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大家找一下《北京日报》登载的黄加佳《刺杀宋教仁案疑云——幕后黑手到底是谁？》该文经过详细考证，还是可信的，下面转载一下该文:
1913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整一年。此时，临时政府、临时参议院和临时大总统都面临着转正问题。第一届国会选举，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带领国民党取得压倒性胜利。然而就在他奉袁大总统之召准备进京组阁时，枪声响起。
直到今天，提到宋教仁的遇刺，仍有人感慨这一事件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然而，细看史料却会发现，真实的历史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
“宋案”嫌疑人中，有当时最大的实权人物袁世凯，有可能被宋教仁取代的总理赵秉钧，有品行不端的满清遗老、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有黑帮大佬应桂馨，甚至有宋教仁的党内同志陈其美……当时中国政坛各方势力深涉其中，民初政局这潭浑水，不是一般的浑。
民国时期远非时下一些人臆想的那样，它的黑暗和混乱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同盟会元老、辛亥革命功臣蔡济民在1913年所作《书愤》中感慨：“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惜购得假共和。”宋教仁之死，就是“假共和”的注脚之一。
案发现场
1913年3月20日，22时许，上海沪宁火车站。
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缓步走出接待室，准备登上23时发车的特快前往南京，再转车北上。
1913年3月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宋教仁带领的国民党，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共870个席位中，得392席。虽然不够半数，但比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的席位还多。宋教仁理想中的政党责任内阁，仿佛就在眼前。然而，就在此时枪声响起。
宋教仁遇刺后，举国哗然。当时的上海报纸更是成篇累牍地报道，以至于事隔百年，我们仍能将案发现场的每个细节，看得清清楚楚。
宋教仁去世后，黄兴等人为他穿上衣服，并请来摄影师为他拍了这张遗像。
3月20日晚10点45分，宋教仁一行5人从接待室走向检票口，宋教仁落后于其他人半步，走在最后一位。凶手就在这时从他的背后开了枪。枪声一响，众人皆惊。只见宋教仁在身边的铁椅子上靠了一下，随后提起气，一边奔向同伴一边呼道：“我中枪了！”此时，正在接待室与人谈话的于右任闻声而来，他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穿着黑色军服的人，向茶点处旁边的小门跑去。为了防人追赶，刺客突然匍匐在地，向左右连放两枪，显得训练有素，极为老到。
宋教仁中枪后，众人连忙把他送到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经检查，子弹从宋教仁后腰射入，击中肾脏、大肠。当医生为他取出子弹时，发现子弹竟然有毒。术后，宋教仁的情况并没有丝毫好转。21日凌晨2时，当《民立报》记者赶到医院时看到，宋教仁痛苦异常。护士扶他小解，20多分钟才解出，而且全是鲜血。他对身边人说：“吾不畏死，特苦痛耳……”
为了争取最后的一线希望，当天夜里医生决定再做一次手术。但是宋教仁伤势太重，最终还是无力回天。22日凌晨4时，宋教仁在痛苦中逝世。弥留之际，他请黄兴代笔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遗书言道：“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凶手落网
宋教仁遇刺身亡后，无论是身在北京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总部在上海的国民党人，还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缉凶。 据目击者回忆，刺客不止一人。当宋教仁在接待室与友人话别时，有3人曾向接待室中张望。待宋教仁等人向检票口走去时，其中两人退至月台西南的水果摊，一人站立在月台中央。《民立报》记者实地探访案发地点后报道称，茶点处旁边的小门不是普通乘客的出入口，凶手慌乱中选择从那里逃走，显然是事先踩过点儿的。
