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其实有个非常关键的所在，普通民众为什么在面对社会黑恶欺凌时，会极大概率的选择退让、甚至卑微的忍受凌辱？
不讳言的讲，法律或者说法律的执行者们对社会黑恶的姑息、放纵，以及对受害民众的苛责，才使得社会黑恶有了肆无忌惮的底气，更使得普通民众不得不承受屈辱与侵害。
你和女朋友在某处休闲，几个流氓跑过来对你女朋友进行言语及行为上的骚扰。你去阻止，被殴打。你反击，打伤了一个流氓。报警，警察来了，都动手了？互殴。有人伤了？先掏钱去给上医院。接受调解吗？接受就出钱赔偿。不接受就按治安案件立案，参与互殴的都先拘起来。
你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再到走上社会工作，连红灯都没闯过。只是因为在被非法凌辱与殴打时，进行了抗争，所以你违法了，你得去赔偿这些社会黑恶，你得被关到看守所。你的平静生活与对美好前途的向往，就这么的蒙上了阴影。
再让你回到当初，你会选择抗争吗？你只能选择低下头、忍受侮辱。赶紧报警，警察来了，没伤吧？言语纠纷嘛。说脏话了？批评一下吧。几个流氓毫无痛痒，全身而退。
社会黑恶是怎么形成的？是什么样的底气让它们敢去肆意侵害普通民众？
是法律，是法律的执行者们。法律、法律的执行者们用所谓法条将所有被凌辱、被侵害的普通民众牢牢束缚。相反，他们却用所谓法条去给了社会黑恶真正的保护。
诚然，从阶级社会法权实质上讲，法律无关正义，它只是维持某种既定秩序的工具。
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当法律只是沦为工具，而失去了公平、正义的锚定。当法律的执行者们也只是成为某种秩序的维持机器，而无视基本公理与道义，先不讨论其的有意或无意。
那么有什么理由来谴责旁观者们的“冷漠”？有什么资格去号召普遍民众与社会不公去斗争？而普通民众又何来与社会黑恶不法侵害抗衡的勇气？
当普通民众面对凌辱、侵害、不公等等，都只能选择卑微的承受之下，这个国家凭什么自称社会主义？
在唐山被侮辱被殴打的几位女士，如果不是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宽泛与社会舆论沸腾对执法机关的重压，就凭被凌辱的女士的反击行为，互殴的认定是跑不了的，给社会黑恶赔点医药费是起码的。
被伤害的几位女士在这次事件中，被执法机关认定“无责”应该可以确定了。但能保证其他类似事件的受害者们都能像这几位女士一样，享受到法律的“优待”吗？答案肯定是不能。
为什么要关注唐山打人事件？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关注？
因为每一个我们都可能遭受侵害，因为社会黑恶事实上充斥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而每一个我们不可能都有如这几位女士的“幸运”，得到如此之大的社会关注，而使得执法者们不得不给予“优待”。
法律绝不应该是为了保护非法者而存在，最起码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不应如此。
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们，应该得到社会主义法律赋予的、反击所有对自己或他人不法侵害的权力。
而这样的法赋权力的获得，才是社会秩序得以真正平稳的基础。
保护守法公民，惩处非法行为人，是法律、法律执法者们的基本义务。或者说，至少应该是社会主义法律、社会主义法律执法者们的最基本义务。
而如何让守法公民在面对不法侵害时，有足够的底气去抗争，是法律应该铭以明文的，至少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应该铭之的。
而抗争的法赋权利的落实，就是社会黑恶丧钟的敲响。也更是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真正到来。
关注这几位女士的被侵害，其实是关注每一个我们自己。
每一个我们都不愿意在目睹他人遭受侵害之时冷漠，每一个我们都更不愿意在遭受侵害之时去选择屈辱。
这很重要。
关注这几位女士遭受的不幸，关注不法黑恶所应得的惩罚。
而每一个在关注的我们，都更关注并祈愿的是，法律赋予我们，对不法黑恶侵害的，反击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