仁组织了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共同成立了一个名为“国民党”的组织，孙中山担任理事长，宋教仁则担任代理事长。这是第一个名为“国民党”的组织，实际上是由宋教仁创办的。在第二年，国民党被袁世凯下令强行解散。第二个名为“国民党”的组织要等到1919年才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这个组织才是我们比较熟知的高举“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此后，宋教仁苦心经营国民党事务，使国民党在选举中成为多数党。他仍未放弃组织现代议会政党的责任内阁并出任总理，但也多处树敌，最终在1913年3月20日遭到暗杀，两日后去世。 在遭到暗杀之后，他留下了遗言：“开诚布公，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要坦诚公开，尽力保护人民的权利，制定一部能够确保国家稳定的宪法)
3.宋案最直接的结果是导致了被称为“二次革命”的内战爆发。
宋教仁去世时，孙文正在日本。得知此事后，他回到国内，第一件事就是向袁世凯密电汇报访日成果。对于宋案，孙文公开表示“无论如何按正当的手段，诉诸于世界的公正”，而“正当的手段”就是通过法律来解决宋案问题。但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谈及此事时，他将凶手指向袁世凯：“出自袁世凯嗾使之证据，历历在目。”孙文借宋案一事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很明显。袁世凯本来就和日本人交恶，此时正好借日本人的力量来反对袁世凯。这是政治手段。宋庆龄后来也回忆说过：“孙先生生平只知道目的，不问手段，只知道是非，不顾利害。”（只关注目标的实现，不问达成目标的手段是否合适；只知道是非对错，不顾及利益得失。）
至于如何推翻袁世凯，孙文表面上宣称的“正当的手段”只是幌子。他在10年后的党内训话中说：“我认为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只有起义。因为袁世凯是总统，如果总统指使暗杀，那么这是法律所无法解决的，唯一能解决的就是武力。”当时各方都在劝告孙文不要违反“临时约法”发动国内战争。日本方面认为施压袁世凯有干涉民国内政之嫌，而孙文则认为这不属于干涉内政，并且对内战的预期非常乐观，认为可以在6个星期内解决战斗，南方必定能战胜北方，也有利于南方组织政府。美国方面则主张孙文通过合法渠道反对袁世凯，认为一旦中国发生内战，日本可能会突然袭击满洲。但孙文回答：“满洲并非整个中国。”有人还警告孙文，说发生内战的话，俄国也可能完成对蒙古的接管。但孙文回答说留下的地方才是真正的中国。多方调解未果，国民党内部分歧也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二次革命”爆发，国民党惨败，失去了对南方7省的控制权，孙文等人再次逃往日本。
嫌疑人:孙中山:
我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一.自国民党成立以来，一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孙文为首的南方势力，另一部分是以宋教仁议会活动的北京本部。宋教仁去世后，北京本部陷入无领袖状态，内部纷争和分裂不断。宋教仁和孙文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源于他们的思想和政治理念不同。孙文主张通过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他认为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清朝政府，而不是实现依法竞争、民主、宪政。他追求的是政治权力的最高掌握，而不是平等的竞争和民主的政治制度。相比之下，宋教仁更加注重实现民主宪政和法治，他认为只有通过依法竞争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平等，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政府。他认为孙文的革命理念落后于时代，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此外，宋教仁和孙文在组织上也存在分歧。孙文创建的“兴中会”是一个秘密团体，成员少，组织松散，而宋教仁加入的“华兴会”则更加注重组织建设和发展。他认为只有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网络，才能够支持民主革命事业的发展。在同盟会内部，孙文要求担任实权党魁，掌握最高权力，而宋教仁则主张建立平等竞争的制度，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宋教仁和孙文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源于他们对革命的理念和实践的不同，以及对组织建设和权力分配的看法不同。这些分歧最终导致了同盟会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分裂。宋教仁和孙文虽然不是敌对关系，但绝对属于内部斗争的两派。
二.宋教仁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也是中华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责任内阁制的政治家。在1913年的中华民国国会大选中，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大获全胜，获得了国会压倒性多数席次。宋教仁打算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首身份组阁，但却在此时遭到暗杀。与此同时，孙中山主张同盟会仍然为地下革命组织，随时准备继续革命。而宋教仁则主张将同盟会公开化，以堂堂政党之阵势，通过选举取得政权。宋教仁的路线不仅获得了同盟会多数之支持，还继续与其他小党合并，最终组成国民党，并在国会大选中取得了多数。因此，宋教仁走的是宪政民主之路，而孙中山走的是革命家之路。宋教仁想为同盟会洗白成为光明正大的政党。
