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同志主持就任总理后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会上，一向直言不讳的他对国务院的同志们说：“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

朱镕基同志一直坚持“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则，敢说真话，做实事，对于他看不惯、不同意的事情当场就会拍桌子，甚至会和对方争得面红耳赤。

在座的许多国务院的领导同志都已经和朱镕基同志共事了六七年，甚至七八年之久，对他的秉性、为人比较熟悉。

所以当朱镕基同志说“我这人气量不大，很容易发脾气”时，台上有的同志不禁会心一笑，因为他们都知道，朱同志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他不记仇，不搞小动作，也不会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但是，当朱镕基特别提到一个人的名字时，他们还是不由得停住了笔，竖起了耳朵。

只听朱镕基同志说：“本届政府刘积斌同志算一个，为了发国债的问题他曾跟我争得一塌糊涂，当时我对他很有意见。”

闻言不少人都紧张了一下：这个刘积斌到底是什么角色，敢跟总理吵架，好大的胆子！

刘积斌，1938年生，山东龙口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航空工业领域工作时间长达22年，1988年从航空工业部副部长任上调任财政部副部长。

说起刘积斌和朱镕基的分歧，就要从国债发行开始说起，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债曾经停发23年之久，直到1981年在动员全国人民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才恢复发行。

最初国债的发行机制十分简单，发行利率、面额和发行价格均由中央统一确定，派发时按各省的GDP和人均收入分配，富裕一点省份多分一些，贫穷一点的省份就少分一些。而且直接销售给个人。

从90年代初期开始，国家开始逐步尝试国债发行的市场化，1991年，国债发行过渡为承购包销方式，即由机构（那时候主要是证券中介）分销给个人。

这一年，财政部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召开国债承购包销大会，占全年计划发行总量四分之一的国债被报名的中介机构一抢而空，国债的发行效率从此大大提高。次年，有9成以上的国债都实现了承购包销。

当然，承购包销只是国债发行机制改革的第一步，按照财政部的规划，以后是要慢慢实现“发行市场化、品种多样化、券面无纸化、交易电脑化”的“四化”。

但是，在“发行市场化”这个环节的最后，财政部和国务院领导之间却发生了分歧。

财政部认为，要全面实现国债的发行市场化就势必要完成利率的市场化，否则可能会在承销人之间造成不公平竞争，导致部分渠道被垄断，影响国债发行的效率。

再有，如果还是搞票面利率由中央统一确定的老办法，而票面利率又比银行利率还低，以后时间长了肯定会挫伤承销人和作为最终购买者的个人的积极性。

人家又不傻：你国债的利率比存款还低，我有钱干嘛不去放银行？

“国债利率市场化”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要素，从道理来讲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朱镕基同志却看到了更大的问题：鉴于资本主义国家国债实施的实际经验，国债利率在市场化之后均会发生不同程度的上涨。

中国开始国债利率市场化还不久，尤其是监管机制并不健全，一旦把国债发行、利率确定搞成市场招标的形式，很可能会造成国债利率失控。

不难想象，有的承销人为了尽可能多地出售国债，可能会把国债利率搞得比银行利率还高，到时候政府用什么来还利息？

而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赚取国债的高利息，很可能会进一步哄抬国债利率，搞投机倒把那一套，他们可以从银行借钱购买国债，然后再把国债用更高的利率转卖给个人，这样一来最终受损失的还是国家和普通群众。

所以，时任国务院分管金融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和财政部的领导同志们争得比较厉害，而刘积斌是分管国债的副部长，两人就此“杠”上了。

学工科的人有个特点，就是比较认死理，朱镕基和刘积斌都是工科出身，这下更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能采取了折中的措施：

第一，1995年度的国库券票面利率由国务院确定，仍然略低于市场利率水平，且不能任意更改；

第二，财政部创新尝试划款期招标，划款期招标的标的物就是划款的日期，招标出的划款期晚一天，就可增加承销商的实际到期收益率，从而拉平与市场利率水平的差异。

这样一来也算两全其美，既减少了财政部对于国债发行市场前景的顾虑，又控制了放开利率导致的风险。

这个方案制定之后，刘积斌立即组织执行，并于1996年1月在深交所组织第一次国债电子招标。

这次招标发行的对象是一年期贴现国债、1996年记账式（一期）国库券，刘积斌亲自到现场观摩和指导招标过程。

为了全面贯彻国债发行的市场化，刘积斌马不停蹄地做了大量工作，并牵头主持了全国国债工作会议，要求各级财政部门适应变化，更新观念，转变职能，加强日常监管与服务。

随着1996年国债承销任务全部顺利完成，关于国债利率市场化的争议就此告一段落，但刘积斌却从此被朱镕基“记住了”。

朱镕基同志记得刘积斌，不是因为他曾经和自己吵架，而是他的直言不讳、尽心尽责、事情一旦确定就落实到底的作风和精神让自己十分欣赏。

大公无私，实事求是，这才是真正的党员，人民的好干部。

这次会议结束后的3月20日，中央下发决定，免去刘积斌的财政部党组副书记职务，就在财政部内部对这一人事变更议论纷纷时，刘积斌的新任命却下来了：但任国防科工委党组书记兼主任。

国防科工委是正部级单位，和原来隶属于中央军委的国防科工委相比，新部门整合了原来管理国防工业的职能、国家计委国防司的职能以及各军工总公司承担的政府职能，堪称超强部门。

这一任命无疑是对刘积斌的重用，这时大家才想起朱镕基同志在那次会议上说过的另一句话：

“刘积斌同志很正直，很有能力。”

