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体制内部分女性择偶确实困难，最近给人保媒，对这种现象有一定了解。
首先，体制内的适龄未婚女性并不是四月天里待选的花，单方面被人选剩下。她们有自己的意识，有自己的标准，与适龄男性进行的是双向选择，但她们的选项并不多。
而从古至今，女性择偶都在“上流”，即向上流动。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农村光棍问题是现在才有的。农村的光棍问题打先秦就有，到明清尤为严重，有些县城也和农村一样，稍微穷一点，就会有一半的男性打光棍。
女性呢？
嫁给县内的商贾官吏，或去往更大的城市。
县城体制内女性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
一方面，她们的工作比较安稳，待遇不能算差，可以说相当体面；
另一方面，由于上述原因，她们就必须待在县里工作，无法和其他女性一样向大城市流动，极大地缩小了自己的择偶范围，使体面之下的生活被人指指点点。
县乡的绝大多数男性并不在她们的择偶之列，其择偶范围通常只有所谓的“先生”，即公务员、事业编，医生、律师、教师。
自古以来，先生就是县里最为体面的人群。我做过族谱，发现乡村但凡有五六个媳妇的人，几乎全都是考中秀才（相公、先生）的。相应的，其他人要么一夫一妻，要么一个也娶不上。几个兄弟都娶不上媳妇，就没有后代，下面就给写上个“绝”。
先生与先生也有不同。
男先生（我们这里从来不喊普通男性为先生，先生也不是成年男性的统称，而是体面的文化人的统称，分男先生和女先生）会向下择偶，但绝不“下流”。这个下流当然不是那个下流，是“不会向下流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以前的时候，城乡不同身份的人结婚，基本都是随男性的户籍走的。这一点在小说中有所体现，比如《平凡的世界》。高知女性和一个青年农民结婚，那么她就要放弃自己城里人的身份来到农村，过农村人的苦日子。而男方基本不可能随着女方去城市工作，不是不想，是户籍就在农村，被死死限制住只能呆在这里。除非两人婚后当牛郎织女，一个在城市工作，一个在农村种地，一直分居两地，但这算什么事呢？少安不娶润叶，就是考虑到这一点，他不想耽误润叶。
反过来却不用，通常，城市男性娶一个农村女孩，对方自然而然就到了城里生活。
以上是历史，也是某种依旧存在的现实。
因为这种现实的存在，城乡之间就要有所弥补。凡乡村女性嫁给乡村男性，乡村男性就必须付出高额的彩礼来弥补他们与先生间巨大的“落差”。县城男性与大城市精英的落差，大到一百万打不住，加上本来就可以娶乡村女性，就犯不上同高知女恋爱结婚。
虽然投靠制度打破了男女间的划分，也不再限制“农转非”，但县城体制里的未婚女，就是面临着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
介绍对象，问就是“怎样都行”，做就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她们对自己的身份比较满意，对男方的家庭情况和经济条件都有相应的要求，不少还要求对方“不能太丑（其实就是要有点小帅）”，但是这样的条件是达不到的。
既然达不到，索性单着。
这种想法在大城市毫无障碍，但在县城就不行了。
中国城市化年月不长，新城市人口还没意识到大城市之所以没有“封建势力”，是因为他们才在大城市落脚。倘若假以时日，他们在大城市有了后代，他们自己就会成为那个“封建势力”，顽固到不可理喻。
小县城的“封建势力”从来都很顽固，一般男女都无法忽视背后的指指点点。身边的人都结婚了，同学、朋友，孩子都八岁了，他们各自忙碌，无暇伴我。却见方丈之内，空空如也。望花伤感，望月寂寞。起身四顾，茫然无措。
就想着赶紧找一个合适的。
她们内心对爱情充满了渴望，对结婚的对象有着“不能太差”的期盼，心情一点不减当年，眼见介绍人给自己介绍的对象，从二十五六变成了二十七八，又变成了三十好几，接下来还有二婚的，从“还可容忍”变成千篇一律的“歪瓜裂枣”“油腻大叔”，就知道早已错过了择偶的黄金时代。
这个问题很无解，上流者没有原地不动的。倘使无法向上，不如平视一下天地，尽量去寻身边中意的人。
说句欠揍的话，上流去的都忙着和丈夫一起还高额房贷呢，光鲜亮丽的外表下是一颗焦虑不安的心。
你剩下了，刚好避免成了为那一畦春韭中的一棵，能算困顿么？
还不赶紧梳妆，用最好的心态面对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