很明显，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谋杀。人海茫茫，到哪儿去抓凶手呢？
就在人们一筹莫展之际，案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仅仅两天，凶手武士英落网了。
关于凶手落网的细节，时任国民党交通部交际主任周南陔有过绘声绘色的回忆。
3月23日，也就是宋教仁出殡当天，两个潦倒的四川学生来到周南陔供职的国民党交通部。二人称，他们住在四马路鹿鸣旅馆，数日前隔壁一个自称名叫武士英的人向他们借钱。武说，有人提拔他去做一件事，事成之后可以大富大贵。武士英还给他们看了一张照片，说照片中的人不好，可杀，并且拿出一张名片说，提拔他的人是上海有头有脸的人物。21日深夜，武士英神色慌张地回到旅馆，不但还了他们钱，而且拿着一沓钞票向他们显摆。
第二天，两个学生一看报纸，才发现武士英说可杀的那个人正是宋教仁。周南陔听了不敢怠慢，忙问他们还记不记得名片上的名字？两名学生想了半天说：“那名片上的姓，说普通并不普通，说生僻却也不生僻，但记得有长长一撇，其余却想不起来了。”
周南陔得到举报后，连忙派人去鹿鸣旅馆搜查。在武士英的房间中，他们发现了一张“应桂馨”的名片。这才知道，原来“有长长一撇的字”是“应”。
说来也巧，同一天四马路公共租界巡捕房接到一位名叫王阿发的古董商的举报。王阿发说，一个星期前他曾经去应桂馨家兜售字画。当时应拿出一张照片问王阿发，敢不敢杀了照片上的人，事成之后将酬谢1000元。王阿发说自己没杀过人，拒绝了。后来，他从报纸上看到，应桂馨让他杀的人正是宋教仁。
接到王阿发报案后，租界巡捕房当晚便派出警探抓捕应桂馨。在这次行动中，又出现了周南陔的影子。周南陔在上司陈其美的派遣下，与巡捕们一同来到英租界一家妓院。当时，应桂馨正在宴请宾客，周南陔令人禀报说自己找他有事儿。应和周本是老相识，应毫无防备便走下楼。指挥这次任务的洋人探长阿姆斯脱朗一声令下，便擒住了应桂馨。
为了寻找证据，巡警们连夜搜查了应桂馨的公馆。应桂馨家有三层楼，非常阔绰，而且家里人来人往，住着很多闲杂人等。巡捕将应家女眷控制在楼上，其他人软禁在楼下。然而，翻箱倒柜地搜查了半天，没找到与“刺宋”有关的任何证据。这时，周南陔又一马当先。他悄悄对应家女眷说，自己受应之托来取重要的文件。由于平素相识，应家妻妾并没有怀疑周。一个姨太太拨动厢房的活动地板，取出一个小箱子。箱内所装的电报、密码本，就是日后将应桂馨锁定为凶手的直接证据。
更令办案人员惊喜的是，当天他们竟还在应家抓到了武士英。周南陔回忆，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武士英长什么样，只是在应家姑且喊一声：“谁是武士英？”没想到，武士英自己站出来应道：“我就是武士英，有什么事儿吗？”
周南陔这篇回忆录，刊登于1939年的《锡报》上。按他所述，自己在抓捕“刺宋”凶手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但在“宋案”发生时成篇累牍的媒体报道中对此却鲜有提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认为，人们总喜欢在回忆录中夸大自己的作用，破案细节是否真如他所说的那样，不妨姑妄听之。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破案过程中，并没有执法权的国民党扮演了重要角色。
应桂馨是谁？
应桂馨其人，背景极其复杂，非一两句话能说清。
应桂馨又名应夔丞，1864年生于宁波。他的父亲在上海炒房地产发家，他也就成为了一名“富二代”。应桂馨年轻时受过良好的教育，中过秀才，还学过英文。若是在太平年景也许他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成为一名乡绅，但恰逢历史转折关口，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与上海青帮大头目范高头搭上关系，成为青帮中辈分极高的“大”字辈成员。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赴南京就职时，站在孙中山左边的就是沪军谍报科长应桂馨。
1908年，陈其美从日本回到上海组织革命力量。按他自己的话说，由于应家房产极多，他们的革命机关很多都设在应家的房子里。他也因此与应桂馨相识。
