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国庆七十周年的时候，有的网友就评论：和六十周年相比，七十周年的氛围明显更热烈。换句话说，就是对共和国奋斗历史、对中国道路认同的民众增加了。

2009年时，新自由主义和恨国党在网络上整体占据上风，并随着此后爆发的移动互联网而一度蓬勃发展，甚至曾经形成了“政治正确”。如果表达对体制的认同，对开国领袖的认同，反而在网络上是会有风险的。后来的刘嘉玲事件即是一例。

六十周年时，虽然中国发展模式已经初步崭露头角，但经济规模尚未超过日本，国内高速发展带来的各种野蛮生长到处都是，西方世界虽然遭遇经济危机，但相对意义上的巨大优势并没有体现出多少挫折，西方政治家表面上还是相对中规中矩。因此中国的形象仍然是个“遥遥无期的追赶者”，再加上社会意识滞后于社会存在，使得相当比例的国人感觉不太出体制的优势。

2020年一月份面对疫情初期的慌乱，曾经一度让对中国制度贬低的有些人又兴奋起来，又始谈论“西方制度优势”、“‘自由民主‘’面对疫情的优势”。但令几乎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没想到，光环在身的西方世界面对疫情竟然能表现出这个样子。官员竟然能这样自私、无能、无耻，民众竟然能这样愚昧、反智、落后。

原本以为是一次反击，结果变成了回光返照。

西方世界在中国舆论场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们的“神性”光环。这种光环在过去二十年里成功影响了很多国人的思维，只要我们和西方做的不一样，那很多人下意识地就会认为“是我们做错了，人家美国可是那样做的”。

新冠疫情对西方的形象来说，堪称是一次《人间宣言》。

他们不是神，不是每个行为和决策背后都有中国人无法理解的高深理由，以至于需要公知这个“二传手”来为中国民众来“启蒙民主”、“解读普世价值”。他们的治理水平甚至还不一定比中国普通县级领导强多少。无非是沾了工业化早的光，祖宗靠光彩的或不光彩的行为占了优势身位，惠及今天的子孙而已。

公知过去二十年为什么能占据舆论优势，归根到底是西方的实力优势在中国舆论场上的映射。西方是神，公知就是传教士，是具有对神谕做出解释权的人。而中国的发展打破了这种传教模式，经济发展使得更多普通民众也能亲身接触到“神的国度”，甚至比传教士公知们对“神”的了解更直观和深刻。这导致公知对“神”的垄断解释权不复存在了，而近距离观察所发现的“神”的丑陋和阴暗，更使得传教士们的话语权和“道德高地”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我在《常凯申文集》第一卷中有一篇文章分析过，所谓公知，不过是一群从“各个角度”反对体制的人的集合，如果把体制本身拿开，这些人之间的观点就是互相尖锐冲突的。

能把这样不同政见的人组合起来，并且还能产生相当的舆论影响力，靠的就是西方世界由实力衍生的“神性”光环。

站在“神”的对面，不和“神”保持一致的，那肯定就是魔鬼，是“邪恶”的，至少也是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

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泼皮无赖贱招，加上抗击疫情和治国理政的无能、甩锅、肤浅甚至滑稽的面孔，让美国勉强表面维持的“神性”光环全无，即使拜登上台，也很难重新建立起来了。因为更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去工业化导致的国力相对衰落。

“神性”光环没有了，开始和人对喷了，公知作为二传手、传教士、与神对话渠道的垄断者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有趣的是，与公知一样，“自干五”同样是一群由“否定”组成的队伍。公知是通过否定中国体制来标识身份，自干五则是通过否定公知来标识身份。当然，这种标识往往是在“他者”的观察视角中呈现的。

与公知一样，“自干五”或者说方方眼中的“小粉红”，其内部的政治观点和派别同样是五花八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公知的民族自虐、道路自虐式的胡说八道所不满，由此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

如果“公知”式微了，也就是说，虽然仍然还存在，但是话语权大大旁落了。另外一方会出现什么变化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世界充满矛盾，矛盾无处不在，矛盾可以演变转换。旧的矛盾消失往往意味着新的矛盾开始，或者原先的次要矛盾的地位上升。