刘积斌上任国防科工委主任之际可谓“压力山大”，1997年这年国企发生了空前严重的亏损，以国企为主的军工行业更是亏损的重灾区，整个行业里就没有一家企业不亏的。

而刘积斌就是朱镕基选择的带领军工行业“突围”的“先锋官”。

更加严重的是：军工行业的亏损绝非一朝一夕，至此时已连亏4年，四个沉甸甸的字压在刘积斌心头：积重难返。

事实证明，军工行业不改革已没有出路，不仅难以实现巩固国防，改善装备的重任，就连维持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

当时，军工行业主要分为五个板块：航天、船舶、兵器、电子与核工业，经过上任初期的密集调研，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刘积斌脑海中形成了。

这五个板块原来就是从国家部委“改编”过来的，政府机关吃大锅饭的习气很重，要想改变五位“大哥”各立山头，就地“躺平”的情况，就必须引进市场机制、竞争机制，推动他们积极谋求自主发展，让一潭死水活起来。

1999年，刘积斌一手推动了一项在中国国防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十大军工集团组建。

从简单说来，就是把一个板块拆成两家公司，让两兄弟互相竞争，大家也别搞论资排辈那一套，纯以业绩论英雄。

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分成了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分成了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第二集团公司；

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分成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船舶工业总公司分成了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核工业总公司分成了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唯一没变的是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后来改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从这家公司里孕育了一大批现在大名鼎鼎的上市公司：海康威视、四创电子、卫士通、太极股份……

刘积斌不是魔术师，却有令枯木逢春，让沉疴顿愈的力量，他改变的不是人，而是人心。

他把十大公司的头头脑脑召集起来，交代了两个核心任务：我不玩虚的，从今往后你们的工作就是把重点武器装备研制和军工关键技术研究搞好，否则自己辞职下岗。

众人面面相觑，向刘积斌表示：“搞研发可以，但是手上没钱。”

刘积斌早已成竹在胸，面对众人的质疑他直接说出了起死回生的“八字真言”：军民结合、寓军于民。

要发展企业，先得养活自己，有钱才能买设备、养人才、搞试验，这道理对于干了10年财政的刘主任来说自然是门清。

在这个总原则的指引下，各家集团公司大力推进民用产业发展，就比如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下面的上市公司海康威视。

这家成立于2001年的公司一开始是生产视音频压缩板卡的，后来以此为基础转战视频监控设备赛道，主要服务客户为政府及事业单位，包括公安部门、交通部门、学校等。

不到十年，海康威视在视频监控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就跃居全球第一，2022年销售额超800亿元，人称“小华为”。

短短几年时间，众多军工企业纷纷转型“军民融合”：曾经生产子弹的重庆长安集团的“副业”是微型面包车，哈飞集团则利用发动机专业生产起了微型客车。

又比如当年全国著名的彩电厂家四川长虹，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家原来是生产军用雷达的……

事实证明“事在人为”，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复合新材料、钛合金、超导材料这些大量用于军工领域的材料，在民用领域也一样大放异彩。

经过3年多的努力，2002年国防科技工业全行业实现持平并略有盈余，扭转了连续八年全行业亏损的困难局面，2003年军工企业陆续扭亏为盈，当年实现民用产品产值超1300亿元，利润超36亿元。

正所谓“落后就要挨打，财大方能气粗”，自从有了经费撑腰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在21世纪初实现了跨越式的大发展。

1999年，中国海军新一代的战略导弹核潜艇——094型核潜艇开工建造，于2004年完工下水。

2000年左右，外媒突然发现中国海军最新一代装备相控阵雷达的驱逐舰已开始建造，也就是后来的052C型导弹驱逐舰，这型驱逐舰被军迷亲切地称为“中华神盾舰”。

2002年，中国开始在国外技术的基础上自主研发国产预警机，是为空警-2000，并在2003年完成试飞。

2003年11月，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发射，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1998-2003，对于中国军工人来说是激动人心的五年：我们抓住了世纪之交的发展机遇，为后续中国军事装备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作为一个老航空人，刘积斌的心中一直有个梦想：让中国人自己的商用客机飞翔在祖国的天空。

在他的牵头下，经过20多次协调会议终于形成了《关于我国民用飞机发展思路的报告》，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使中国能够生产出在国际上属于先进水平的商用飞机，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民机产业”。

2001年春，刘积斌又一次找到了朱镕基总理，不过和上一次不同的是，这次他来找总理的目的是“要钱”。

总理听完刘积斌关于涡扇喷气客机项目的汇报后，对“刘主任”的来意早有洞悉，他十分爽快地问：“你需要多少钱？”

刘积斌说：“至少要50亿。”

“50个亿我没有，给你25个亿。”总理果断回应。

性子比较耿的刘积斌还想继续讨价，却被身边的科技部部长朱丽兰用眼神阻止了：“总理已经同意了，先干着嘛，别解释了。”

草鞋没样，边打边像，2002年4月，中国第一代自主生产的商用飞机ARJ21项目经国务院审批正式立项。

2008年11月，ARJ-700飞机101架机在上海成功首飞。又8年之后的2016年6月28日，ARJ21-700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从此，中国现代喷气客机市场不再是波音和空客清一色的天下。

