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关于一桩让毛主席都格外关注的惊天大悬案，这个悬案影响巨大，完全可以说是我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故事的时间，是党史上第二个临时中央开展工作后不久的1931年初冬。

临时中央在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从事活动，大上海的十里洋场，所需经费无论再怎么节省，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

如果没有经费，当时的临时中央不但无法开展正常工作，连中央机关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

此时的处于地下活动中的临时中央既无法筹款，也不能开展募捐，就只能通过两条渠道解决这个难题：

a，由苏区建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拨款

b，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

但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共产国际采取敌视态度。

因而莫斯科方面的拨款不能通过银行、邮局汇款，而是安排秘密交通员从境外辗转进入中国，其中曲折多多，风险极大，所需时间少则两三月，多则半年。

因此，权衡之下，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领导起草密电，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取得联系，让即予拨款。

当时苏区的经济情况不容乐观。

但苏区政府还是全力支持临时中央，决定拨给临时中央黄金一百二十两（按十六两一市斤之旧制），按购买力折算相当于当下的五百万人民币左右。

由主持苏区财政工作的林伯渠指示苏区银行“按额调拨”。

一、

苏区的主要黄金来源是打土豪没收来的各式各样黄金首饰，于是就请一个瑞金金匠把这些首饰制作成十两一根的金条，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盒口用锡焊封。

这笔特别经费运送预定的路线，应该是这样的：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

路线有些绕，但安全系数大。

考虑到这笔数额巨大的经费从江西送往上海得经由多个地下交通员之手，必需有交接验核的过程，为此苏区专门设计出一套非常严谨巧妙的对接方法。

给执行任务的地下交通员发一把钥匙，一把锁和一块验收凭证。

这个凭证是一枚棋子，银元大小，上面刻一个“快”字；

棋子是硬木制成，用特制的药水反复煮过；上面的“快”字由林伯渠亲笔书写，写后请专人刻上。

棋子按照快字笔画破成七块，每个执行任务的交通员手上一块。

七个笔画代表着七个地下交通员。

对接方法：

第一步：交通员上下线交接，凭暗语相认；

第二步：下线交通员用钥匙打开上线交通员的锁确认任务，移交装有黄金的箱子，交割完成。

第三步：下线交通员交出手中的一块棋子，上线交通员把他手里的锁交给下线。

第四步：上线交通员交回一块棋子向组织证明他已经完成使命。

最终只要七块棋子全部收回，则表示任务顺利完成。

根据保密规定，这枚棋子会分配给那些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包括统筹任务的林伯渠。

二、

第一个交通员是1931年11月6日从瑞金启程的，满打满算，用一个月时间是可以到达上海的。

可是，等米下锅的临时中央从11月底开始发电向苏区询问，一直到12月22日，一共发了五封催询电报，苏区这边意识到不对劲。

到1932年元旦下午，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已收到的“快”字的前六个笔画棋子，来请林伯渠鉴定是否原件，他方才确定那笔特别经费确实出了问题。

经林伯渠确认，已经送来的那六个笔画确是原件，刻章匠也确认是由其亲手制作的东西。

“快”字棋子的最后一块是笔画——捺，始终没有送到苏区。

于是，苏区政治保卫局断定：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前几站均无问题，事情出在松江至上海的那一站。

苏区政治保卫局于启动侦查措施。

可是，以当时的条件，想去远离江西苏区、紧靠上海的江苏省松江县进行侦查，那基本上不可能。

不说其他，光是潜入白区的安全风险就高得难以预料。

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请机关设于上海市区的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协助侦查。

苏区这边也确实这样做了。

上海的特科情报人员将目光锁定在承担最后一站运送特别经费使命的第七个地下交通员。

可是，已经完全找不到这个人。

事已至此，此事只能暂时搁置。

三、

特别经费未能送到上海，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1，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九名被捕的同志遭到杀害

