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传统认知里的还乡团，自然是一个“杀人放火”的形象：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烧杀抢掠、杀人如麻。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一个事物不止有一面、一性，更何况是一个组织、一个群体了。仅仅将还乡团成员，以及当时的“解放区出逃者”简单当做逃避土改的地主，仅仅将还乡团视作一群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恶棍。就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凭刻板印象和宣传口径去先入为主了。
接下来，我们不妨以还乡团的典型——苏北地区——为案例样本来解答“还乡团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一、还乡团的起源
1、国民党军的辅助队伍
一般意义上，当代人所讲的“还乡团”是指1946年中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组织解放区外逃人员组成的“还乡队”，其通常被国民党当局所武装，成为国民党军的辅助单位。
如国民党从苏北难民中吸收人员组建起来的“青年还乡队”、“难民还乡队”，他们是在在国民党特务头子谷正纲、国军将领汤恩伯与薛岳等人的支持下，以“武装打回苏北去”为口号建立起来的准军事组织。
在1946年8月，内战爆发不到一个月后，国民党当局就开始“整编”还乡团。当年8月，国民政府发布《绥靖区难民还乡团组织办法》，对还乡团人员构成、组织架构、职责任务和经费来源作出条例。
在这个《办法》中，国民党当局明确规定还乡团领导必须由“原县长及当地党政军联席会议指挥”，而在《办法》中，还乡团的基础编制为大队—中队—“侦察、向导、警卫、运输、交通、救护、宣慰”七队。
从国民党为还乡团所定的领导人员与编制来看，还乡团毫无疑问是为国民党军服务的马前卒，其要在作战中为“国军”提供侦察和向导，并协助国民党军的物资运输，还要充当军队的勤杂人员。
在实际案例里，还乡团也确实与国民党军一同作战，参与了对解放区的进攻，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的头一个月就能看见他们的身影。
例如1946年7月中旬国共两军在东海、灌云爆发激战。“东海还乡队人枪一百八十余、轻机枪四挺，除队员逃回八十余名外，余损失殆尽。沭阳还乡队人枪百余，除逃回三十八名，其余生死不明。”
在“七战七捷”、华中野战军北上后国军的苏北“大进军”中，还乡团也同国民党军一起行动，参与对根据地的攻势。如1946年10月国民党军进攻启东县的战斗中
1946年，启东县还乡团第一大队、水警队、警察分队及保安第一分队乘船至永昌港，向驻扎该港的共军东南警卫团曹士英的部队发起攻击。
还有同时期国军对海门的攻击
在海门县，还乡团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将驻守在该县一二三分区的共产党军队驱走。
2、苏北还乡团的人数占比
1946年6月到9月的三个月里，在国民党当局组织下，苏北地区有27个还乡团队伍被建立起来，总人数为23353人。
而到国民党大举进攻苏中解放区、苏中根据地极大压缩后，“还乡团”的数量极速扩大。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在国民党庇护下返回“收复区”的“苏北难民”有21万人。这一批人员被认为是“特殊的难民”，是逃避审判的汉奸、国特和地主，更是“要扬弃的社会渣滓”。
但就这批“难民”，或曰还乡团的人数来看，“特殊难民”的判断明显有失偏颇：苏北地区的还乡团从其所占的两个人数比例来看，可以说既多，也少。