早期的革命党与江湖会党关系十分密切。革命党人虽然有政治理念，但是没有武装力量。而会党在清代则一直扮演与清政府对抗的角色。像人们常说的“洪帮”，前身就是反清复明的天地会。在推翻满清的历次起义中，都有会党的身影，陈其美本人就是青帮“大”字辈成员。
陈其美在上海闹革命时，经常住在应桂馨家，应桂馨也为革命活动出钱出力。在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役中，应桂馨更是率帮会成员组成敢死队，为上海光复立下大功。陈其美主政的沪军都督府成立后，应桂馨被任命为谍报科科长。孙中山从海外回来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陈其美专门指派应桂馨负责他的保卫工作。可以看出，应桂馨在上海相当有势力，而且与陈其美关系也很密切。
应桂馨被捕的第二天，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对他进行了第一次开庭预审。从庭审记录来看，应桂馨在法庭上振振有词，而举报人王阿发却闪烁其词，反落于下风。
王阿发称自己曾因兜售字画去过应桂馨家两次。第二次见面，应桂馨拿出一张照片让他把照片中的人办了。应桂馨与他当庭对质：“你兜售的是什么字画？出自何人手笔？”
王答：“是仇英画的山水，也有人物和松竹。”
应立即对会审官说：“请堂上注意，仇英乃中国画家名人，然所画只人物，从无山水，至松竹更非所长。”
尔后，应又问王：“这画你是从哪儿来的？”王答说，从东清铁路觉鲁生处得来。
应桂馨对会审官强调，王提供的姓名不清，在东清铁路供职的是拓鲁生。为什么应桂馨如此强调这个名字？张耀杰告诉记者，这个拓鲁生正是当天送宋教仁上火车的四人之一。
接着应桂馨又问王阿发，第二次见面我跟你说什么了？王阿发答道：“第二次去你没在，后来就没有再见过。”应桂馨又抓住了把柄：“刚你明明说第二次见面让你办照片上的人，现在又说第二次没见过。”
应桂馨到底见没见过王阿发？应的说法是，3月初王阿发拿着应的同事吴乃文的推荐信找到他，想找个工作。但应见王阿发衣衫不整，并没给他提供工作。此后，二人再没有见过面，更没有雇他杀人。
据《民立报》报道，应桂馨在庭上指出，王阿发初来见他时，境况窘迫，而上庭时却换了一套新衣服，面貌一新。他显然是在暗示，王阿发举报他是受人指使的。当会审官问他是否曾叫王阿发杀人时，应说：“我就发疯了亦不能说。我共进会人很多，何必找此种人。”后来，巡捕房果真在应家搜出了那封推荐信。
王阿发自己也承认，他原来是做保险经纪人的，从汉口来到上海后才改行卖古玩。
单从庭审记录看，举报人王阿发反让嫌疑人应桂馨问得破绽百出，就连会审官也认为他前后所供情节不符。
比起应付王阿发，应桂馨要想择清与武士英的关系，可就难多了。据武士英供述，他本是山西人，后来在云南参军。辛亥革命成功后，武士英失业，流落上海。一次在茶馆喝茶，武士英结识了陈玉生。陈玉生邀他加入共进会，并说会长应桂馨要杀一个人。武士英问及原因，陈某称：“这人是无政府党，吾等将替四万万同胞除害。”
3月20日，陈玉生将武士英请到三马路半斋吃饭。酒足饭饱之后，陈玉生告诉武士英今晚就要刺杀宋教仁。
当天与武士英一同到车站的还有3人，一个是陈玉生，还有一个是给王阿发写介绍信的吴乃文。他们一个在外面把风，武士英等三人买站台票，进入车站。宋教仁走进接待室时，陈、吴二人告诉武士英这就是姓宋的。等宋教仁一行从接待室走出，武士英开了枪。行刺成功后，陈、吴二人将武士英带到应桂馨家。武将手枪交给了陈，后来巡捕在应家搜出了手枪和剩下的子弹。
关于应桂馨，武士英说，初入共进会时，曾见过应一面，行刺后又见了应桂馨。应桂馨还称赞他干得好，并许诺送他出洋读书。
然而，当3月31日再一次开庭时，武士英翻供了。武士英将杀宋教仁的罪名都揽在自己头上，并且说：宋是四万万同胞之罪人，他想推翻中央政府，想做总统，而他武士英爱中央政府，因此替天行道。至于应桂馨，他说陈玉生曾带他去过应家。他只见一人从楼上下来，他以为那就是应桂馨。
显然，有人授意武士英翻供。那么，应桂馨又如何解释为什么武会在他家被捕呢？应桂馨说，宋教仁遇刺时他正在家里抽烟。忽然，有人将武士英带来。他得知武士英“刺宋”后，确实说过要送他出国，但那是为了稳住他。至于为什么不报警？应桂馨辩称，此事事关中国政治，他觉得让租界的洋人掺和进来不好，他要按自己的方式来处理。
这样的辩解当然显得无力。随后公布的他与临时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密电，则将应桂馨牢牢锁定在凶手的犯罪席上。
“毁宋酬勋位”
