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举一下明朝科技成就。

一、 天文气象十四世纪中叶的《白猿献三光图》载有132幅云图，并与天气变化联系起来，绝大部分与现代气象学原理相一致。（欧洲到1879年才出版只有十六幅的云图。） 1383年南京设京师观象台1439年造浑天仪置北京1442年北京设观象台。 1446年建晷影堂(位于北京古观象台西南侧) 1607年李之藻撰《浑盖通宪图说》刊行(介绍西方天文观阐释浑天说) 1617年张燮著《东西洋考》记载海洋占候等的详细资料。 1634年正式安装我国第一架天文望远镜：“筩”(yong) 1643年出版《崇祯历书》。二、数学物理篇数学 物理1450年吴敬撰《九章算法比类大全》 1524年王文素著成54卷总计1500多问近50万字《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 1584年朱载堉著《律吕精义》出版 1592年程大位撰《算法统宗》最早记载使用珠算方法开平方和开立方。1606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开始合译《几何原本》。 1613年李之藻据西人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和中国程大位《算法统宗》编译而成《同文算指》。 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了合乎科学的解释，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并通过空气传播，同水波相类似。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2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提出了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的时空观。在《物理小识》卷1中正确地解释了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民间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已佚）。三、医学1406年，朱棣等主持收集编成《普济方》(载方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个，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医方书。) 1567年在宁国府太平县试行中国人痘接种方法预防天花。(种痘预防天花是人工免疫法的开端，是医学史上的重大成就。十七世纪我国种痘技术已相当完善，并已推广到全国。我国种痘法于十七世纪初传入欧洲。) 1596年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在南京正式出版刊行同期问世的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1601年，杨继洲著《针灸大成》 1617年，陈实功著《外科正宗》(收集了大量有效方剂。他注重实践，勇于革新，创造性地进行了截趾（指）、气管缝合等外科手术，对我国外科学作出了贡献。书中对一些肿瘤也作了论述。) 1624年张景岳撰《类经》刊行，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 1640《景岳全书》64卷成书 1641年吴有性撰《瘟疫论》王夫之在《思问录·外篇》中提出了关于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的观念，他说：“质日代而形如一，……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四、农学篇1376俞宗本著《种树书》(记载了多种树木的嫁接方法，如桃、李、杏的近缘嫁接和桑、梨的远缘嫁接等) 1406年，朱橚《救荒本草》问世(收集四百一十四种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资料，载明产地、形态、性味及其可食部分和食法，并绘有精细图谱) 1511年中国种植玉米 （有疑点，可能不正确）1547年马一龙著《农说》(记载了水稻的精耕细耘、密植、育苗、移栽等的种植经验，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哲学观点来阐述农业技术的著作。) 1596年屠本畯（jun）著中国现存最早的海洋生物专著《闽中海错疏》(记载了沿海一带以海生无脊椎动物和鱼类为主的二百多种水族生物的形态和生活习性等。) 1608年，喻仁（喻本元）、喻杰（喻本亨）合著《元亨疗马集》(著名的兽医学著作，内容包括对马、牛和骆驼的治疗经验，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1617年赵蛹著《植品》(有关西红柿的种植技术等) 1628年徐光启撰《农政全书》五、地理1405－1431年郑和率大型远洋船队到达西洋三十余国；徐霞客著《徐霞客游记》1425年《郑和航海图》编成 1536年黄衷著《海语》(记录东南亚史地与中国南洋交通情况) 1565年胡宗宪编《筹海图编》记录中日交通及抗倭事1589年出现最早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 1639年顾炎武开始编著《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六、化工1521年四川嘉州(今乐山)凿成深达数百米的石油竖井 1596年<唐县志>记载以火爆法的采矿技术 1596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二百七十六种无机药物的化学性质以及蒸馏、蒸发、升华、重结晶、沉淀、烧灼等技术 1637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述冶炼技术时，把铅、铜、汞、硫等许多化学元素看作是基本的物质，而把与它们有关的反应所产生的物质看作是派生的物质，从而产生化学元素概念的萌芽。