为了这一天，中国航空人努力了整整16年，然而作为国产商用客机策划者的刘积斌却没能看到这一天。

2010年11月，刘积斌因病逝世，时年72岁。在弥留之际，他依然向前来探望的国防科工委同志询问我国五代机歼-20研发的最新进展情况，令人唏嘘流泪。

后人谈起朱镕基总理与刘积斌同志之间的这段佳话，除了佩服刘积斌同志的鞠躬尽瘁、无私奉献，也不得不感叹朱总理的容人之量，识人之明。

一个过来人心中被遗忘的温州历史——温州武斗

温州两派间武装冲突之激烈，武斗的持续时间之旷久，对城市破坏之严重以及两派政治军事后台对各自派别的长期强硬支持，在全国“二革”武斗中实在是首屈一指。

一派是“温联总”（温州革命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的简称），主要组成部分为温州市政府各直属单位的基层干部，中坚力量为温州港务局和温州化工厂工人。头头是姚国麟、陈桃熏、叶少华、戴光荣等，巨款外逃的杨秀珠也是此派。温联总司令姚国麟退伍军人出身，深受军分区和人武部信任，温联总外围群众基本是二革前制度的拥护或既得利益者，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当时被定名为保派正是名副其实。温联总在市郊区的农民组织叫“贫总司”，头头之一是藤桥的叶则楷。

一派是“工总司”（温州工人造反派总司令部的简称），中坚力量为温州冶金厂和温州造船工人，基本群众为二革前制度的反对或受害者，定性为造派恰如其分。工总司的头头有黄国光、陈进春、陈时松、陈春林等。工总司在市郊区的农民组织叫“贫联总”，头头有永强的张少波、茶山的李文良等。茶山的“硬骨头”组织是“贫联总”的中间力量。

在温州郊县，和温联总一派的有永嘉的“炮联”、瑞安的“联站”等，和工总司一派的有永嘉的“反逆流”、瑞安的“联总”等。温州地区两派的小规模冲突首先就是在瑞安的“联总”和“联站”之间发生的。一天，李文良到我家谈起瑞安的武斗，说两派用“肉扎”进行武斗。不久，温州市区的武斗就越演越烈了。

温州的武斗，起于1967年６月，在几周之内迅速从藤帽铁棍升级到热兵器。:

当时温州地委书记是后来当了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的王芳，军分区司令是王福堂。王福堂不但授意温州军分区统管下的人武部发放民兵武器武装温联总，而且策划了黄龙山军火库被温联总抢夺事件。工总司也从各工厂搜集到民兵武器。这样以青年工人，复转军人为骨干，以中学生（温一中，六中学生最为狂热）为先锋，两派迅即组织各自的“火线指挥部”，展开大规模武斗。

这里首先要提一下两派组织的背景。

温州地区称为浙南，早在24年已经有共产党的组织，后来刘英留在浙南进行游击活动。抗战后一大批红军在浙南党组织保卫下，由粟裕带领去苏北组织新四军。刘英牺牲后，龙跃成为浙南游击纵队司令，直至解放温州，二革时他是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而1949年温州和平解放时进入温州的主要部队是许世友麾下的南下部队。因此中共接管温州的干部来自两个系统：许世友带来的山东籍部队军官和龙跃领导的浙南游击队干部。两派时称北佬派和浙南派，一贯明争暗斗，每次较量总是强龙压住地头蛇。浙南党一直受到不公的待遇，山东系一直否定浙南党的合法性，几乎把他们当成土匪，浙南的游击队受到歧视和排斥，几乎没有任何的实权，南下部队接管了温州所有的权力部门，浙南地下党只得向中央反映，收效极微。当时温州官场上只听到操着山东话的官腔，南下一个兵胜似浙南一个官，凡是浙南的，一律不能升职，浙南地下党一直处于受压挤困境。

二革开始，就有小道消息，说龙跃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积怨很深。龙跃派系的人在二革的大好形式下，当然要乘机造反。山东强龙依仗许的势力，并不买造派的帐。如军分区司令员王福堂有一次在军分区门口对着静坐的造派说：“骑马的还是骑马，抬轿的还得抬轿。”王福堂红四军出身，一直在许世友的手下作战，长征时期跟着许世友一起受张国焘误导，陷入西康沼泽地区，被马步芳骑兵围歼，他追随许世友得以突围，与其结下生死知交。王福堂自以后台硬，不但对造派，对江青也出言不逊。

由此可见，文革时期温州两派对立至于血战，除了全国性的老军头和政治暴发户之争外，还有强龙与地头蛇之争的因素在内：温联总背后有山东强龙，工总司背后有浙南地头蛇。

本来温州两派是势均力敌的。但温联总在分区的大力支持和军事顾问的策划下，很快就在军事上得到了优势，占据了市区大部分地盘，温州地、市委也让出两委所在的市中战略要地给温联总。而工总司退守五马街、新河街一带，主要据点是邮电大楼（就是现在的信河街邮政局，当时是市区制高点）和温州酒家（位于五马街和解放路交叉点，扼市区东南西北的十字路口）。

当时的温州一片战火，两派各打各的，老百姓只有逃难的份，就像抗日期间温州沦陷时一样，百姓纷纷跑到乡下亲戚家躲难。二舅和舅妈带着年少的几个孩子就来到我家避难。城里胆子大的则留在市区，乡下胆子大的就挑些粉干之类吃的东西到城里卖。

战火中老百姓遭点殃是理所当然的，两派的头头是不会顾及这些的，他们照样在指挥着部下作战。温联总在武斗期间还对工总司人员进行了大逮捕。

到了8月上旬，工总司退据电报大楼和温州酒家两座高层建筑物，据点求援，拼命向中央文革求援。温联总很快扫清外围障碍，但是久攻不下这两个制高点。最终，用火攻拿下了温州酒家。至此，工总司孤守电报大楼，温联总全胜指日可待。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工总司占据邮电大楼的意义显示了出来，经过无数次求援，林彪命令驻浙野战军火速派6541、6299部队赴温州武装支左。20军毕庶璞团为先头部队，从金华下火车，征用了当地几十辆汽车，浩浩荡荡通过丽水直扑温州。

