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惊魂15日毕业历险旅​www.zhihu.com/column/c_1443896437881344000

Part 1

1921年7月10日，外蒙古在苏俄的支持下，八世哲布尊丹巴于库伦“登基”，从而标志着外蒙古的正式“独立”，从中国分裂了出去。同年10月，苏赫巴托所率领的蒙古人民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随后在11月与苏联签订了“友好关系协定书”。至1922年，苏联已全面掌控外蒙古，并向其军政各部门派遣政委与顾问，以推动改组与相关的“教育”工作。

至此，外蒙古沦为了苏联实质上的附属国，并彻底执行对苏联的完全一边倒+社会制度的100%复制粘贴，不论是对的错的，总之都得轮一遍，至于是否符合国情，不好意思，那不在考虑的范畴里。

比如在1920年代晚期，苏联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全盘集体化”的任务，针对“富农阶级”进行镇压，而外蒙古马上紧随其后，并宣布要消灭“富牧阶级”。

在苏联，一般家中拥有八九头牛或几十头羊，便会被贴上“富农”的标签，于是，外蒙古也立刻将这个规定复制粘贴了过来，甚至一个字都没改，这自然要出事，毕竟在外蒙古这个以畜牧经济为主导的地区，这种照搬无疑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在当时，一个普通牧民家庭要想维持基本生存，至少需要有25—30头羊，若在更荒凉的戈壁地区，这一标准还得提升。若以5口之家计，需要有200—300只羊，才能维持基本温饱。如果遇到雪灾、瘟疫等情况，即便是“封建主”家庭，也会一夜返贫。

按照当时的物价，一头母羊的平均价大致在50图格里克左右，但外蒙当局规定了只要家产超过3000蒙图那就是“富牧”阶层。

而达到这个标准的牧民占比极高，结果，大量 “富牧”遭到残酷镇压，而更多的牧民怕被划分到“富牧”，于是大量宰杀自家牲畜，短短数年，外蒙古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牲畜。

见此情景，大量牧民不堪忍受，选择南下逃往中国，仅在1932年就有超过7000户约三万名外蒙牧民（彼时外蒙总人口不足100万）不顾生死，试图逃离“集体牧场”越境中国，而许多之前反中的贵族及喇嘛们后悔不已，不少人纷纷写信给国民政府，希望中国政府能派兵“救万民于水火，驱逐苏蒙”。

而这些举动立刻引起了外蒙及苏联的强烈警惕，于是，在1933年苏联开展“大清洗”后，外蒙立刻跟进，开始有样学样，并起名“大镇压”。

从1937年9月到1939年4月，外蒙古当局以反革命罪为名，共对29198人进行了审判。其中，仅非常委员会（即最高军事法院）处理的政治案件便高达25785起，其中20099人遭受了极刑，另有5739人被投入监狱。大清洗运动下，哈萨克族遭受了惨重的损失，2.1万人中约有2000人被枪毙，塔塔尔族更为惨重，原140人的族群仅剩下4人幸存。

关于“大镇压”中确切的死亡人数，主流学者估计在3.6万至5万之间。然而，许多人坚信，真实的数字可能远超这一范围，而对中国尚存感情的群体被彻底一网打尽，物理意义上给抹除了。

清洗后，知识分子阶层遭受了空前的摧残，党政军和宗教界的杰出人物亦未能幸免，残存的亲华群体被物理意义是传统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经济命脉完全为苏联所控制。

更离谱的是，外蒙古为了全面向苏联靠拢，甚至不惜自灭其史，将蒙古民族信奉崇拜的成吉思汗彻底否定。

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点，在苏联的授意下，外蒙古政府中但凡有一点“心怀成吉思汗”或者“心念民族主义”的反动分子，都会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更有甚者，蒙古民间的大量成吉思汗画像也被统一收缴销毁，可以说，在苏联的影响下，蒙古国几乎就是“第16个加盟国共和国”。

Part 2

此外，为了能够让广大平民百姓完全接受这一点，苏联从1920年代就开始推动废除成吉思汗创立的回鹘字母蒙文，

一开始外蒙当局敲定了拉丁字母，但在苏联的压力下，最后改为西里尔字母拼写的新蒙文，和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及其他自治共和国完全趋同。

彼时的外蒙古掌握蒙文的人口仅有2%，但推广还受到了一些抵制，直到大清洗后的1944年，外蒙当局终于让反对者们闭嘴，并于1946年1月颁布正式使用。不仅如此，到了60年代，外蒙教育局还将俄语作为必修课，要求孩子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必须学习。

蒙古国立大学的某些课程及其所属的综合技术学院的全部课程，都用俄语讲授；为各门课程规定的教材和参考书，也都是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籍。