二、 补充数学、物理篇1621年，茅元仪完成《武备志》，记载关于军用火器、船只等军备的制造及使用方法1643年，方以智完成《物理小识》，虽然名为物理，但非今意，包含物理、化学、生物、医药、哲学、艺术等内容明朝的科技发展情况与成就向来以为，中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致没落，比如提到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时，“中国古代在经验技术的发展水平上远远超过西方，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却首先在西方诞生，而中国反而远远落在西方后面呢”，不应全盘推给传统的封建文化道德。在西学渐进时刻，不是晚清那种屈辱的时代，科技之提倡者，往往是精通儒学的士大夫，政府的态度也不是野蛮的排斥。做一时间表，也许宋朝出现了拐点，在此拐点后，中国科技发展“斜率”有所下降，但是依然为正。撇除蒙元，到明代，应该是这样发展的。1644年以前，当牛顿，莱布尼茨等人尚未出世，伽利略，开普勒，哥白尼等人处境悲惨时候，至少在目前国人眼里视为中国黑暗落后之时代，该被李闯献贼搅翻的时代，与“康乾盛世”相比不值一提之时代，我觉得有必要探讨一下，不然我们一提就只晓得“三大案”，“萨尔浒”，“八千女鬼”，“均田免粮”等等。这个时代，是否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有种不一样的味道？当西方的封建时代与中世纪划上等号，1640年作为其近代史之开端，也是西体膨胀之时代；恰好相反的是，中国的封建时代自不必说，中国之近代史，却是屈辱之开端，而这种屈辱，在1644年就埋下祸根，甚至已经开始粉墨登场。明代科技与军事发展成就提西方文明之精髓与源泉，就不可不提古希腊，而古希腊的文明遭受了历史厄运而不长时间，就是漫长的中世纪了。文艺复兴为何是最伟大之变革，其中古希腊精神自然脱不了干系。与之对比前提，华夏文明又有其独特之魅力，至少到那个时代，没有被完全阉割，面对西学，是头破血流，还是娴熟地交汇，到现在还是迷茫。转载一些这个时代的人文科学情景，先从科学技术开始，看看中国文化在近代化边缘是不是不堪一击？转载：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一封信中说：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他们以不同于我们西方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月食。有很多学者认为，15～16世纪的中国，是封建制走向专制时代的开始，专制的政治儒学成为统治中国的主体，一切由统治者认可的知识发展都是围绕儒学核心进行，而作为生产技术发展重要理论基础的自然科学，则被国家体制排斥在知识分子的学识之外，从政治体制和人才的俸禄机制上、甚至从治学的价值取向上，遏制了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欲望。 其实这些看法是没有多大事实根据的。在近代“五四运动”时，中国人提出了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主张，其实最早引进的是晚明。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并不逊色。关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科学形态的特征，爱因斯坦在1953年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很明显，由于爱因斯坦的这段话对清代中国合适，对明朝却未必正确。由于对真实的历史情况的不了解，爱因斯坦误以为中国人没有接受过《几何原本》，更不知道明末徐光启曾有以发展为基础全面发展数学的设想，以及明代很多学者、科学家对科学实验的重视，从而作出对中国科学发展趋势错误的论断。关于中、西科技发展的长期趋势，李约瑟指出，中国自公元前300年起，科学以缓慢的步调持续进步。1500年起，大幅落后的西方科技开始突飞猛进，到了晚明，两者的差距大幅缩小，但中国仍然小幅领先。约在17世纪初，欧洲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进展开始超越中国，但中国在医学、植物学和化学等领域，仍保持不同程度的领先。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所属的桐城方氏，是明末士大夫学习西方数理科学的一个典型案例。方家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的程朱理学传家，亦即方氏拥有中华文化的厚重衣钵。方以智（1611～1671，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进士，曾受邀担任南明内阁大学士）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方孔炤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S.Ursis，1575～1620），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西方来华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地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在天文学方面，方以智结合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和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讨论了地心学说、九重天说、黄赤道、岁差、星宿、日月食、历法等天文学问题。对于西方天文学知识，他非常重视，经常追踪西方天文学最新进展，例如他在讨论天体运动轨道问题时，就曾根据西方用望远镜观天发现金星有周相变化的事实，提出了金星、水星绕太阳运行的正确猜测。……这一切说明，有着厚重中华文化衣钵的方氏并不排斥西学，反而是当时的西学大家。再看看明末的徐光启。