多数，是指1946年底到1947年初这段时间跟随国民党军开入根据地的难民占1946年苏北难民总人数的比例。按苏北难民救济会当时统计，至1946年底，流散江苏各地的“苏北难民”已有210万之多。而内战初期跟随国民党军的21万“难民”占这时期解放区外流人口的十分之一，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比例。
少数，是指这批人占苏中解放区总人口的比例。内战爆发时苏皖边区的总人口为2500余万人，刨除安徽、河南部分人口，苏北地区根据地人口约为2000万，则当时210万苏北难民占苏中解放区人口的十分之一，21万追随国民党军的“还乡团”便只占百分之一，是根据地里的绝对少数。
二、还乡团的成型
1、还乡团的改组与转型
随着苏北地区对国民党形势“一片大好”，江苏省国民党当局也决定对还乡团进行整编改组，以实现还乡团的正规化：民众自卫队。
1946年9月3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发布《收复区民众自卫队组训方案》，在这份方案里，“民众自卫队”更类似于民兵组织，由地方领导，而不再是还乡团那样的军队辅助单位。
凡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壮丁均宜纳于组织纸质稿，使成为坚强之民众自卫力量，每保编成一自卫队，乡（镇）编成一大队，县编一总队为原则，县长兼总队长
到10月，国民党江苏省保安部又下令，要求全省的还乡团在返回家乡后，立即编为归县长指挥的县保安队或民众自卫队，并“听候国防部点验”。
到这一阶段，跟随军队的“还乡团”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地方领导的保安队和自卫队。
而还乡团人数也随着这轮“整编”而被压缩，到1947年底，江苏全省的自卫队武装达到325个中队、10个独立分队，有编制的官佐655人，士兵10842人。
不过，人数不算重点，毕竟这些只是“有编制”的人数，作为农村阶级斗争里出于风口浪尖上的组织，其“成员”实际是不受编制限制的。
在整编过后，还乡团，或者说“民众自卫队”，迎来了转型，这时期的还乡团武装由国民党军的辅助单位转变为了国民党当局用于维稳的地方民兵，其职责转为围剿游击队、控制乡村地区。
到此时，我们所熟悉的“还乡团”，那个勒索农民、屠杀党员干部、为害乡里的地主武装才正式诞生。虽然他们的“官方名号”已经成了“民众自卫队”。
2、维稳先锋还乡团
1946年底，还乡团改编完成之后很快投入了“新的战斗”：清乡扫荡。
国民党在对原华中解放区的清剿中将苏北分为南北两个清剿区，效仿过去围剿江西苏区的经验，沿运河交通线建立据点、进行“驻扎扫荡”。
而还乡团则扮演了第五次围剿时别动队的角色，在国民党军队扫荡游击队时，他们将实行恐怖政策，屠杀群众和党员。
如泰县姜南区，还乡团在一夜里活埋28名党员和土改积极分子，并逮捕80人。海门县两天时间被还乡团杀死党员干部35人。洪泽湖地区被还乡团严密封锁，以围捕当地党员干部，被捕者而不愿投降者均遭就地处决，尸体投入洪泽湖，当时情景是“洪泽湖畔，血水滔滔”。
但真正的重头戏还是以丰沛两县为中心的湖西地区。沛县1946年9月被国民党军攻占之后有三千余人被还乡团杀害，仅朱寨一区就有400名党员干部军属被杀。
而作为湖西根据地中心的丰县则成为了湖西地区十月大屠杀的中心：华中野战军未能撤走的伤员家属、当地的党员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有三千人在丰县地标凤鸣塔下被杀害，至于整个湖西地区，10月里有4300余人被杀。（据当时人回忆，凤鸣塔遇难的三千人均是遭还乡团活埋，当地人将凤鸣塔埋骨地称为“万人坑”）
1946年10月丰县的惨剧就像是一场预演，是1947年苏北农村仇杀的先声。当时间越过1947的年关，农村的斗争将变得更加激烈、血腥：被国民党占领的启东县有上千名党员干部及土改积极分子被捕，启东境内的海复镇在五天时间里被杀48人。1947年4月更是启东的“流血月”，平均每天都有十余人死于还乡团之手，在这个血腥四月里，全县有400人被杀。
当然，启东县的故事不至于此，当地发生的屠杀也不过是这时期整个苏北愈演愈烈的乡村杀戮的缩影。
