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件事很可悲，香港回归多年，未能从制度、教育、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展现出足够的优越性，使港英殖民完全折服，愿意接受归化。香港腾飞于港英政府统治时期，很多港人从出生就是殖人，对他们来说英女王就是事头婆，是故主。就是这致哀，送上代表中国文化的月饼，莫名有感，不知道有没有人给烧欧元冥币。
许多港人在精神层面，已经找不到确实定位，你让他们融入洋人社会，他们始终办不到，但他们又不愿接受中央的意识形态，就搞得很矛盾。普通居民考虑不到太多，只要可以“搵两餐”，谁做主其实都一样。
时过境迁，《皇后大道东》的歌词还依然应景：“有个贵族朋友在银币后面，青春不变名字叫做皇后。每次买卖随我到处去奔走，面上没有表情却汇聚成就。”这是港人对她的特有情感，有些无可厚非。
其余的歌词，我不多做一一解释，总的来说也反应一种心理，他们对两者的感情，类似对亲爹和养娘的情感。那个贵族朋友曾是知己，这个正义的朋友面善又友善。
相比普通人，香港当时的知识分子可能更迷茫，无法找到自身定位。有这么一部分港人，从来就反对西化，坚持弘扬国粹，强调中国心，比吴京更爱说：“我爱国无罪。”只有这样才能巩固人生价值。
但请不要急着表扬，这帮人里有不少并不接受中央意识形态，他们自认为精神归属于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憧憬近代参与民主运作的先烈，却完全没法接受中央意志的支配。服装设计师刘培基就很有意思，他曾公开表示坚持做中国人自己的衣服，对一些崇洋媚外的行为，上纲上线反对。但他是英国籍，又曾长住新加坡。更有意思的是张铁林同学，从在97年也顺潮跑到了英国，并公然宣称此举是“为了中国”，强调“是为争取更多机会，让世界了解中国，做更好的中国人”，在接受节目访问时表示“拿着外国护照为中国做事更方便，说中国话，做中国事，弘扬中国的东西”。其好友王刚对此点评为“白求恩精神。”
拿了外国籍，可大部分工作和生活都在中国，精神层面仍与中国人无二，对英女王也毫无感情，何尝不是精神中国人。所以我时不时看到有些人拿某些港人的爱国言论、保钓立场，来论证他们是红的，这就感到啼笑皆非。他们坚称爱国，并不等于是红的。
2013年，港毒闹事那会，他们就抬出了李小龙做标杆。李小龙宣扬民族精神，本该是广泛中国人的精神枢纽，但是港毒就有另一番理解，你讲死唔死。
回归前后，中央曾展现很高的格局，只要你们在精神层面仍承认是中国人，即使彼此意识形态有分歧也能得到允许，因此97年回归以后，大批杞人忧天的香港知识分子，根本没有被清算。当然，有很多人直接跑了。有一部分因摆脱不掉思想烙印，出去后又跑了回来。
《皇后大道东》自面世，就在国内成为禁歌，00年局势稳定以后解禁，直到19年，其填词之一林夕一顿操作，又再度被禁。最初中央开明的政策，大幅度降低了港人的抵触情绪，回归后早些年，有过一段甜美的蜜月期。80年代，张明敏打算拿着《我的中国心》到大陆演唱，有香港音乐人表示担忧，认为这首歌包含民国背景，不会被中央所接受，可中央却将其认证为爱国歌曲。
比起精神爱国，更实际的是利益爱国，电影《黑社会》里古天乐那句台词道出一切根本：“我也可以谈，我也可以爱国。”
有奶便是娘，那时北上捞金有很大的空间，彼此建立了共同利益，自然而然就爱国，毕竟爱国就是爱我，爱国就会有钱。你嘲讽他们没节操，他们反嘲讽你没统战价值。正如绝大多数人的爱国，远不如谷爱凌的爱国有价值。实事上能通过利益使人归化，是最理想的。毫无利益的情怀，带来的只是空虚。从前国家穷，有人跑了，现在国家好，也有愿意跑回来，爱国可以灵活。
人懂得趋利避害还是好事，有更多人回归以后，陷入迷茫，不懂该何去何从。他们从前反对西化，把社会的种种负面现象全归咎于港英政府。回归以后，他们失去了旧时的抨击对象，于是又把一切不好的事，全归咎于“正义的朋友”。
逐渐还是出了一部分既要北上捞钱，又要反对中央意识的人，他们把原先建立的共同利益抛弃，沦为了跳梁小丑。当然，李嘉诚不算，他算全身而退。
中国有一句老话：“食碗面，反碗底”，不可以这样做，这是真正意义的背叛。对于近期被判违反国安法那帮人，是罪有应得。至于那些拿着月饼哀悼皇后的寻常人，其实没必要苛责，只是些找不到确切定位的普通人罢了。
不具备统战价值那部分人群，其实都差不多。统战价值足够，今天是英国人，明天做回中国人，都好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