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及太子太保，明代著名的爱国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他在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尤其是著名的利玛窦）接触后皈依天主教，取了英文名（教名）“Paul”。徐光启在明末关注农业，编著了中国传统农业之集大成书——《农政全书》，推广高产作物；引进西方火器如后来袁崇焕击伤努尔哈赤的红夷大炮，倡导和实践中国军队现代化；倡议和组织与传教士合作翻译大量西方先进书籍，著名的如《几何原本》前六卷；倡议并组织修编接受西方天文学的《崇祯历书》，接纳当时先进的西方天文学知识理论。官至宰辅的徐光启曾为了《几何原本》而每天到利玛窦的住所翻译三、四个小时，甚至曾从天文观象台上不慎摔下……点、线、面、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直径、相似、正弦、正切、外切……等等这些今天数学课本上耳熟能详的术语，都是徐光启400年前在和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时定下的，不仅在我国沿用至今，并且影响到日本和朝鲜。然而，作出了这些贡献的徐光启却也是个传统的儒家学者。“世人多所论及的是他（徐光启）在自然科学上的杰出成就，殊不知他早年致力于《诗经》研究，并有作品传世。” “与大多数中国古代士大夫一样，徐光启也是传统儒学的信徒，孔孟之道的追随者、崇拜者。” “而徐光启是反对尽废朱子之学的，这表明程朱理学在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徐光启）在儒学‘格物致知’认识论的基础上开始了会通中西，以求超胜华洋的兴实之路。” “徐光启的儒学思想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徐光启著农书、兴水利、制兵器、强边备、入宗教、习天学等等，无不发于此，且归于此。” 徐光启认为“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表明明朝知识分子包括统治阶层已开始接受和研究全新的西学，当时中国的学术环境比西方当时教会统治下的要好得多。明末甚至有不少普通百姓研习科学：明末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士大夫的阶层。高彦颐（Dorothy Ko）《闺塾师》一书曾论述明末长江下游地区闺阁中的女子，多有研习天文学的。而且，明末士人是真正的研习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人士们大多只是对政经文史感兴趣相比，这更令人惊讶。 许多证据表明，中国在16世纪以前，技术水平全面领先于西方。一些权威的科学技术史文献，例如查尔斯?辛格等人编写的《技术史》和李约瑟著述的《中华科学文明史》，都强调了1500年之前，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技术流向几乎完全是单线程地从中国流向欧洲。直至1644年明朝结束时，中国和欧洲的科学技术水平基本也是旗鼓相当的。 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说：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在日常生活及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不分伯仲。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缜密思考和理性思辩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在实践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拙。 英国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和欧洲的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 李约瑟认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思想方法酝酿着近代科学的倾向。他说：当十六世纪末，利玛窦到中国同中国学者讨论天文学时，中国天文学家的思想（这保存在他的谈话记录中），今天从各方面看来，都比利玛窦自己的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观更为近代化一些。陈美东在《明季科技复兴与实学思想》中认为，明末“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他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 《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中说：从研究方法上看，徐光启、方以智等人运用了培根所强调的归纳法，从中找出自然规律；同时又运用笛卡尔所强调的演绎法，把所发现的自然规律作为公理，逐步进行推理，从中引出关于个别事物的结论来。对此，晚明学人从理论上进行了进一步说明：“革者，东西南北，岁月日时，靡非弗格；言法不言革，似法非法也。故者，二仪七政，参差往复，各有所以然之故；言理不言故，似理非理也”。这一“革”与“故”的理论被看作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方法论，其进步意义在于把简单的经验事实或数据提到理论体系的高度上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注重归纳、演绎的实验方法的精神，从而摸索到近代科学的边缘。……与这种变化相应的，是晚明学人对传统科学一系列颠覆性的批判。晚明学人坚决摒弃了天人感应、阴阳五行“术数”的神秘主义。他们倡导地圆、地动学说，认为“周髀盖天之学”是“千古大愚也”，并将第谷宇宙模型作为《崇桢历书》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天圆地方”之说，冲击了“中国独居天下之中，东西南北皆夷狄”的偏见。……在新的实学价值取向下，科学技术被作为经世之学而接纳。