温联总闻讯一面猛攻电报大楼，一面在温州军分区军事顾问帮助下组织阻击，企图延缓２０军的到来，战场就在离温州１５公里的温金公路的梅岙渡口（当时瓯江不像现在有众多大桥，梅岙渡口是金华到温州的必经之地）。温州军分区基层军官着便衣直接投入梅岙阻击战，毕庶璞团根本没有料到会遭到如此猛烈的阻击，一时被挡在瓯江北面过不来。毕团毕竟是野战部队，他组织重武器强攻渡江，惨重伤亡之后，攻下渡口，一路浴血杀向温州。梅岙阻击战是温州武斗最激烈的一场战斗，也是温州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战事。

1967年8月13日，毕庶璞团终于攻入温州市区，在最后一刻解了工总司之围。后来工总司把这一天叫做“8·13温州第二次解放”。“温联总”被迫撤离市区，在近郊仰义、牛山、梧田一带继续抵抗。

8月13日，就在“温联总”退出市区不久，工总司的一班头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黄国光、陈春林、邓高标、庄秋江、王建新等人，开着汽车，贸然出城，在牛山脚下遭到了联总陈桃熏部的伏击，庄秋江在车上中弹而亡，王建新跳车时被击毙，其余均被俘虏。死后他们的尸体被拖到牛山埋葬了。黄国光等活着的人被带到勤俭中学“受审”。在勤俭中学的温联总头子是戴光荣，他原是一中红卫兵组织的头子。那天一见同是一中另一派红卫兵头子陈春林，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当晚把陈春林拉到勤中的后山枪毙了。邓高标也是红卫兵头头，那晚作为“陪毙”也被蒙上眼睛拉上山。

１９６７年夏，“工总司”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将“温联总”赶出温州城后，这回该轮到“工总”进行报复了。“工总”在“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口号下对“温联总”成员尤其是参与武斗的成员实施了无情的报复。打，砸，抄家，游斗，逼供，这些在“二革”中属家常便饭，就不去提了。当时还发明了“爬棺材下”、“吃死人汁”等手段来折磨落入手中的对方成员。当时温州城里有多处“烈士”棺木的集中供奉处，被抓获的对方人员被逼着跪在“烈士”面前“请罪”，逼着从架空的棺材下爬过去。这时的“温联总”也并非无所作为。他们盘踞山区时，常在“内线”带领下闯入居住在市区边缘的“总司”派成员家中，将财物洗劫一空。对敌人如此，对同派的“叛徒”更是手辣，听说住在广场路的“温联总”头头叶少华投诚“工总司”后到福建山区招降“温联总”时遭到枪杀。

二革武斗中双方死了几百人（市区），工总司为了悼念本派牺牲的同志，大兴土木，在温州松台山建造了烈士群墓。这墓地在当时是够宏伟的，总共大约有一百四五十个墓，每个墓前有墓碑，刻上姓名及家庭住址。庄秋江、王建新也在其中，还有十几位“支左”部队的战士。二革后期，“烈士墓”被挖掘，在原址上建造了“解放剧院”，如今则是“松台广场”了。

1967年8月，温联总退出温州城后，两派在近郊摆开了战场。南向，工总司前沿阵地在南塘街，联总则在里田街，街道上摆满了沙袋，过路行人胆小的就在河床上行走。1967年，温州伏秋连旱，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旱期长达136天，全市农田受旱7、87万公顷，粮食减产18万吨，各地湖河干枯，70里的塘河河床干裂

9月份开始，工总司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向温联总发动了攻势，联总只好退却，先是退到大罗山、三溪、藤桥以至永嘉、瑞安等县，与“瑞安联站”等协同作战，当时被称为“温联匪”，“瑞联匪”。后来在“工总司”几次进剿后，一直退到泰顺甚至福建山区，直至“庐山会议”以后。

“工总司”围剿大罗山前，两派在茶山展开了拉锯战。工总一进茶山，联总就退到山上，工总一走，联总就下山。不管是哪一派进来，茶山街的人们就上了店板，紧闭门户。

赶跑温联总后，温州立刻实行军管，温联总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参加过武斗的被定性为土匪。温州军分区被彻底解散。

到了1968年11月，在“全国山河一片红”中，温州地、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分别由“支左”部队长官戚庆连、毕庶璞任主任。戚庆连一直任到1975年4月，毕庶璞则在1973年1月温州第二次武斗前离任，由浙南党干部胡景瑊继任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其实，时来运转并不用十年。“温联总”在山区盘踞数年，终于迎来转机。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在浙江的二十军、空五军头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被收审。“温联总”乘“批林整风”之机凯旋归城。“工总司”人马大批下台，一些头头被隔离审查。

但“温联总”好景不长。随着“批林整风”逐步演化为“批林批孔”，特别是党的“十大”以后，“工总司”获得支持，重新得势，李文良也在陈时松、邓高标等人鼓动下，参加了新的夺权行动。1973年8月，两派又在市区爆发大规模武斗。五马街口打得最是激烈，工总占据五马街口的温州酒家和“五味和”商店，联总占据对面公园路口的新华书店和天津面馆。这次武斗和1967年的武斗有所不同的是老百姓没有逃到乡下避难了，胆大的年轻人还在五马街口的枪林弹雨下，砸开“五味和”商店旁的小店进行抢劫。

另一个特点是，此次参与武斗的两派基本群众，已很少有学生（上山下乡去了），主要是派性骨干分子，领取武斗津贴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以及社会闲杂人员。