前文也提到过，1946年底时还乡团已被改编为带有地方民兵性质的“民众自卫队”，其人员不再局限于解放区“难民”，其作用也不单是用屠杀制造恐怖。
这时期作为“民众自卫队”的还乡团武装也开始吸引过去的解放区干部、民兵叛变。其办法主要是通过亲族、乡邻关系，向党员干部写信，诱导党员干部叛党投敌，并组织群众从解放区出逃。
典型如东台县感训所，这个由还乡团运作的组织在“自新运动”里让2400余名党员干部向国民党“自新自首”，甚至让其中少数加入了还乡团武装，帮助还乡团抓捕潜伏人员。再如发生了大屠杀的洪泽湖区，区长杨月如被恐怖政策吓倒，选择投靠还乡团。党在洪泽县、泰县的民兵武装也有干部、战士被还乡团策反。
我们可以说，在国民党的“苏北治安战”，乃至针对全国“绥靖区”的清乡、“剿匪”里，还乡团组织是其行动的重要一环。
3、为祸乡里的还乡团
到1947年春，国民党占领苏北所有县城后，国民党江苏省当局即在原解放区推行并乡并村运动：在军事管制下强迫村庄农民移居城镇大庄，各个村镇均需构筑碉堡壕沟，并实行联防制度。
在并村并乡运动中，地主领导的还乡团武装成为了国民党推行政策的帮手，他们借机强占农民土地粮食、强征钱粮、大肆勒索。
如沛县大屯镇的徐庄村，全村上百户在土改中得利的贫雇佃农被还乡团罚上万银元，致使当地农民纷纷破产逃亡。邳县还乡团不仅重夺土地、牲畜和农具，还强迫农民按每亩120斤麦子“赔偿”其损失。丰县地主要求农民退回土地，并向讨要所有土地收获，交不出者立即处决。又如盐城马沟乡，还乡团横征暴敛，三个月里向群众开出的征收款项多达24项。
除开反攻倒算和勒索钱财，还乡团还与腐败官僚亢壑一气，制订出“三三制”的田赋征收办法，只给农民留三分之一的收获，另外三分之二由地主武装与国民党政府分成。
除了群众，被抓的党员干部也成了还乡团的勒索对象。在国民党的“自首自新运动”里，大批党员干部被抓捕到“感训所”来“自首自新”，国民党这一运动包含两个环节，一要求是自首自新者写悔过书，二是要求党员干部交出枪支，名为“献枪运动”，无枪者则要交一两黄金相抵。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不可能每个党员干部都能配有枪支，于是“献枪”也就成了献金。党员干部想要“保命”，就得“破财消灾”。
三、还乡团的恶劣影响
如果还乡团的影响仅仅是让农村死几个人、农民破产几家，那或许还好。
但众所周知的，解放战争是一场革命战争，这场革命战争的战场从来没有局限于国共两军的战场对垒，从1927年的农民暴动潮开始，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就从城市到农村、从武装冲突到意识形态，无处不在，无不进行，而解放战争中的还乡团则是这场革命斗争更进一步、更激化的体现：作为反革命者的国民党人不再把反革命手段局限在军队交战、特务暗杀和宣传攻击，他们开始有意识的武装自己在农村的反革命基本盘——以地主为主的、形形色色的“反共义士”——并将其投入到对农村的镇压里。
这种做法无疑是阶级斗争的升级，在内战前夕的土改里，农民也许还会对迫害地主富农有所质疑，解放区更试图召回逃亡地主
7月，随着苏北战事的扩大，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再次发表了一篇告旅江南苏北同胞书…文章最后欢迎苏北同胞回来，并且向他们保证，“同样的受民主政府法律保护，同样的得到民主政府的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各种困难”。
…据1946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记载，“逃亡镇江、新浦、海州等地之苏北少数地主之子弟，因不堪国民党当局欺压虐待及被驱作内战炮灰，现已陆续返回解放区。泗沭县逃亡青年归来406人，淮阴归来127人，涟水、灌阳、潼阳各县自国民党区归来者各有数十人”。…“1946年夏秋两季，被上海的通货膨胀等问题弄得身无分文的数千名中小地主，显然是回到了苏北解放区。当地政府向他们提供救济”
但当还乡团回到家乡反攻倒算之后，一切都在向当代人难以接受的方向发展。