晚明学人迫切希望能借助于“远西奇器”来解决明朝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他们将引入的西方科学看成是促进社会变革、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徐光启于1629年上疏呈明“度数旁通十事”，意在通过科学的途径去实现“富国”、“足民”的社会理想。他还想把历局扩大为类似今日的科学院，分门别类钻研各项科学。这是晚明学人站在时代最前列提出的全面建设一个科学系统的计划和目标，值得大书特书。 刘耘华在《徐光启等人对西学的理解与回应》中说：他们本身的良好科学素养使之对西学所作的回应与处置远远超出了为用而用的层次，而是提出了通过求其所以然进而达成会通与超越的自觉诉求，所以徐光启曾设想“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简平仪说序》），其本人年逾70仍在繁忙阁务之余孜孜矻矻审查与润饰传教士的历法译述，正是因深知西学长于言“故”而“亟欲明其术而唯恐失之也”（阮元《畴人传卷32?徐光启》）。这种既因西学之长而心悦志满，又惟恐西学不得其传而失之交臂的心态，在这批儒士当中是共通的。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撰于利氏物故三年之后，其中流露出了亟传西学的紧迫感，因为“最称博览超悟”的利氏“其学未传，溘先朝露”，而庞迪我辈又“年龄向衰”，倘“失今不图，政恐日后人无解”，则西方“有用之书，不免置之无用”。十五年后，他又在《译寰有诠序》中追述自己于天启三年（1623年）归田之后，邀傅际泛“结庐湖上，形神并式，研论本始”，因“每举一义，辄幸得未曾有”，遂“心眼为开”、“忘年力之迈，矢佐翻绎，诚不忍当吾世失之”。至于因象数之学进而突破夷夏、内外等文化定势，又进而因“耳目之资”、“手足之资”而求其“心灵之资”，这，也是此派儒士的共通历程。 而通过下面对明代知识分子、统治阶层到科学的态度与支持程度的了解，可以认为：如果没有异族的野蛮入侵、破坏和奴役，中国在科学技术及生产技术方面即使被西方全面超越，但凭着明朝人的思想认识、进取，尤其是相对西方更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国不会在科技方面大幅落后于西方，更不会出现清代全面倒退，直至连前朝都不及的愚昧状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史学者席泽宗曾高度评价晚明七十年中国在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在短短的67年中（1578～1644年）出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他将这段时期与满清统治时期，做了一个对比，“顺治和康熙年间，这两位皇帝在位共79年（1644～1661，1662～1722）。拿这79年与明末的72年[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1573～1644年）]相比，中国科学也是急剧走下坡，一落千丈。 明朝人创作和翻译的科学著作明朝末期，正是西方科技文化理论大发展的前夜，而明朝广大士大夫阶层已经普遍研究西学，中西方在科学发展上各有千秋。中国明朝，尤其是晚明67年中出了不少有世界级水平的著作：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在短短的60多年中出现了这么多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些著作相对于近代数学、化学、物理学和哲学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西方是颇具亮点的。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尚未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尚处孩提阶段，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笛卡尔隐居荷兰。而同时的明朝已经进入了西学东渐的高峰，学术环境开放，政府支持，士大夫阶层普遍接受、研究和翻译西学著作，共有七千多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的思想原则和“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的目标指导下，以及明政府的组织支持下，中国人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其中现在可知翻译的书目中有（包括译者或作者）：《测量法义》 利马窦和徐光启，1607年《表度说》 熊三拔，1611年《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启，1612年《几何原本》 利马窦和徐光启，1613年《同文算指》 利马窦和李之藻，1613年《乾坤体义》 利马窦，1614年《圆容较义》利马窦和李之藻，1614年《天问略》 阳马诺，1615年《职外方纪》 艾儒略，1623年《远镜说》 汤若望，1626年《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1628年《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1631年《奇器图说》 邓玉函和王徵，1634年《主制群征》 汤若望，1636年《寰宇始末》 王丰肃，1637年《五纬历指》 罗雅谷，1637年《性学粗述》 艾儒略，1637年《建筑十书》 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数学札记》 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矿冶全书》 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 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原本》（拉丁文本） 科隆版《测量全义》 罗雅各《天体运行论》 哥白尼《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开普勒《地中海航海术》 罗马版《比例规解》罗雅谷《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宇宙仪》雅克?