三.孙文本质上是一个崇尚高度权威的人，曾是洪门帮会成员。帮会政治化或者说政治帮会化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特点，这种特点的表现是毫无信仰或信仰薄弱，但却口口声声“信仰”，以实现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利益。当时宋教仁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孙中山，是第二号实权派人物。如果宋教仁组阁成功，他的党内地位将会一跃而起，超越孙中山，成为政党领袖。清朝已经没了，孙中山还革谁的命呢？当时的同盟会有惯常的暗杀手段，而宋教仁被暗杀的地点是上海，而上海恰好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势力范围。陈其美又是孙中山的心腹，因此，很有可能是孙中山派遣陈其美去宋教仁身边担任庶务部干事，是在布局一盘很大的棋，他的目的是为了暗杀宋教仁并嫁祸于袁世凯，从而为“二次革命”赢得了出师有名，这可谓是一石二鸟之计。通过这种手段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这也只是一种无实据的推断。欢迎大家来骂我。
宋教仁的潜在敌人：
袁世凯：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度并希望通过和平过渡实现宪政民主。这会危及袁世凯的统治地 位。因此，他有动机阻止宋教仁的政治活动，并可能会采取极端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
孙中山：宋教仁一旦组阁成功，他担心宋教仁的政治影响力与党内地位会超过自己。这使得孙中山对宋教仁的政治活动持怀疑态度。因此，他可能会与其他敌人合谋，试图消除宋教仁的威胁。
外国势力（包括日本人）：各国政府都呈虎狼之势，早就想要趁火打劫，他们试图通过干涉中国的内政，去拔掉宋教仁这个“定海神针”，,以便在中国爆发内战时获得更多的利益。
从这三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宋教仁的死很有可能是被他的敌人合谋害死的，他是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因此，他的死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总结：
宋案本来就不应该发生，中华民国自称实行宪政民主，但各派系或当权者无法容忍反对声音，采取了暗杀手段排除异己。在宋教仁去世后，应该采取法律手段惩处凶手，并对宋教仁进行国家赔偿。这才是维护中华民国宪政民主的方法，而不是为了宋教仁一人而引发全国内战。
国民党在这个时候没有通过制度和法律手段，而是单方面宣布袁世凯是凶手。按照黎元洪的话来说，这是“先居于违法之实，再加以犯罪之名”。原本被认为是国民党政治手段的“二次革命”，并没有让国民党团结一致，反而导致了更加分裂。“二次革命”爆发后，国民党外的其他反对力量也开始活跃起来。梁启超等人攻击国民党是“乱暴势力”，指责其造成“生灵涂炭”。国民党在议会竞争中也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导致党员纷纷脱党。相反，袁世凯表现得老练沉稳。尽管国民党一直指责他是凶手，但他仍然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争取民意，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全力拉拢中间派。在合法的外衣下，他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当时的国民党还年轻不成熟，在政治权谋方面远不如袁世凯。在当时中国的大环境下，民国政府是合法的，袁世凯所代表的也是合法的角色。相比之下，国民党不顾法律宪政，挑起内战，将自己置于违法的地位，一开始就输了一大截。从这一点来说孙文难辞其咎！
尽管袁世凯后来被认为是聪明绝顶的政治家，但在某个时刻，他的糊涂行为却让他成为历史进程的反面人物。
每个人都有复杂的一面，孙文是一位民族英雄，他的功绩是显著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正是因为他的功绩卓著，很多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时会怀着对他的崇敬，可能会夸大他的功绩或者掩盖他的缺点。因此，我们需要正确看待历史人物，理性评价他们的所是和非是，不要被情感所左右。
刺杀宋教仁这一枪等于是把年幼的襁褓中的民国给打穿了，中华民国即将夭折，因为一个人的离开，中华宪政民主的道路在这一刻戛然而止，宋教仁死后，国民党迅速土崩瓦解。进步党的骨干刘以芬说：“使先生而在，定能调和各政党间，消除偏见，以进入宪政之途，不幸惨遭非命，他人既无先生之风度，又乏先生之见识，致使当时国民进步两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而政局遂不可复问矣。“ 意思是"如果先生在场，他一定能够调和各个政党之间的分歧，消除偏见，使国家走上宪政的道路。但不幸的是，先生惨遭非命。其他人既没有先生那种高尚的风度，也缺乏先生那样的见识，导致当时的国民党和保守党相互对立，最终导致双方两败俱伤，政治局势变得无法挽回了。"
这个刺杀事件没有一个人是赢家，无论是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袁世凯的称帝计划，还是国民党的分裂和军阀的混战。这一系列事件在几年内相继发生，所有人都成为了输家，没有人从中获得了好处。每个人都遭受了损失，因为一个人的离开导致整个当时的中国都失败了，从此一败涂地，全然皆输。
宋案是历史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事件，他的过早夭亡阻断了中华宪政民主之路，这个幕后凶手是中华历史的罪人。宋案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生态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本文中多次提到的政治信仰问题。只有当信仰真正存在于革命者或政治家的内心中时，才有领导人民和治理天下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