4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等人通电公布了从应桂馨家中搜出的3本密码本、7包函电等证据。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名字浮出水面。自1912年9月至案发后的1913年3月23日，洪、应二人共通了40多封密电，从密电中那些隐晦的只言片语中，不难看出一场阴谋正在酝酿。
洪述祖是世家出身，他的祖上是清代著名的学者洪亮吉。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洪述祖品行不端。早年他曾追随淮军名将刘铭传，但是在购买军械的过程中，他竟然胆大包天地干起倒卖军火的勾当。事情败露后，刘铭传差点把他明正典刑。后来，他又先后投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陈夔龙门下，都因贪污弄权被革职。
从履历可以看出，洪述祖确实是个胆大妄为的人。辛亥革命后，洪述祖曾跟随北方代表唐绍仪南下议和。据他自己说，他还曾拟过一份清帝退位诏书，只不过后来未被采用罢了。改朝换代的乱局中，洪述祖也算是个共和功臣，民国后他被任命为内务部秘书。
洪述祖是怎么跟应桂馨挂上钩的？前文说过，革命党闹革命时对帮会势力多有倚重。帮会成员本是一批没有政治理念的乌合之众，他们支援革命，自然也要求在革命胜利后分一杯羹，但是帮会为非作歹，从来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容忍他们的存在。
民国成立后，帮会自然也感受到了昔日盟友态度的转变。为了洗白身份，青帮、洪帮、公口三大帮会合并，成立了共进会，应桂馨就是共进会的会长。虽然共进会名义上是个政党，但是谁都知道其实是换汤不换药。
1912年9月，袁世凯开始着手解散共进会。这个任务落在了洪述祖头上。洪述祖拿着北洋将领张绍曾写的介绍信，找到了应桂馨。洪应二人都是场面上混的人，可谓一见如故。洪述祖向应桂馨转达了袁世凯希望他解散共进会的信息。应桂馨表示，手下兄弟众多，而且他们都曾为革命出过力，真要遣散非要给一笔遣散费不可。
在洪述祖的运作下，袁世凯同意每月给应3000元办公费，其中2000元由中央政府出，1000元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出。3个月后，在洪述祖的安排下，应桂馨进京面见袁世凯。袁世凯又给了他3万元，作为共进会的遣散费。当然，这些钱里洪述祖都是要拿回扣的。
洪述祖与应桂馨的往来密电中，直到1913年2月，说的都是当时的时局、如何控制舆论等问题。直到2月2日，应桂馨在电报中突然抛出了“购孙、黄、宋劣史”的事，第一次提到了“宋教仁”。
前一天，洪述祖在给应桂馨的电报中写道：“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为了响应洪述祖做“激烈文章”的号召，次日应桂馨就抛出了去日本购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劣史”的提议。
应桂馨报告，宋教仁在日本曾经因诈骗被警方传唤，黄兴则与“下女”拍过合影等。应称，孙中山听说此事，曾派人去日本重金购买证据，结果被对方索要30万元大洋。言下之意，只要给他30万，他就能买到这些“劣史”。
当时，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已大获成功，宋教仁正在南方各地巡回演讲。演讲中，他对北京政府和袁世凯言辞相当激烈。据说，袁世凯听说后很不满意，曾对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抱怨宋“口风何必如此尖刻”。
在竞选中给对手泼脏水是一种很常见的手段。袁世凯一方对宋教仁、黄兴等人的丑闻也很感兴趣。洪述祖在电报中说：“（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此后，洪不断催促应桂馨拿出点儿真凭实据，他好向袁世凯去要钱。
但是所谓的“宋犯骗案”本来就是子虚乌有，应桂馨自然拿不出什么凭据。二三月间，洪述祖不断发电报催应桂馨采取进一步行动。3月13日，洪给应发电报道：“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后来，洪述祖至死也不承认“毁宋”是“杀宋”的意思，一直说自己只是想毁他名誉，并没想伤他性命。但“毁宋酬勋位”5个字，把他和宋教仁的死紧紧联系在一起。
事态的发展也是如此。当天，应桂馨在给洪述祖的电报中提到：“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事端……”这时“毁宋”已经升级为“去宋”，杀心已起，那是再怎么狡辩也掩盖不了的了。