贝松《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 《磁石测量法》纪尧姆?德诺吨涅《神功催吐药》萨拉?安吉鲁著《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克洛德?举雷当时翻译和创作的还有《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人身图说》（1635年）、《西国记法》（1595年）、《性学觕述》（1623年），《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泰西水法序》、《坤舆格致》、《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远西奇器图说》、《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天启年间陆仲玉著）、《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七千余册。而在清代出版的著述只有：南怀仁《仪象志》、《仪象图》、《坤舆全图》、《坤舆图说》、穆尼阁与薛凤祚《天学会通》，利类思《狮子说》，梅文鼎《梅氏历算全书》，《数理精蕴》五十三卷，等等。数量相比明代可说是极少，且多是传教士所作。 在明代中后期翻译的书籍中，我们看看《几何原本》，以及《明理探》两部著作。徐光启已跟利玛窦学习西方科技多时，深感西方科技的精妙。于是向利玛窦建议：“既然已经印刷了有关信仰和道德的书籍，现在他们就应该印行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的书籍，引导人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内容要新奇而有证明。”这个建议被利玛窦愉快的接受了。……据记载，从1606年9月到1607年5月，徐光启每天下午都到利玛窦的住所翻译三、四个小时。 徐光启认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可见在其心目中，“会通”中西是第一步手段，“超胜”西学才是目的。在徐光启的科学思想中，翻译是基础，是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必由之路。在当时条件下，徐光启极其重视翻译等会通工作，注重通过翻译工作培养自己的西学人才。让天文生学习西法并亲自传授，“令后之人循习晓畅，因而求进，当复更胜于今。” 对此，纪志刚评价说：今天，当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时候，徐光启“会通超胜”的科学思想就更加闪射出熠熠的光辉。 1607年春，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出了《几何原本》前六卷。作为皈依传教士利玛窦的基督徒，徐光启并没有选择宗教典籍，而首先选择翻译古代西方数学之经典著作《几何原本》。他说：“《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 第一次向中国人说明了几何学的本质。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坚定地说：“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有二至、二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 他还说：“下学功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怯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 尽管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差异使得封建士大夫并未普遍理解《几何原本》及其巨大作用，“而习者盖寡”，但徐光启认为它是“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于人” ，他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 并认为：“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 ，即徐光启认为《几何原本》是百年后人人必读之书。李之藻和傅泛际翻译了《明理探》。这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方逻辑的学术著作，书中多次申述：“名理乃人所赖以通贯众学之具，故须先熟此具”。李天经把《名理探》比作太阳，“众学赖之以归真实，此其为用固不重且大哉!”曹杰生认为，没有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中国学者就会推迟对西方逻辑学的接触和了解。明朝和清朝中西方科技交流的对照比较综合来看，明朝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统治者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这和明代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广大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空前高涨是分不开，而所有的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须归源到明朝开国之初所制订的政策。 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复期，后期是文明的崛起期。