由于工总司在政治上得到“四人帮”强有力的支持，“温联总”在政治上完全失势，再次被赶出城，上山为“匪”。当时温州主要街头设有剿匪快讯专栏，每天报道追捕姚国麟进展。姚国麟曾经北蹿逃进北雁荡山，南下逃往洞头岛，中央怕他乘船逃往台湾，加强了海军在东海洋面上的巡逻。当时如有台湾接应，姚国麟可能会逃出大陆。最后姚国麟在温州藤桥山区被围数日，亲信打散，在一户人家的谷仓里被抓捕。

虽然姚国麟被抓，但由于“温联总”得到南京军区支持，“工总司”始终无法制服“温联总”

1976年9月9 日。毛主席逝世，“工总司”预感时局将变，在市区灯光球场召开大会，叫嚣要“警惕资产阶级”。“温联总”针锋相对，也积极备战。10月12 日，李文良在北京的弟弟赵章云寄信给兄弟们，透露了北京群众得到中央抓捕了那四个人（信中原文如此，当时还没有“四人帮”的叫法）的消息后拍手称快，为了庆祝，酒店里的酒都卖光了的信息，并要求他的兄弟们好自为之。李文良得信后，也就找了一个单位去上班了。

逮捕“四人帮”后，在官方消息公布之前，“温联总”已将打倒“四人帮”的大幅标语贴遍温州全城。官方消息公布后，“工总司”头头作鸟兽散，纷纷逃离温州。到977年，“工总司”头头相继被捕，一些“工总司”头头和骨干稍作审讯后或被判刑或被处决，陈进春被枪决，陈时松被判20年徒刑，李文良被判5年徒刑，黄国光、邓高标、杜步康等都被判刑。

温州本来规模有限的国有经济在二革中遭受重创。二革结束，温州在没有国家大量投资的情况下，经济很快发展，造就了“温州模式”。靠的什么？………………！

《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部分）

路宪文，男，41岁，山西省陵川县人。出身，学生成份。1937年9月参加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工作后，历任县“牺盟会”协助员、县委宣传部长、分区武工队副政委、县长、县委书记、副专员、信阳地委第一书记等职。

1959 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死人事件。据统计，全区死亡百余万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三，死绝五万多户，村庄毁灭一万多个，牲畜死亡二十一万多头。破坏严重的地方，大量田地荒芜，房屋倒塌，十室九空，一片凄凉。这一残酷事件虽然说和“五风”错误、执行左倾盲干有极大关系，上级应负很大责任，但是，路宪文身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应该负直接的重大的责任。其具体罪恶事实如下：

一、1959年10月，全区就发现有粮食征购透底、食堂停伙现象，部分地区已开始死人。路对这一严重情况不但不加重视，不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反而继续开展所谓反瞒产斗争，支持弄虚作假，纵容违法乱纪，推广假现场会的经验，批判打击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于是全区各县相继召开了52次万人、双万人大会，到处斗、逼干部和群众，直到把群众的口粮挤光收净......如上所述，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搞反瞒产，以致挤光群众口粮，食堂停伙，这是造成信阳地区人口大量死亡的直接原因。

二、信阳地区在反右倾和反瞒产斗争中，违法乱纪现象非常严重，摧残农民的手段，实难容忍，好多农民被打残直至被活活打死。路宪文1959年9月在省三级干部会上亲自主持小组会斗争推搡平舆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曹铭同志，是1959年冬1960年春全区发生严重违法乱纪现象的开端。当时，平舆县征购任务没有完成，路认为是曹存在有右倾思想的结果，让曹参加省三级干部反右倾会议，反曹的右倾......

在路的影响下，上行下效，全区在反右倾和反瞒产中，普遍发生了打人等违法乱纪现象。路对全区所发生这样普遍严重的违法乱纪现象，仍然未加严肃制止，反而强调要保护干部积极性，不要单纯批评干部，并说：“群众运动总是要死些人的”。同年12月商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张念仲，为了掩盖吃人肉的真相，叫公安局长王志刚故意强逼群众吃人肉，造成惨案......

由于路对违法乱纪行为采取了纵容态度，因此，全区在反瞒产和反右倾中几乎逢会必斗，逢斗必打，打人成风，竟成合法。阶级异已分子、反、坏分子更乘机阶级报复，残害群众。据统计，全区被打致死群众达六万七千余人，被打致残三万四千余人。打害群众的酷刑在几十种以上，如吊梁、跪砖、砸牙、剪耳朵、刺手、缝嘴、火烧、铁烙、火葬、活埋等等，真是残忍毒辣，骇人听闻。原光山县委第一书记、蜕化变质分子马龙山就在这种情况下，活活打死了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同志。路对张福洪的死，没认真查处，使这一冤案长期不能处理。

四、1959年冬至1960年春，信阳地区群众处在口粮征光，蔬菜吃尽，被逼得丢儿弃女，破产逃荒，杀吃耕牛，甚至吃死人肉充饥的悲惨的境地。路对此诬之为“富裕农民进攻”，“敌人破坏”，并对群众采用专政的手段，实行镇压......不仅不加正视，反而用各种办法打击群众，致使大量被遗弃的小孩冻饿致死......