3月19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发出密电，正文只有三个字：事速行。第二天，宋教仁就倒在了枪口下。案发后，应桂馨发电报请功道：“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根据以上电报，洪述祖想撇清与“宋案”关系，那是比登天还难了。
赵秉钧百口莫辩
宋教仁遇刺的第二天，消息就传到了北京。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回忆，得知消息时，正在主持内阁会议的总理赵秉钧脸色大变，当即离开座位绕着会议长桌兜了好几个圈，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道：“这下糟了，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不知道总理为何反应如此强烈。不一会儿，总统府来电话，赵秉钧便匆匆离去。
当时凶手还没抓到，应桂馨和洪述祖的一系列密电也没有曝光，赵秉钧这么心虚，不是有点儿不打自招吗？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尚小明认为，赵秉钧的失态与他尴尬的位置有关。赵秉钧是洪述祖的顶头上司，应桂馨家搜出的密码本是赵秉钧给的。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洪述祖与应桂馨联系，最终密谋杀宋教仁，都是奉了赵秉钧之命。
事实上，自宋案发生以后，指责赵秉钧是幕后主使的说法就甚嚣尘上。赵秉钧屡屡为自己辩白，但总是有越描越黑的感觉。
1899年，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后，“强悍心细”的赵秉钧开始受到袁的赏识。《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不得在天津城内驻军，这意味着清廷将失去拱卫京畿的大门。头脑灵活的袁世凯从他训练的新军中挑选出3000人，改装成了警察。袁世凯这招棋令列强有口难言，中国的警察队伍也由此发轫。当时，负责组建警察队伍的就是赵秉钧。
有了这层渊源，人们普遍认为赵秉钧是袁世凯的人，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赵同时也是国民党员。虽然说民初国民党吸收党员毫无门槛，但至少说明赵并不排斥国民党。民国元年，唐绍仪、陆征祥两名总理相继下野，北洋系与国民党的关系已非常紧张，此时的总理人选必须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人，而赵秉钧正是这样的人。据说，赵秉钧能当上总理，宋教仁出力甚大。
赵秉钧与宋教仁私交甚好也并非虚言。4月3日，赵在《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唐绍仪内阁期间，他与宋一个是内务总长，一个是农林总长，既是同僚，又是挚友。宋教仁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实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无法出城，经常住在他家。俩人无话不谈，经常一聊就是一宿。
那么，赵秉钧有没有“杀友”呢？北大历史系教授尚小明说，在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三人的关系中，赵秉钧是个边缘人物。人们总以为赵秉钧是洪述祖的顶头上司，洪述祖就是赵秉钧的人。其实赵洪二人的关系相当疏远，反而是洪述祖与袁世凯关系更加密切。早在袁世凯任职朝鲜期间，洪述祖与袁世凯二人就有了交集。
据时人刘厚生讲，袁世凯把洪述祖安排到赵秉钧手下当差，也有让洪监视赵的意思。
不可否认，洪述祖让应桂馨搜罗宋教仁丑闻之事，赵秉钧是知道的。同时，他也知道此事得到了袁世凯的暗中支持。但是洪、应杀宋，赵秉钧应该不知情。对于袁世凯是不是首肯此事，他也拿不准。
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回忆，“宋案”发生第二天，赵秉钧就向袁世凯提出辞职，但是袁没有批准。过了几天，赵专门找到张，请他帮忙说服袁世凯准他辞职，赵秉钧说：“此时只求免职，才能免死。”张问他，“宋案”究竟怎么回事？赵说：“此事此时不能谈，但我不免职非死不可。”