正是在明朝统治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阶层的活跃，哲学思想的突破，使得原来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国文明挽回了颓势，重新焕发出多样多采的的活力，重新显示出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张扬。 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再一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局面，再一次表现出对科学的空前兴趣.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他们的本意决非是好心好意来传播科学的，但是结果他们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并非他们象白求恩这么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当时明朝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传教士要想为传教开辟通路，要想取信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赢得他们的尊敬与看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就必须传播西方的科学，否则他们几乎寸步难行。 当传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国居住和旅行的资格以后，他们对翻译传播西方科学的热情就极度减弱，当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他们翻译时候，往往寻找各种理由推脱搪塞，难以搪塞的时候，才勉强答应。传教士本来到中国以传播宗教为目的，到结果却变成了不得不传播科学，这种现象本身就意味深长。 明晚期乃至到明末，不仅中国的传统科学的一些领域，开始经历自我革新，自我蜕皮的过程，展现出新的活力，而且由于知识分子遍及全国上下对科学热情的高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热情引进，中国的科学正在呈现出不仅弥补自身固有的弱点和缺陷的趋势，而且有理由断言，当西方科技和中国本土的融合之后，中国的科学完全可能在发展势头上超越西方.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科学的发展，本身不象西方有宗教的重重阻挠和各种思想障碍；也是因为作为科学基础和潜在动力的哲学思想而言，当时的中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几乎领先超前了相面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无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是如此。只要通过容纳吸收外来科学技术的优点，弥补中国科技固有的缺陷，发展和前进绝对不是问题。 明朝灭亡以后，情形发生了急剧改变。满清的残暴统治，使得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急剧衰减，和西方传教人士合作翻译科学著作的情形已是凤毛麟角，甚至连个别热心科学的传教士自己上呈给满清皇帝的科学著作也被达入冷宫。原先被大量应用于经济国计民生的技术机械，到了满清，完全沦落为满清那些愚昧到极致的皇帝的个人玩物。此外疯狂的屠杀，经济的破坏的，文化的摧残就更不需要多说了 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并非没有机会跟上世界的潮流，和世界同步发展，甚至领先于世界，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么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现代的人当然不能苛求满清。但问题是当时这样的机会不仅有，而且是大量的，随手可拾的，由于明代留下的优越条件，明代遗留下来的大量书籍，大量人才，明代已经开辟的和西方文化经济科技等各方面交流的渠道，甚至可以这样说，明末以后的中国想不和世界同步发展，想不领先于世界都困难，我们可以列举大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然而在满清空前愚昧黑暗的统治下，所有的机会都化成泡影，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不仅不能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哪怕前进一小步都不行，甚至连明代已经取得的成果，已经获得的进步，也几乎全盘丧失，全面倒退，这种文明的倒退，也只有古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阿拉伯文明被蒙古毁灭的时候才可以相比拟. 有些人说，明朝晚期，思想的活跃，不过是社会混乱动荡的必然表现，尤其是明末的战乱，统治真空其导致的结果，并不能说明明朝比满清优越，这样的说法根本谬误，综观世界历史，凡是思想活跃，思想家层出的年代，大部分都是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进步的时代，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德国如此，绝对不是什么战乱导致的结果。 希腊和罗马的大部分思想家，都生活经济繁荣，国家相对稳定的社会之下，相反到了野蛮民族入侵罗马，思想家就寥若晨星，整个西方世界在长达将近一千年的时间中陷入了黑暗愚昧之中。 西方资本主义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没有一个是生活在所谓的乱世之中，恰恰相反他们生活的法国是整个欧洲大陆上最为强大和繁荣的国家. 明代思想家的活跃，思想革新的出现，是明代社会本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本身具有内在活力，内在革新性的表现。否则按照某些人的逻辑。贫穷饥饿相伴，战乱始终的非洲，应该是思想最活跃，思想家的产量最高的地区，可是事实又如何呢？ 