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爵位制度可以说源远流长。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之初，就曾实行分封制度。功臣、亲属、贵族皆有封地食邑，爵称是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十户长等，并可世袭，各级“户长”在封地内有征发徭役、征收赋税的权利。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初，亦曾在占领区内实行分封制，对社会经济造成较大破坏，后不得不废止而改实行封爵制度。元朝封爵为八等：王（正一品）、郡王（从一品）、国公（正二品）、郡公（从二品）、郡侯（有正从三品之别）、郡伯（有正从四品之别）、县子（正五品）、县男（从五品），实为八等十级。其中王爵唯皇族、蒙古贵族可封，宗室封亲王、远支宗亲与贵族封郡王，其余国公等爵封赐甚滥，不可统计。而且除了蒙古贵族等高等爵位有食邑收入外，汉族国公及以下爵位均为荣誉称号，没有食邑收入，只是表明对应级别官员的身份地位。元人赵天麟曾云："夫爵者，官之尊也；阶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职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也；禄者，官之给也。”
元朝的王爵分为六等，忽必烈根据亲疏嫡庶及功绩悖逆对宗室进行分封，大部分受封者还加上了汉地式的国邑王号，其国邑王号或取春秋诸侯国名，或依中原投下食邑路州名，或取镇藩方位，以严格皇帝与宗王的君臣名分。还规定，凡受封印章王号者即为“大大王”，也是本支系的家长。王爵由印章质地和印纽形进行区分，第一等王爵为“金印兽钮诸王”，其余五等分别为金印螭钮、金印驼钮、金镀银印驼钮、金镀银印龟钮、银印龟钮。元朝共分封王爵74人，其中忽必烈分封37人。王爵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草原兀鲁思分封，二是中原五户丝食邑、江南户钞制度。
成吉思汗立国之后，对宗王进行了兀鲁思分封，把蒙古高原三十余个千户的牧民部众以及阿尔泰山、大兴安岭一带，封给兄弟与子女，形成了所谓的西道诸王兀鲁思与东道诸王兀鲁思。受封诸王享有对所封地区领地、部民、财产的拥有权与支配权，设置投下达鲁花赤进行管理，诸王勋戚自行委任的断事官、课税及其它军政长官，封地像一个半独立的封国。分封诸王的领地，西道诸王主要在中亚地区，东道诸王主要在岭北行省、辽阳行省，后来西道诸王逐渐蜕化为四大汗国。
随着蒙古贵族对外掠夺战争的发展，俘获的人口日益增多。如何管理这些人口，是摆在蒙古统治者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当时，蒙古贵族在华北地区采取了就地安置俘户的办法。“时，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不少州县民户就这样成了蒙古诸王贵族的私产。除蒙古诸王贵族占有部分州县和大批俘户外，归附蒙古的汉人世侯也雄霸一方，“诸侯世官擅生杀祸福、取敛封植之权，故一方愚民不知有朝廷之尊，而知有诸侯也”。蒙古贵族和汉人世侯私役人户的状况，显然不利于蒙古汗廷对中原汉地的统治。窝阔台即位后，任用耶律楚材，着手整顿中原汉地的统治制度，耶律楚材建立五户丝制度，规定天下赋税，二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与所赐之家（即封邑诸侯王、贵戚）即所谓“五户丝”。
忽必烈时期对五户丝制度进行了改革，按照规定，“每户科丝二十二两四钱，二户计该丝二斤一十二两八钱。其二斤即系纳官正丝，由正丝、色丝各半。外将每户剩余六两四钱积至五户，满二斤数目，付本投下支用，谓之‘二五户丝’。以十分论之，纳官者七分，投下得其三焉”。诸王后妃公主驸马在汉地的食邑，分封者一般不驻食邑，不干涉食邑的民政，当地居民承担对诸王的贡赋，诸王的王号一般说明他的食邑的位置。
元世祖平定江南以后，又将分封制度推广到江南，建立了江南户钞制，将江南部分土地和民户拨赐给诸王、公主、勋臣做为食邑，至元二十年 (公元1283年) 正月规定： 在1万户田租中，输钞百锭，相当于中原的五户丝 (为丝料中之一部，给封君者) ，称作“江南户钞”，成宗时改为交中统钞二贯，食邑民户纳钞以供封君享用。
整体而言，元代的爵位分封制度具有规模宏大、享封长久，草原宗法制和贵族领属贯穿其中，与汉法官僚制混存复合，同时又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南北异制等特征。分封制既促进了蒙古军事征服，又是帝国内乱分裂的渊载。分封本身保留了较多草原旧制，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政治军事，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