苏联为了培养忠于“蒙苏友谊”和“国际主义”的蒙古人才，吸纳留学生是一个重要手段。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留学生到苏联，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都能进入重要岗位，许多成为高级官吏。1970年前后，蒙古各省的省委书记，66％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毕业的。

更离谱的是，外蒙还采取了一种类似于中国古代“和亲”的政策，挑选赴苏的外蒙青年才俊，并通过组织上安排使其和苏联高官的千金结合，据统计，截止80年代，外中高层领导干部中，有苏联夫人的占比近20%，而这些苏联“夫人”们在嫁给蒙古官员后仍保留苏联国籍，并需定期前往苏联驻蒙古大使馆进行“汇报”，连外蒙前领导人泽登巴尔都无法幸免。

他的夫人费拉托娃是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中将的女儿，在泽登巴尔赴苏学习期间，由苏联高层亲自指定和他婚配的。

婚后，费拉托娃常常陪伴在丈夫身旁，共同出席各类公开活动在泽登巴尔接任党的第一书记和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的职位之前，费拉托娃便已被委任为蒙古儿童基金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费拉托娃终其一生都在监视丈夫是否对“苏联忠诚”，甚至在勃列日涅夫访蒙时当面向其汇报自己第一书记丈夫的表现。

而且，费拉托娃始终持有苏联护照，对学习蒙古语始终都是不屑的态度，她与丈夫之间的交流始终以俄语为主，甚至在外蒙公开的政治演讲中，她也主要使用俄语。而泽登巴尔一生都对自己的夫人毕恭毕敬，哪怕是在外交场合。

在如此亲苏的环境下，外蒙的对外政策也完全唯苏联马首是瞻。在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两国剑拔弩张之际，外蒙自然也追随苏联采取敌对中国的态度，并加大了反华教育宣传。

之后，苏军也大量驻扎在中蒙边境，所谓的“缓冲区”已经完全变成苏联单方面的缓冲区了，对我们来说，则是赤裸裸的威胁。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蒙古对中国的敌意日渐加剧。六十年代，每当苏联境内掀起反华浪潮，蒙古总是紧随其后，响应迅速，致使中蒙关系跌入冰点。蒙古国内针对中国援建工人和华侨的迫害事件频发，且愈演愈烈，甚至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也未能幸免于暴徒的冲击和破坏。

因此，在那段历史时期，蒙古在中国被形象地称为“苏修走狗蒙修”，这一称谓深刻反映了当时两国关系的紧张态势以及蒙古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敏感角色。

但彼时的外蒙可以说方方面面都被苏联控制，甚至百姓生活都受到巨大影响。中国原驻蒙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回忆录《在大漠那边》中记录过这样一段往事。

有一天，中国驻蒙大使馆突然遭到13名苏军士兵翻墙闯入。我和使馆的其他同志闻讯后，迅速前往现场进行阻拦。这些苏军士兵一开始对我们的阻拦毫不理会。

直到他们意识到自己误闯了中国大使馆，才显得惊慌失措。原来，这一切的起因是有几名苏军士兵在乌兰巴托意外失踪，驻蒙苏军司令部因此下令在乌兰巴托展开地毯式搜索。

这里的“地毯式”搜索可是实打实的，士兵们列队前行，遇到围墙也毫不退缩，直接翻墙而过，不料却误入了中国大使馆。

最终，我们将这13名苏军士兵交给了守在大门外的蒙古警察。在中方的坚决要求下，为首的小队长也只好低头道歉。

事后，孙一先不禁感慨：“在中国大使馆他们不敢造次，但在普通的蒙古百姓家会是怎样的鸡飞狗跳呢？苏联真的将蒙古国的主权践踏到了极点。”

就这样，外蒙古长期处于“有限主权”的状态，直至1992年苏联彻底解体后，这一局面才得以改变。

参考资料：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
НИЙТЭЛСЭН Э.МӨНХТУЯА:Монголын уул уурхайн салбарын хөгжил нь биеэ үнэлэхэд зориулсан төв бий болоход нөлөөлсөн
暗影情报站（今日头条）：《外蒙古惊魂15日历险记》
Ranson Paul Lege∗ and Munkhnaran Munkhtuvshin：Improving the Conditions of Sex Workers in Mongoli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egalized Prostitution
기자이정훈:“한국인 노골적 성매매” 몽골서 커지는 반한 감정
beebee星球：《外蒙古正在成为韩国色胚的福地？》

The Telegrap :Mongolia's prostitution zones, where women trade sex for fuel in sub-zero temperatures
MONINFO:In Mongolia, sex tourism by S. Korean males leads to anti-Korean sent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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