1959 年11月群众因没饭吃，无奈而杀牛充饥的事情已经陆续发生。路则在一次地委常委会上。向原公安处副处长韩仁秉布置说：“凡杀牛不管是谁，不管杀的大牛小牛，一律法办”。韩按照路的指示通知各县执行，以致全区从1959年10月至1960年5月共逮捕因饥饿而杀牛保命的所谓“杀牛犯 ”2053人，死于狱中454人。对待被迫外逃的群众，也同样采取了专政的手段。路布置公安部门组织民兵巡逻，收容送回，不准外流。

五、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发生了这样严重的大惨案，在省委未追查之前，路在此前后从未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而采取掩盖真相，封锁消息，违抗检查的错误行为，使这一惨案持续半年之久。

路最终被开除党籍、判三年有期徒刑。1964年重新参加工作。1979年5月重新入党，同年12月调河南省百家农业专科学校任校长。1983年9月离休。

他是我党金融人才毛泽民同志的牌友，姓名未知，身份未知。

但他三次不经意的善举，拯救中央红军于水火之中。

（1）一笔越运越多的巨款

1935 年，中央红军历经长征千难万险，成功进入陕北，但所面临的情况依旧非常危急。

首要的问题就是缺钱。

在中央红军生死攸关之际，一条情报带来了希望。

海外对革命事业抱有巨大热忱的朋友们，募集了八十万美元巨款用于支持中央。

义捐徽章

这条及时雨般的情报，让中央感到非常振奋。

同时，也将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到眼前：因为这笔巨款大部分是公开募集而来，反动派也收到了这个消息。

以当时的国际形势，反动派干涉不了海外的经济活动。

但蒋介石第一时间严令，把这笔巨款定为非法，让反动派各方面密切关注这笔钱的动向。

封锁国内的各种资金流动渠道，坚决不能让这笔钱顺利到达我们的手中，要让我们因为缺钱，没有物资，困死、饿死在陕北。

尽管反动派全方面地严防死守，我方最终还是成功收到了这笔巨款。

在后来反动派情报部门的统计中，对于这笔巨款的最终走向，还得到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陕北不仅收到了这笔钱，甚至若以物资计算，最终收到的不是八十万美元，至少有一百万美元。

这个结果上报后，蒋介石完全不敢相信，即便是一些合法的国际援助，在资金流转过程中，也会有一些不可避免的损耗。

但我方在反动派如此严防死守下，竟然连基本的资金损耗都没有，还越运送越多，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为此，反动派一度将这列为「最大经济失责案」，进行严密调查，想要挖出我方的「洗钱」方法，不过百般调查无果，只能处理了多个反动派情报方面的高层了事。

蒋介石晚年，仍旧对此耿耿于怀，非常想搞清楚这起「最大经济失责案」。

那么，我方到底是通过什么方法，让这笔被反动派定为「非法」的海外援助巨款，最后越运越多呢？

（2）五人特别行动组

这笔八十万巨款由法国运到上海。

中央高度重视，经过慎重考虑和人员筛选，确定派出由毛泽民为首的五人特别行动组前往上海，运回这笔巨款。

毛泽民

毛泽民，毛泽东主席的二弟，是我党非常珍贵的金融人才。

毛泽东主席很早就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在外地所需要的费用及家中的一切事务全都是由毛泽民打理。

为此，毛泽民不得不辍学，早早当家，学习基础的经商知识，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掌握勤俭持家的本领。

后跟随毛泽东主席参加革命，出任苏维埃国家银行的首任行长，是我党实至名归的财政「大管家」。

接下中央的任务后，五人立即动身前往上海。

出发后，毛泽民将五人特别行动组一分为三，分头打探各方面的情况。

五人特别行动组到上海会合后，把这些打探到的情况进行综合整理，发现这次任务要想完成，非常困难。

首先，虽然当时已经可以电汇钱款，但汇款需要清晰的资金来源和去向说明。

并且，此时反动派对于上海汇往西北各省的款项，都是严加盘查，还限制每天的额度，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其次，若想直接挟带现钞运送，由于反动派已经知道有这样一笔巨款将要运往陕北，沿路的关卡盘查极为严格，运送的难度很大。

关卡

不但如此，就是在上海，各种秘密特务，也时时刻刻从各方面关注着这笔巨款的动向。

反动派真可谓是布下了天罗地网，稍有不慎，别说成功将巨款运走，很可能特别行动组的五人都会被抓捕，随时可能牺牲。

汇总了了解到的情况后，特别行动小组一时间一筹莫展。

随后，为和上海地下党联系，以及将一些情报传送回根据地，毛泽民同志到一家纸店买纸。

毛泽民进店后，正遇到掌柜在打骂伙计。

毛泽民仗义执言进行劝解，没想到惹怒掌柜，掌柜气恼之下，赶走毛泽民，不卖纸给他。

毛泽民离开纸店后，那个被帮助的伙计很快悄悄跟过来，告诉毛泽民一条很有用的信息：

大量买纸不用到纸店，可以直接去纸行批发，那样更合算。

伙计还专门带毛泽民前往纸行，沿路上，和毛泽民谈了很多关于纸行生意的事。

店铺

毛泽民同志之前曾经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主要负责中央刊物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本身对纸方面就有一些了解。

和伙计聊过后，更是清楚了各个环节。

回到住处后，毛泽民大受启发，于是和特别行动组商议。

为完成这次任务，决定开一家纸行。

（3）纸行

纸行，主要的生意是批发纸张业务。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面向国外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各种思潮汇集于此，出版业很发达。

无论个人，还是机构，对于纸的需求都比较大，纸行生意具备化零为整，合法获得大笔资金的功能。

可以为我们收到手的巨额款项，提供充分合理的来源。

确定这个方式后，毛泽民当即联络上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汇报了情况。

中央很快给出答复，允许进行这个操作。

纸行

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五人特别行动组马上着手选址、办执照等流程，将纸行开办起来。

由毛泽民化名后假扮纸行老板，钱希均假扮老板娘，两人在徐汇区愚园路永昌里租了一座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作为老板的「公馆」。

毛泽民和钱希均两人衣着奢华，出入十里洋场的各种高级场所，为纸行营造声势。

钱希均

纸行开业后，任楚轩担任纸行经理，钱之光为职员，正式对外营业。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方人员故意泄露消息给敌人，让敌人以为我们会在南京接收这笔钱。

引开敌人的注意后，毛泽民顺利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手中接收到这笔巨款，将之藏到愚园路的住处。