赵秉钧为何如此惶恐？尚小明认为，“杀宋”是不是袁世凯的意思，赵心中殊无把握。如果袁世凯真是幕后主使，势必会将他当成替罪羊。这也从侧面证明，赵秉钧不是“杀宋”的幕后主使。
5月5日，上海地方检察厅发出传票，要求赵秉钧到沪出庭。赵秉钧以病假为由拒绝。后来，二次革命爆发，庭审也就不了了之。1914年2月26日，已经辞职的赵秉钧在天津寓所暴毙。许多人认为，这正是袁世凯杀人灭口。
袁世凯是最大嫌疑人？
1913年4月13日，在宋教仁的追悼会上，黄兴的一副挽联格外显眼：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正如黄兴挽联所写，“宋案”发生后，主流观点一直认为袁世凯就是“杀宋”的幕后主使。后来，袁世凯称帝，其形象被固定为窃国大盗之后，他杀宋教仁几乎成为了铁案。
但是近年来许多历史学家重新梳理史料后认为，杀死宋教仁并不符合袁世凯的实际利益。
以前，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国民党取得国会多数席位后就要将袁世凯赶下台，所以袁世凯视宋为眼中钉，但事实上袁宋二人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坏。
当时的记者黄远生在《春云再展之政局》中记载，当秘书报告袁世凯宋教仁去世的消息时，袁世凯愕然道：“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
尚小明告诉记者，与国民党内其他人相比，宋教仁确实属于温和派。宋教仁很支持袁世凯转正做正式大总统。被刺前一周他还对采访记者说：“袁总统欲为正式总统，余最佩服，盖今日政府中有为国服务之责任心者，惟一袁。”在上海尚贤堂演说时，他曾表示：“此次正式总统，非举袁世凯不可。”
自民初以来，袁世凯一直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政治策略。既然宋教仁明确表示支持他，按说他也没有必要采取激烈手段除宋。
另一方面，为了应付国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的问题，袁世凯也早已做好了部署。
当时，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成立进步党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三党合并后，应能在国会中给袁世凯很大支持。分化国民党的计划也在稳步推进。
如果能招安一些国民党议员，袁世凯在国会中的支持率应该不低。可是，这些计划都因宋教仁的突然遇刺而中止了。甚至许多原本支持袁世凯的人，也因怀疑他与“宋案”有关，而对他退避三舍。可以说，宋教仁遇刺对袁世凯的影响相当负面。
退一万步讲，即便袁世凯真有心杀宋，也不会挑宋教仁即将北上的时候下手。因为宋教仁遇刺前一天，袁世凯发电报催宋来京，商量召开国会的事儿。熟悉民初政治格局的人都知道，上海传统上属于国民党的势力范围，袁世凯若真有心杀宋教仁，等他到北京再下手，要方便得多。
后来，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记录，袁世凯曾说，我如果真想杀宋教仁，有的是方法，何必在招他来京时动手。这不明显是授人以柄吗？傻瓜也不会做这种事儿。更何况孙文、黄兴、陈其美都反对我，我都不杀，独杀一个对我有利的宋教仁吗？
尚小明认为，袁世凯要对付的是国民党欲实行的政党内阁主张，而非国民党中某个人，杀一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袁世凯与国民党的政见分歧。宋一死反而会让国民党人更加坚定其主张，这一点袁世凯心中非常明白。因此，当洪述祖向袁世凯提议“收拾”反对党一二人时，袁世凯斥责道：“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之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
那么，袁世凯在“宋案”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尚小明认为，洪述祖向应桂馨购买宋教仁的丑闻，袁世凯是知情的，但后来发展成“杀宋”，袁世凯显然蒙在鼓里。洪述祖打着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名义做出这些勾当，袁也是有口说不清。
到底谁是幕后黑手
既然袁世凯不是“杀宋”的幕后主使，那么到底谁是幕后黑手呢？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大胆地提出，此人正是宋教仁的党内同志陈其美。