满清的万马齐喑，人才禁锢，稀少，根本原因不在于其稳定的统治，而在于其空前的残暴黑暗的压制措施。有人喜欢拿清末和明末相比，问题是清末，中国还有自己的思想家么？一切的思想，无论套上了一层什么外衣，本质上都已经西方舶来品，在文明根基的思想哲学领域，中国已经完全成了西方的附庸。把明朝晚期，中西方之间完全平等的文化思想交流和满清晚期末期，西方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满清大小奴 才主子不得不屈辱的跪在他们的西方主子面前乞食求饶相比，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四川教育出版社 尚智丛著）一书有一张表格，列出了从1580到1690年，每隔十年内，出版的格物穷理之学的著作，从这张表格中可以看到明代介绍西方科技著作和翻译最多的是16世纪30年代，一共有134种书，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组 织翻译编写的，而到了满清统治时期，最多的60年代，已经只有83种了，而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民间继承明朝时期遗风而进行的译著，以后总体趋势就是不断衰减。 另外在这本书的第五十页，有一张表格列举了1582年到1683年格物穷理之学的主要著述，这张表格应该说相当不全面，大量明朝时期的重要科学译著都没有收入，但至少能说明一些问题。原来的表格仅仅是按照学科来分类列举，我现在不妨分别按照明清两个朝代，来列举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一、在明朝出版的著述有： 宇宙论方面的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出版 《寰宇始末》王丰肃 1637年出版 《寰有诠》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28年出版 以上都是介绍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宇宙体系历法 《五纬历指》 罗雅谷 1637年 《崇祯历书》中的一部 第谷.布拉赫宇宙体系天文仪器 《表度说》 熊三拔 1611年 《远镜说》 汤若望 1626年 上面是托勒密、第谷.布拉赫、伽里略传统.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地理知识 《职外方纪》 艾儒略 1623 欧洲中世纪地理知识和16-17世界航海发现的地理知识 人体生理解剖和心理学 《性学粗述》艾儒略 1637年 《主制群征》汤若望 1636年 几何学 《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 1613年 算术 《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 1613年 介绍西方算术，笔算测量学 《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 1607年 工程与机械 《奇器图说》 邓玉函和王徵 1634年 介绍16-17世纪的欧洲机械和工程 《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启 1612年逻辑学与方法论：三段论演绎推理和辩证法 《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 介绍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辩证法形而上学：十个范畴；四元素说 《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二、在满清出版的著述有： 天文仪器： 　　 《仪象志》和《仪象图》 南怀仁 1674年 　　 　　地理知识： 　　 《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南怀仁 1674年 　　 　　动物习性： 　　 《狮子说》 利类思 1675年 　　 　　 仅从数量的对比上来看，明朝的是17种书，而到了满清的统治下，只有三种（或许勉强可以算五种）.从涉及的人员对比上，明朝这些科技著作，涉及12人，其中传教士7人，中国人5人；而到了满清时期，涉及的人员只有两人，而且都是西方的传教士。 　　 值得注意的是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除了这张表格内收入的外，他参与编写翻译的还有《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方面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者和《崇祯历书》有关。 　　 　　然而而到了满清统治下，他却连一本象样的著述都没有。用《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的作者尚智丛的话说“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崇祯时期的徐光启，竺可桢曾经把徐光启和英国的学者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做了一个比较，认为徐光启丝毫不逊色于这位英国大学者,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他.《科学译著先师——徐光启》的作者王青建对此作了分析，现摘录如下： 　　 “两人生活于同时代，徐光启小培根一岁，又比培根多活了七年；两人同为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代开创者，又都向往着新的科学时代的到来；巧合的是两人都做过高官。……培根是首创近代归纳法的大师，把经验从一向受人鄙视，受贬抑的卑贱地位上升到一种科学原则，……但他不能很好理解数学语言的重要性；而徐光启却演绎推理鼓吹推广到一向只重视经验归纳传统的中国，并且特别把重点放在数学语言上，认为这才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两人都强调科学实验，但徐光启本人就是大科学家，亲自进行观察和实验，……徐光启在实验科学的具体贡献是培根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他对数学的重视和运用更远远超过了培根。