潘汉年

完成第一步接收巨款后，毛泽民马不停蹄地开始安排将巨款化整为零，准备尽快运送回。

不过，等到毛泽民打开那一箱子的巨款时，顿时当场愣住：

因为反动派的搜查严密，这笔巨款，还没来得及换成国内通用的法币和银元，是直接以美钞运送的！

一箱子美钞

面对这满满一箱子美钞，五人特别行动组当即陷入了又一个困境。

上海虽然是国际化大都市，但对于一般的生意周转，并不能直接使用美钞。

要将这样大量的美钞换成法币和银元，在反动派那样严密管控的情况下，是非常困难的。

如何兑换美钞？这成了五人特别行动组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

（4）兑换美钞

美钞在当时是比较保值的一种货币，一美元，可以兑换 3.36 元法币，可以兑换 2.4 枚大洋。

这样一大笔美钞兑换，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反动派的注意，造成任务失败。

一时间，毛泽民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正苦恼着，行动组同志提醒他，已经到了打麻将的时间。

打麻将

为更好地隐藏身份，毛泽民经常和一些商界人士约打麻将，以此扩大交际圈子，营造形象。

在别人眼中，毛泽民是出手阔绰的大老板，钱希均是生活奢靡的富太太，其实他们的生活费，每人每月只有十五元。

为了维持形象，两人只能拼命压缩膳食费，大多数时间以红薯之类廉价的食物果腹。

打麻将的过程中，毛泽民心里还牵挂着兑换美钞的事，表现得有些心不在焉。

被一个麻友看出来后，就问他是不是遇到什么烦恼事。

毛泽民假称纸行接到一笔大生意，但是对方要用美钞付款，现在兑换美钞各种管制，所以很烦心。

麻友听后哈哈大笑，表示能收到美钞，是天大的好事，有什么值得烦恼的。

毛泽民一听他有办法兑换美钞，就向他请教。

麻友也有些显摆地把兑换美钞的方法说出来。

兑换美钞，常规的办法是直接去银行兑换。

但那需要给银行填说明材料，讲清楚美钞的来源。

同时还有限额，每天个人非特殊情况，最多能够兑换五千元美钞。

这个方法毛泽民也知道。

但他算过一笔账，每天最多能兑换五千美钞，八十万美钞，光是兑换就得 160 天，耗费的时间太长。

另外，要是天天去兑换，很难不被反动派注意到。

毛泽民于是说，他要收的款还有些多，这样每天兑换，比较浪费时间。

麻友又一笑，说出一个方法：购买公债。

民国救国公债

当时因为战争不断，国府的经济吃紧，于是发行了大量公债。

为了鼓励大家购买，对于购买公债的资金来源从不过问。

无论是外币，还是一些存在问题的黑钱，统统来者不拒。

兑换大量外币，可以把钱买成公债，第二天及时抛出，就可以到手法币或大洋。

这种方法唯一的弊端，就是公债每天的价格不同，可能高买低卖，会亏一些钱。

当然，也可能低买高卖，赚一些钱。

毛泽民一听这个方法，顿感眼前一亮。

中央在派出五人特别行动组执行这个任务时，也考虑到运送款项的合理损失。

因此给出的底线是，只要能及时运送回去四十万美元，任务就可以说是非常成功。

公债的价格虽然不稳定，但如若当天买进、第二天卖出，这么短时间内的价格波动，造成的损失也是可以接受的。

为加快兑换美钞的速度，毛泽民决定两种方法同时使用：既去银行兑换，也购买公债。

分派特别行动组的成员去执行时，又遇到两个致命的问题：

去银行兑换，即便额度小，也需要填写材料说明来源；

购买公债，总是同样的几张面孔买进抛出，很容易引起那些反动派便衣的注意。

（5）黄包车车夫和打牌

怎样更隐蔽地购买公债？又该怎样获得美钞的来源说明材料？

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成了特别行动小组的当务之急。

毛泽民在思考对策的同时，也亲自去购买公债。

对于第一个问题。

我党的地下组织倒是可以召集工人学生们去买公债，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条路行不通。

一是这些人平时几乎没接触过公债，流程不熟悉；

二是这些人都是生面孔，突然冒出来这么一批人买公债，会起到反作用。

毛泽民这时需要的人选，必须熟悉公债交易的流程，最好曾经购买和售出过公债，还不能是生面孔。

短时间内，还真不好找。

有一次，毛泽民坐黄包车前往公债发售地时，拉他的车夫和毛泽民聊闲话，谈到公债，就说那是骗人的玩意。

毛泽民仔细问他，得知这些车夫拉车也不是胡乱拉的，而是分区域。

跑公债发售地所在这一片区域的黄包车车夫，因为经常会拉到跟公债发售相关的人。

拉车途中和那些人闲聊，耳濡目染之下，对发售公债的事门清。

甚至有一些抱着发财梦的黄包车车夫还曾经买过公债，亏过钱。

黄包车车夫

毛泽民顿时有了主意。

他想办法和黄包车车夫们搞好关系。

然后让这些车夫替他出面购买公债，每买一次都给相应的酬劳。

黄包车车夫们每次不买太多公债，又都是这一片的熟面孔，完全不引人注目。

虽然量少，但是人数非常多，累计起来的数目也非常可观。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和这些黄包车车夫交易的地点都是在他们的车上，始终处在一个不固定的运动状况下，非常安全。

毛泽民通过这种「蚂蚁搬家」式购买公债的方法，很快就将美钞换成大量的银元和法币。

另外，要如何获得美钞的来源说明材料？

毛泽民和特别行动小组的人苦苦思索，都没有想到好办法。

只得让行动组的危拱之同志联系上叶剑英求助，叶剑英同志有着非常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很快给出回复。