在同盟会中，陈其美算是后起之秀，1908年他才被孙中山派回上海。
但陈其美行事果决，做事非常大胆，当时就有“四捷”之称，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陈其美结交广泛，尤其与黑道中人过从甚密。
前文已述，应桂馨与陈其美关系极其密切。辛亥革命打响后，陈发动上海商团、帮会势力与革命党人在上海响应，为光复上海立下汗马功劳。上海光复后，他被推为沪军都督。
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陈其美被任命为唐绍仪内阁的工商部部长，江苏都督一职交给了原江苏巡抚程德全，不过陈其美没有到北京上任，仍然滞留上海。上海还是他的势力范围。从破获“宋案”的过程可以看出，一直是国民党在主导整个破案过程。
前文提到，“宋案”发生两天，武士英和应桂馨就被捉拿归案，但举报人王阿发却在法庭上被应桂馨问得张口结舌，漏洞百出。
张耀杰认为，王阿发是一个假线人。“如王阿发所述，他以前是保险经纪人，从没有做古董生意的经验。他说自己兜售的字画是东清铁路拓鲁生给他的，拓鲁生正是当天送宋教仁上火车的四人之一。这显然不能理解为是个巧合。
应桂馨提到，王阿发找他时，拿着吴乃文的介绍信。吴乃文是一个关键的神秘人物，他既是给王阿发写介绍信的人，也是现场指挥武士英杀人的人，而他的真实身份却是陈其美谍报科的一名三等科员。”
张耀杰认为，吴乃文、陈玉生等人物色了失业兵痞武士英当凶手的同时，也选好了假线人王阿发。更可疑的是，案发后吴乃文、陈玉生等人虽都被抓到，但并没有上庭，也没有关于他们后续的任何报道。
那么应桂馨又扮演什么角色呢？张耀杰说，应桂馨与国民党关系极深。宋教仁被刺前一周，黄兴还令应桂馨经手将60万元公债中的50万元转给宋教仁做竞选经费，其余10万元则存到应名下。
“这么密切的关系，怎么可能跟洪述祖见了几面就倒戈了呢？”张耀杰认为，陈其美、应桂馨利用洪述祖想招安帮会的契机与他搭上关系，并一步一步把洪引向杀宋的局中。“应桂馨没想到的是陈其美最后把他给抛出去了。”不过，二次革命以后，上海局势大乱，陈其美率军撤走前还是放了应一马，应趁乱越狱了。原本押在租界监狱的武士英后来被引渡给中方，关押在江苏海运局，由六十一团看押。
可是，仅仅两天后，武士英就死在狱中。张耀杰认为，武士英的死，陈其美也难逃干系。
同为革命同志，陈其美为什么要杀宋教仁？
张耀杰认为，宋教仁主张与北方的袁世凯合作搞议会政治，国民党中许多激进派是反对的，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陈其美。在陈其美等人看来，唯有武力推翻袁世凯，才算真正的革命成功。因此，在宋教仁北上时，他暗下杀手，并嫁祸给袁世凯，从而找到继续革命的口实。事实证明，1913年7月他们便发动了二次革命。
其实，自宋教仁遇害后，就一直有人指认陈其美是幕后黑手。
时人沈翔云曾说：“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陈其美、应夔丞（应桂馨）尤其痛恨他。这几天他们两个人整天都在商议这件事情，即使像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几句议论，也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很不好看。”
袁克文在《辛丙秘苑》里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宋教仁即将北上时，在饯行宴会上陈其美问他如何组织国民党政党内阁。宋教仁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应桂馨听后大骂说：“你这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点颜色看看。”说着还掏出了手枪。宋教仁面无惧色说：“死无惧，志不可夺。”一场聚会最后不欢而散。
不过，在尚小明看来，作为利益关系方，袁克文为乃父开脱，他的说法并不足信。“说陈其美杀了宋教仁，证据不足。”
在尚小明的解释中，陈其美、应桂馨等人的关系又是另外一番光景。
尚小明说，陈其美光复上海，帮会势力绝对是他倚重的对象之一。但帮会成员为非作歹，扰乱社会治安，民国建立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袁世凯都致力于剿灭帮会。应桂馨为首的帮会在革命中出钱出力支持革命党，革命成功后自然希望得到回报。