……事实上，徐光启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远远超过了西方传教士之上。当时西方‘传教士的科学正是似法非法，似理非理的东西’，但徐光启却深刻的提出了科学必须其中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这样的思想正和近现代科学的思想吻合”。 也许有人觉得这样的比较，过于夸大徐光启的地位和作用，但你看了下面的内容，就会明白，这半点都没有夸大！！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这比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早了几百年。徐光启列出了十条（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 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难怪有人为此激愤的说道：“落后的建州女真贵族，在取代朱明政权，统一中国以后，为了维持他们的一小撮人的部族野蛮统治，直到预备立宪的末日，始终处心积虑遏止全社会的进步。在经济政策上，从疯狂破坏生产转到恢复小农经济，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过此再也不肯前进一步，生怕经济的继续发展超越他们的控制能力，就会直接威胁他们的统治。在思想领域里，用高压手段禁锢学术发展，使得全国读书人都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不敢稍有立异，干犯禁忌，触及刑网。满清统治者方以此为得计。徐光启的企图取代封建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术主张，当然不可能为竭尽权利维护其野蛮统治的清王朝所采用。” “培根死后不过三四十年，他的理想研究院在英国就以1660年（顺治十七年）成立皇家学会而实现。随之而来的，是工业革命和生产大发展。而徐光启的“度数旁通十事”的拟议，在当时，虽然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但随着明朝政府的灭亡，满清空前残暴黑暗统治的建立。这样的规划，一搁置就是三百年，不能在促进生产上发挥作用。在明朝时期同步于世界发展的中国，经过满清的***统治，远远落后于世界生产的先进国家，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徐光启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摘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23页） 后记：　　 明朝晚期，一方面是中　央政府控制力量不断趋于衰弱，另一方面是民间力量不断崛起壮大，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无不如此。 人性的张扬、个性的独 立、党争不断、讲学书院的林立、海上贸易空前的繁荣、市民和手工业阶层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文明正在经历一个化蛹为蝶的关键时期。任何文明的进化，都必然要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否则只能停滞不前，只要经历了这样一个文明动荡整合的过程，中国文明必然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重新执世界文明的牛耳。 而这一个阶段，化蛹为蝶的阶段，却又恰恰是一个文明最虚弱最脆弱，最缺乏抵御野蛮的外敌侵袭能力的时机，然而不经历着这样一个阶段，文明就无法实现自身的进化。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个阶段，明朝的中国遇上满清这个尚处于野蛮的奴隶制阶段的政权的侵略，文明进化的过程被人为打断了，终止了。这可以说是汉人的悲剧，是人类文明的悲剧。 记住： 中国不是从来就这样落后的！ 中国人不是生来就愚昧落后的！ 正本清源!客观的认识中国历史,正确的继承华夏文明；竭力复兴华夏文化，让我泱泱中国，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五者同时并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换种问法就行了：

欧洲为什么能启动工业革命？

毕竟，一个足以和下树、石器、生火、种地、文字、冶金相提并论的历史性突破，可以在“物种演化史”的高度谈意义的事件，绕开不谈不合适吧？

工业革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绕不过必要的前置条件。

翻来覆去，无非三个方面：神权的祛魅（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科学的体系化（哥白尼到伽利略的科学革命）和资本的迭代（大航海和殖民征服）。

没有地基，哪来的楼阁？

人家从一本慢慢攀三本，你留在一本堆人口，还自以为没有落后，待得人家破茧成蝶，三本成型，降维打击来了，你才问人家为什么化蝶，怎么不问人家过去几百年干什么去了呢？你以为落后是从蒸汽机开始的吗？

那么你猜，这几件事全面启动的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哪个年代？

需求：小农经济，思想：程朱理学

明朝我们碾压世界！即便是到了1840年之时，中国经济还是占到全球经济总和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清王朝不是被“科学”攻破了国门，而是被派系和贪腐不作为攻破了国门。

中国和西方出现科技代差是在1870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