比如说公知的对立面里，其实从“极左”到左，到右，到“极右”，各个政治光谱都是存在的。从最左边的原教旨主义革命派，到最右边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及诸如国家主义者、中华传统文化捍卫者等等，彼此之间其实并不完全是一路人，而只是由于公知对整个民族、共和国历史的否定，分别触碰了这些人群中不同的厌恶点，因此使得他们团结起来反抗公知的话语权。

当然，之所以公知能触碰这么多类人群的厌恶点，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这七十年来的成就很伟大，从不同角度给了很多类人群信心——比如对于民族主义者，他就意识到中华民族不比西方白人差；对于激进革命派，他也会觉得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不可战胜；对于部分毛派，他会觉得前三十年打下了基础；对于国家主义者，他会觉得只有一个强大团结的国家才能更好的生存……

但是，这些厌恶点实际上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使得一旦对立面消失或者式微，由主要矛盾蜕变为一般矛盾，那么这些人内部的不同见解的冲突也会逐渐浮上水面。

过去，公知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垄断”了“社会批判权”。因为当时西方的“神性”光环在，所以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批评可以非常肤浅，只用“体制问题”四个字，就可以获得诸如“中国良心”的称号了，不需要花费很多力气，对技术层面可以完全不去了解。因为你和“神”的体制不一样，所以眼前的一切问题自然都是体制导致的，定体问就足够了。

所以说，在那个年代，当公知很容易，只要把“体制”、“专制”、“民主”、“自由”、“独立思考”、“普世价值”等等几个词翻过来覆过去的排列组合，你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了。无论你是高中毕业，还是教授博导，当起公知来，都是半斤八两。

而中国崛起之后，对方的“神性”消失。再批判，就没有这样容易了。你面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时候，没办法再简单用一句“体制问题”就糊弄过去。别人会继续想知道，究竟是具体哪个体制，导致了什么样的问题，这在技术上是如何实现的，应该在技术层面怎么解决。

当“某殇”式的情绪化宣泄随着中西实力对比而冷却后，就事论事就会逐渐变得有市场起来。毕竟公众也不是抖M爱好者，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不想当公知们的情绪宣泄树洞，而更希望更深地理解（至少是讨论）这个现代社会是如何运转的，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究竟是什么。

某位网络媒体人搞的“睡前消息”，就敏锐意识到了这个潜在的“蓝海市场”。

市场上的键政消费者被公知用简单粗暴的“定体问”喂了二十年的屎，一旦有人愿意给做点饭吃，哪怕不是那么顿顿可口，也必然会逐渐吸引客户。

公知丢掉的市场份额，会被其他群体慢慢瓜分掉。

更尴尬的是，公知在未来将会逐渐发现，他们连“批判社会”，都要搞不过广义上的“自干五”了。

而之前松散的联盟，在具体的问题面前，也同样会产生矛盾。像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各种左派右派等各个流派，过去有公知这个共同的敌人在还显不出来，公知没了之后，互相也会争吵起来。比如现在的微博上，关于前后三四十年的理解，关于某些政治人物的认知，就天天吵架。再比如更敏感的劳资矛盾、如何看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剥削问题，如何看待内卷的问题，如何看待阶层固化的问题，如何看待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如何看待资本和资本家的问题……

不过这也不完全是坏事。中国崛起之后，未来也将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强国。前面已经没有任何国家和社会可供我们参考了。面对我们内部的问题，各个派别都会试图给出自己的解释，这也是思想市场的竞争。

当然，有一类思想竞争是破坏性的，比如玩美国式的“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通过人为竖切来割裂社会，故意在国民内部挑动原本不必要的“身份”矛盾来谋取利益。经常看我文章的，应该知道这里说的是谁。

兔兔: 90%的主力是蠢，他们中的大多数总有觉醒的一天，觉醒者可以团结；10%的领头者就是蓝队的御用文人，是纯粹的坏，必须抵制他们的宣传，一旦历史真相大白，他们联同整个蓝队早晚退出历史舞台

神神: 分为两类，一类是真神，这就是纯粹的坏了；另一类是被兔兔打成的神以及同样反jz不愿和第一类同流合污的“神左”，有自己的思考。通过引导和历史科普，他们是可以站到我们左派一边的

皇汉: 温和系皇汉的诉求与左派其实有很多共通之处的，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极端派皇汉的思想则是反动的甚至反人类的，必须抵制

另外一种生物已经不配被称为人了，不做讨论

另外，这个我认为挺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