但这个回复并不是什么具体办法，而是一个详细的地址：静安寺路 801 号靠近同孚路路口的同孚大楼。

叶剑英和危拱之

特别行动小组以为那是我们地下工作的联络地。

毛泽民秘密前往后，一番查看，发现并不是。

回来后，特别行动组的众人拿着那个地址不明所以。

按计划去打麻将的时候，之前提醒他买公债的麻友又察觉到他的困惑。

毛泽民用非常隐蔽的方式，把那个地址讲出来。

麻友一听，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邓公！40年前，邓小平推动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的一番看法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当时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退休制度，唯独中国的退休制度迟迟没有建立起来。

面对那些老革命老干部老领导，邓小平以身作则，舌战群儒阐明废除终身任职的利弊，打开了退休制度的大门。

改革开放扬帆起航，干部老化阻碍发展

4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急需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

邓小平和身边的中央委员正在激烈的进行讨论，他坚定的讲到：“就当时形势来看, 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 至少有九分半严重。其中, 中央核心层和省部级干部年龄偏大的现象更为突出。”

据统计, 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平均年龄约65岁。

1982年机构改革前, 国务院各部委和省级领导班子平均年龄分别为63岁和62岁多, 省部级领导干部中50岁以下者仅占总数的15%。

不过，造成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

当年一大批老干部在文革期间都被打倒了, 后来解放了, 重新恢复领导工作，所以领导班子年龄偏大。

面对当时的艰难情况，邓小平语重心长的又说：“他们中许多人年老体衰, 积劳成疾, 相当一批干部连8小时工作都难以坚持, 更无法承担繁重的领导工作任务。”

邓小平深知，人老了肯定各方面机能都会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而中国这个时候正处于发展的节点，正要开展四个现代化政策方针。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了生机，而面对这些年老的干部，邓小平只能当一回恶人。

有领导和他争辩道：“改革开放没有我们这些元老就一定可以办得好吗？”

邓小平有理有据的驳斥：“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 没有大批的人才, 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

只有不断把德才兼备的优秀年轻干部选拔任用到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 才能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永续发展。“

当时的中国体制比较僵化，即使随着改革开放需要大批的年轻干部，可是老干部却很少有退休的情况。

许多干部甚至是曾经革命岁月的功臣，德高望重，权力极大。

针对这种问题, 邓小平从制度层面上进行了剖析, “过去没有规定, 但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不利于领导层更新, 不利于年轻人上来, 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

在邓小平看来，虽然我们国家并没有规定领导干部终身任职，但是在实际情况上来看，却和终身任职没什么区别。

这是一种制度问题，需要从制度入手。

1980年8月, 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说: “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 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 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 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

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制度化的退休政策。而那个年代的老干部自己也身怀责任感，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十分关心，总想继续做些贡献。

而刚经历完那个动荡的时期，许多老干部刚刚翻了身，却又要面临退休，于情理上讲却是有些过意不去。

那怎么既让老干部退出高位，给年轻人才上升空间，又能妥善的安排好领导干部的去处，减轻不满和阻力呢？

邓小平设计了一个绝佳的办法。

巧设顾问委员会，新老交替急不得

1975年7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到了在军队中设顾问组的设想。

可当时的中央并不认账，国内也在杂乱的思想中迟迟不能统一意见，受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 此设想根本无法实施。

邓小平本人也在随后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中被打入冷宫。这种顾问设想被一再搁置。

但是邓小平并没有放弃。

1979年11月, 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就老干部如何交班问题指出。

“前几年, 我提出搞顾问制度, 但并没有完全行通, 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看来, 顾问制度还是一个出路, 应该保留。”

1980年8月, 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 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

在邓小平的一再推动下，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设立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顾问委员会，对顾问的具体权利和义务都做了规定。

邓小平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172位委员平均年龄73. 3岁, 建党初和大革命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同志占97%以上, 就这样开始了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的过程。

顾问制度短暂实行，解决根本还得建立退休制度

这种顾问制度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要想做到废除所以领导干部的终身任职，为青年人铺路，这个制度是远远不够的。

邓小平在重新考虑设立顾问委员会的时候, 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 设立顾问委员会只不过是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权宜之计。

“可以设想, 在经过十年, 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 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真正要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 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他的这一看法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当时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退休制度，唯独中国的退休制度迟迟没有建立起来。

很显然，是时候要把退休制度制定完善了，而在此之前也必须要彻底终结领导职务终身制。

1980年4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让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退出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的候选人选, 迈出了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重要的第一步。

不过，真的让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退休，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邓小平把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看做成“一场革命”，并多次做老干部的工作, 以打消他们对退休的思想顾虑。

他对许多老同志讲到：“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 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

很快，在1982年2月,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高度评价了老干部对中国革命、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阐明了建立退休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并对离退年龄和待遇等作了明确规定。

随后党的十二大基本实现了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

退休制度很快也被写进法律，成为了正式实行的制度，而顾问制度也完成了历史使命是时候取消了。

1992年党的十四大经过讨论, 决定从十四大起不再设立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顾问委员会。

邓小平在推动废除领导干部终身任职制度上贡献巨大，他本人也是以身作则。

1986年，邓小平公开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自觉。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 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 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 不是假话。”

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以身作则的政治雅量以及为党为国为民的历史责任。

1986年10月，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 一齐退下来, 而且是一退到底, 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结语

总的来看，邓小平在推动新老交替，废除领导干部终身任职，为改革开放补充新鲜血液这些事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以身作则让第二代领导集体顺利过渡到第三代，心怀的无私天地宽的伟大品格和高风亮节, 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