2，一次预先布置好的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流产

3，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

4，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最后失踪

5，其它一系列因为没有资金而不能从事的重要事宜。

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反围剿、长征、抗战、解放战争风起云涌，这起发生在1931年冬的大案，不得不暂时湮没。

但它却从未远离几位当事人的心头，其中就包括时任苏区领导的毛主席。

1949年建国后，中央要求对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尚未侦破的悬案进行侦查。

这件悬案作为五起重大悬案之一，由上海警方进行侦办。

为此，上海市公安局专门抽调一批精干侦查员组建一个名唤“悬案侦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临时办案机构。

“悬办”下设六个侦查组， “特费失踪案”由第三组负责侦查。

第三组有四名侦查员，蒋某某为组长。

四人接受任务后，随即从“悬办”杨家俊主任那里调取了华东公安部转来的卷宗。

蒋某某拿到手里就马上掂出了这个案子的侦查难度：

卷宗袋轻飘飘没一点儿分量。

打开一看，果不其然，就是一份两页纸的材料，是关于该案案情的简单介绍，材料简单，但下面盖着的是中央各个主管部门的印章，显示着这个案件的重要程度。

四、

四个侦查员传阅后，马上研究怎样着手进行侦查这一起发生在十八年前的悬案。

讨论下来，最后决定去北京，向林伯渠首长当面了解情况。

林老日理万机，但对这件案子同样很关注，接见他们后，把自己知道的相关情况，都告知悬案办三组侦查员。

只是对于交通员是怎样具体安排，只有当时的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知道，遗憾的是，邓发同志已于1946年牺牲。

案件的线索第一次断掉。

五、

但林老给出了另一个重要信息：记得瑞金派出的第一个地下交通员好像姓秦，曾给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

高自立这时在东北担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

侦查员随即离京前往沈阳。

非常幸运，他们去得及时，高书记当时因长期操劳已经患病，不到一个月后（1950年1月9日）就去世了。

当时，因为病情原因，侦查员未能见到高书记，但高书记看了递交的条子后，给了侦查员迫切需要的回复：警卫员小秦，江西萍乡人，现在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任职。

十三兵团当时在广西，于是，侦查员调头南下奔赴南宁。

此时的秦同志，已经是某部师长，对于当年执行的这个重要任务记忆清晰。

从南宁秦师长开始，侦查员较为顺利的一直侦查到第六个当年执行这项特别任务的地下交通员刘某某。

对于十八年前的那一次任务，刘某某的记忆同样深刻，因为那是他最后一次为组织效力。

在那个特殊年代，为了这个国家，还有非常多如他一般的人，在改写历史的时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后潜伏深藏，很多人，就此一生。

六、

刘某某回忆：1931年12月1日晚上七点多，在从金华来的上线交通员手中接收黄金之后，他于12月3日上午七点抵达了松江。在车站旁边的一个小摊上吃过早点，就去了下一个接头点“汉源栈房”。

第二天12月4日下午，刘某某在客栈门前听到一个三十五六岁、穿戴黑色衣帽的人向客栈账房打听是否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行先生来住。

刘某某估计来人是接头的下线了，当下就与他搭上话。

对过暗语相认，刘某某就邀其去房间。

来人用钥匙打开刘某某的锁，确定任务，接走黄金；

刘某某交给来人锁，来人把手里验证棋子的一块交给刘某某。

至此，交接完成。

第七个地下交通员按照组织规定，没有和刘某某多说什么，拎着装着特别经费的箱子一声不吭离开。

刘某某回到杭州后的第五天，有一个地下党员来竹行取走他手里的第六块棋子。

至此，刘某某的任务完成。

自从那以后，他的地下工作生涯也结束，一直到杭州解放，整整十八年，再也没人来跟他联系过。

按照当时组织上的规定，脱离组织这么长时间，他已经不是党员，早巳还原成一个寻常百姓。

不过，杭州解放后他还是去找了军管会、市委反映当年的情况，正因为他的反映，侦查员才得以打听到他这条重要线索。

这样， 悬办三组终于侦查到这个案子最重要的一环：第七个地下交通员，松江的那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