整个华中根据地的政策开始“左”倾，首当其冲的是游击队。内战初期的游击队还保留有“宽大政策”，而当他们短暂北撤修整、革命老区遭到屠杀后，原有的宽容政策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直接逮捕、公审枪毙”，重返丰县的武工队提出“以杀对杀”的口号，杀的建国后当地没什么反革命可在镇反中镇压。启东县游击队在对还乡团的报复里杀掉了254人。
之后是土改斗争，在土改复查里，斗争手段和此时的武装斗争一样，变得更加血腥和激烈。五分区在平分运动里大肆打杀，杀掉657人。七地委的泗沭县在土改复查里几天时间抓捕地主富农1080人，逼死3人，由翻身农民打死16人，另有5人被人民政府处决。
报复打击、土改复查之后是反特运动。1947年11月，过去有大批“自新自首”者的东台县反特运动就出现了扩大化，全县有4335人被逮捕，又有1226人遭到吊打刑讯，16人被打残、46人被打死。与东台同在一地委内的台北、滨海两县也不分伯仲，各逮捕了3700、1600余人。而在战争初期遭到国民党军和还乡团重点打击的七地委，左倾更加严重，直接造成了人人自危、大批群众逃亡的局面，个别地方成了无人村。
国民党军与解放军、还乡团与游击队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乡村秩序更加崩坏、生产更发困难，人群终日惶恐不安，耕地日渐荒芜。
淮南天高地区许多中小地主与富农甚至一部分中农因怕拉锯，大批逃亡，连自首分子也都大量逃亡，因而造成普遍的粮荒、人力牛力的缺乏以致大量土地荒芜。1948年春荒二分区群众生产情绪普遍低落，主要是由于平分中严重偏向所造成…
战争、仇杀又加剧了苏北的灾荒发展，1948年的苏北和山东一样，迎来了一个相当困难的春荒时刻，大批群众逃亡
1948年初五分区灾情特别严重，有些地区吃草种、芙央草已成普遍现象，一般人都已饿得脸皮发黄发肿。滨海一带大批向外逃荒，老舍区每天要发八百张路票，当地还拥挤着淮海灾民二万多人，部分地区大年初一就有大批军烈属，哀求救命要路票逃荒。
而当解放大军南下时，原本的还乡团成员也开始了他们的二次逃亡
1948年7月，共产党重新占据泗阳城…泗阳地方士领袖王少模不信任共产党的命令，率领子侄长途跋涉，逃亡镇江。
1947年夏…至该年11月，共产党又重新恢复了对如皋地区的统治。何季良因为曾在还乡团中担任重要职务…于是他鼓动一部分群众再次渡江而逃，“居家逃亡者日以数百计，此等难民均属虎口余生，性命虽可苟全，生活其各无着。秋尽东来，啼饥以外又需号寒”。
苏北地区在还乡团与游击队的相互仇杀、解放区政策左倾和灾荒的共同影响下，新一轮的，更大的苏北逃难潮开始了。
到1948年的8月，因各种原因聚集到江苏各个县市求生的“苏北难民”达到了骇人的10444070人，而1946年内战前夕苏皖边区的苏北部分人口不过2000余万，从这个两个数据来看，1948年的苏北离村率是相当惊人的：达到了50％左右，比1946年底的210万翻了十倍，这还没有计入逃亡到外省和其他乡村的人口。
苏北地区因空前内战，因与还乡团斗争而导致的民生凋敝可见一斑。
但是，我们也不能“妖魔化”还乡团，把他们渲染为一群以屠杀革命干群为乐的杀人狂魔。
1946年底之前的还乡团是国民党军的马前卒，1946年底之后的还乡团是与保安队类似的地方武装，他们的组织架构、形式和职责都更像是抗战中的“皇协军”，甚至还要不堪。他们平日里为害乡里、横征暴敛，在清乡时和国民党军一起行动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就是给游击队送的肉。他们造成的间接破坏，比直接破坏还要严重，其导致了苏北地区农村又一次的社会崩溃，并成为苏北难民潮的诞生原因之一。
而退一万步讲，就屠杀的规模和效率来看，还乡团在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也只能说是一群“普通的反动派”，还乡团在国民党军的支持下一年时间杀的人成百上千，这样的效率，比起康泽别动队在江西“匪区”，两三年时间轻易消灭数十万上百万人口的“民国速度”实在是不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