当唐绍仪内阁任命陈其美做工商部部长时，应桂馨等人曾经提出要跟陈其美到北京去做官。可陈其美认为他们不够格，还专门写了一封信，让他们继续学习。应桂馨大有被卸磨杀驴之感，因此记恨上了陈其美。应桂馨与陈其美的最大差别是，陈其美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而应桂馨没有。
因此，他在陈其美处得不到好处后，马上转投袁世凯。此时，正好碰上洪述祖奉命到南方剿灭帮会。于是，二人一拍即合，应桂馨就这样被洪述祖招安了。
既然袁世凯和陈其美都不是“宋案”的幕后黑手，那么这个幕后黑手是谁呢？尚小明认为，洪述祖是“刺宋案”的唯一主谋。
在应与洪的往来电函中，3月13日应桂馨曾写道：“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事端……”这句话历来被认为是从“毁宋名誉”升级为“伤宋性命”的标志性转变。也就是说，“杀宋”最初的动议是应桂馨提出的。但尚小明指出，其实早在3月6日，洪述祖就在电报中暗示对宋教仁采取激烈行动。电报原文这样写道：
夔弟足下：近日叠接下关所发二月廿五号各信 (计五件，并《民强》领纸)，又接上海顺德里信，又驻沪巡署信计二件。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法，手续不甚完好。如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件，并如何决议办法 (此刻近于无征不信)，并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方是正办。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未到，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是）；或有激烈之举(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方可乘机下手也……观川启。
三月六日
尚小明解释，这封电报之前，洪述祖一直在催促应桂馨快将构陷“孙黄宋”的黑材料寄过来。这封信中除了催促，他还举了一个“除邓”的例子。
1912年，邓家彦在上海创办《中华民报》，经常鼓吹共和。后来，他被上海英租界巡捕房逮捕。洪述祖举邓家彦为例，是要告诉应桂馨如何才能从北京政府那里骗到钱。也就是说，若要“除邓”领款，必须将登载“邓”反对政府的报章先邮寄过来，并提“除邓”的办法，“除邓”之后还要在《民强报》登他的死讯，这样才好领款。后面洪述祖又向应提出一个办法，即如果宋教仁有激烈之举，那么应就可以乘机下手。怎样下手呢？他又举了邓的例子。既然前文说到要邓的死讯，如何对付下手，也就不言自明了。
这封电报可以看作洪述祖对于应桂馨隐晦的暗示，此后一周应桂馨似有所悟，开始着手安排“刺宋”，并在3月13日明确提出“去宋”。因此，尚小明认为率先提出杀宋教仁的是洪述祖。
那么洪述祖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杀宋教仁呢？尚小明认为，洪述祖知道袁世凯反对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称其为“党同伐异”、“一室操戈”。为了迎合袁世凯，他自作主张地走了这步险棋。洪述祖这样的前清官吏与袁世凯之间是互为依存的关系。袁世凯失势，也就意味着他们将失去一切既得利益。因此，洪述祖杀宋既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但也披了一张维护共和、维护民国的外衣。尚小明认为，这也可以看作是辛亥鼎革以来官僚党与革命党激烈争斗的一个反映。
应桂馨越狱后，不知死活地跑到北京向袁世凯讨赏，结果被袁世凯派人刺死在往来京津的列车上。1914年，辞职后的赵秉钧在天津寓所暴毙。1916年，陈其美被张宗昌派来的刺客暗杀。同年，称帝不成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咒骂中病逝。
而刺宋案的始作俑者洪述祖，反而活得最长。应桂馨被捕后，他就立刻躲进青岛的租界中，从此隐姓埋名不敢露面。
直到1917年，与“宋案”有关的人都已经过世，他以为已经没有人记得他了，于是到上海做买卖，谁知竟然在上海街头被宋教仁之子宋振吕抓了个正着。后来，洪述祖被引渡到京师地方审判厅，经过一年的审讯，最终被判处死刑。当时，民国废除斩首实行绞刑，为此还专门从国外进口了一架绞刑机，洪述祖就成了民国第一个被实行绞刑的人。
至此，与“宋案”有关的所有人都已作古，但是“宋案”留下的诸多未解之谜，至今仍笼罩在疑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