第七个地下交通员为什么拿到装有经费的箱子后，没有前往最后一站上海完成任务？

为什么这个人之后完全失踪？

这些案件的疑点，都必须找到第七个地下交通员才能知道。

悬案已经过去十八年，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人，无疑于大海捞针。

案件线索第二次断掉。

七、

就在侦查员一筹莫展的时候，刘某某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作为地下交通员，他的观察力比普通人要强：在第七个地下交通员从兜里取第六块验证棋子的时候，包里还装着一张蓝色的纸，那是一张当时客栈通用的押金票据。

那个年代，人们出行并不像现在这样频繁容易，松江这样的小地方，为人提供住宿的客栈并不多；

侦查组当即展开工作，对于这样重量级的案子，当地相关部门给了一切能够给的帮助。

1，回查到当年在松江经营过客栈的老板，账房先生，小二，却没有查到一个符合特征的旅客。

2，与此同时，还发动全城群众，回想那一时期，有没有人家的谁曾经外出带回箱子之类的东西，以及有没有外地亲戚来家里。

那时开展此类工作远比今天容易得多：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生活模式，街坊邻里间的关系几近透明，谁家来过什么客人、请过几次客，不但户主一家记得清清楚楚，就是邻居也回忆得起来；

最关键的一点是，派出所通过全镇各居民委员会可以比较容易地向全镇各家居民查询，得到的结果是比较准确的。

两方面都进行深入彻底的侦查后，没有找到这个人，甚至连疑似都没有。

案件就此陷入僵局，线索第三次断掉。

八、

这时临近春节，失望的侦查组准备回上海汇报侦查结果，侦查组内有一个侦查员胥某某是山东人，他有一个老乡是松江军分区司令部参谋，已经四五年没见过面，就请假去看老乡。

万万没想到，这次看老乡之行，得到一个极为关键的线索。

参谋接到老乡的拜访电话后，非常高兴，设宴邀请侦查组的人都过去。

吃喝时，侦查组对于菜肴赞不绝口，豪爽参谋老乡，就把厨师叫出来介绍给侦查组认识；这个厨师是松江本地人，厨艺精湛，被邀请入席。

席间闲谈时，参谋老乡问起胥某某等此次来松江出差的事由，胥某某说是侦查一桩十八年前的案子，把最近的事情说了一遍。

听到最后侦查组找人没找到，一旁的厨师忽然开口。

因为厨艺精湛，解放前，本地保安团经常让他去掌勺做菜，他知道一些关于保安团的事。

其中关键的信息是：因为保安团时不时要举行军事会议，为了方便外来的军官住宿，保安团司令部就内部开设了一个有五十个床位的招待所。

这种内部招待所，也对外营业，接受一些社会旅客。

要求是：必须有保安团连长以上熟人介绍，并要取得一名营级军官的签名做担保，方可入住，是收取费用的。

由于有严格条件，能够人住的人也不多，甚至松江本地人知道这种住宿方式的也不多。

侦查组顿时发现转机，立即调取保安团的档案，军方的这些资料都比较完备，此时刚解放，破坏非常少。

查到当年12月1日至5日那几天中，符合侦察目标的嫌疑人只有一个：来自上海“祥德源”药铺的梁某某。

其担保人是保安团营长。

梁某某于12月1日中午入住，至12月4日清晨离开。

九、

侦查员当即回上海进行查摸，找到当年“祥德源”药铺的老板，得到梁某某的信息：

梁某某，江苏省嘉定人，为人谦恭，内向敛言，正直仗义，技艺很好。

是“祥德源”药铺上下都很喜欢的一个人。

老板把他视为心腹，店里家里的重要事情，都会请教梁先生。

梁先生是十八年前的12月份突然离开药铺的。

对于梁先生的离开，老板记忆深刻：

那次梁某某从上海到松江去进货，去了大约三四天返回药铺。

梁某某是上午九点左右回来的，和以往每次去外地出差一样，回店后的第一件事是给每人送一样小礼品。

然后，梁某某喝了一杯茶，平静的和老板请假，说他出差太累要回家休息，老板同意后，他离店而去。

当天下午，老板关心梁先生的身体，派学徒去看望，发现梁先生的住处已经锁上，没有人，和邻居打听，都说梁先生已经好几天没开过门。

老板立刻向法租界巡捕房报告，巡捕请了锁匠把房门打开，里面整洁如常，却一眼就可看出确实已经数日没住过人。

巡捕房把老板带去询问，发现其并无卷款潜逃之嫌，也无其他案件牵扯，因此也就没有立案，甚至连笔录也没做。

这件事渐渐地就无声无意地过去了。

这家药铺的人，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梁某某。

侦查员从药铺处得到梁某某照片，让第六个地下交通员刘某某辨认，确认就是当年和他交接的第七个地下交通员。

案件得到重大进展。

侦查组对到目前的案情线索进行复盘：

梁某某是平静地结束松江之行返回药店，然后不露声色地消失。

从事后药店老板以及法租界巡捕房去其住处查看和向邻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他其实自12月1日上午离开住处后就没再返回过。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梁某某对于自己的“失踪”是有准备的，也就是说，正是他自己制造了失踪。

梁某某的失踪，显然与他作为地下交通员要完成的这件特别经费任务有关。

不排除有这样的嫌疑：可能梁某某在完成交接后，有意或者无意间发现他所运送的“货”竟然是一百二十两黄金，对于这样一笔巨大的财富，他起了贪婪之心，于是，他就决定侵吞黄金，然后制造失踪，远走高飞。

目前的重要线索：

1，梁某某是江苏嘉定人，

2，在进入“祥德源”药铺做事前已经懂药工技术。

根据这两条线索，侦查组前往嘉定县城调查，在当地部门的全力配合下，找到当地所有中药店铺的老板、账房、老药工师傅进行了解，查到梁某某的相关资料：

梁某某是一名被了解老药工的徒弟，梁某某家住嘉定南门外，婚后生育三个子女。

其妻小名贞姑，黄渡镇人，原无业，后来有一天梁某某忽然失踪。

贞姑带着三个子女靠以前的积蓄难以谋生，就把嘉定这边的房子卖掉，带着三个子女回黄渡镇娘家做小生意。

侦查组随即前往黄渡镇，在当地查到梁某某妻子贞姑的资料：

贞姑叫陈某某，以前确实住在长街上，抗战时期后来全家搬走。

找到当年她住家的邻居，回忆贞姑全家离开的时间：大概民国三十一年前后。

邻居群众还反应：贞姑一家是在秋天的一个夜里悄悄走的，他家里后门就是河浜，是被一条小船载走，家里东西都没带，光带走各人的衣服，走得非常匆忙。

从梁某某失踪，到几年后他妻子全家失踪，整个行事风格非常缜密，侦查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很可能这一切都是梁某某的安排。

侦查员几经走访，始终找不到那艘离开船的信息，就连和贞姑亲近的人也不知道她一家人的行踪。

似乎这一家人，在那个秋天的夜晚，乘坐一条小船离开，就此人间蒸发。

线索第四次断掉。

十、

侦查组一筹莫展，在当地挖地三尺发掘线索，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消息：贞姑母亲过世的时候，她曾经短暂的回来过一次。

于是，侦查组对参与那场葬礼的人，都进行问询，终于获得一条线索：贞姑曾经在丧礼上和人提及她的生活，在上海开钟表铺。

侦查组随即回上海，对各个钟表铺进行检查，在洋泾镇上查到钟表匠、五十六岁的申某某，就是当年的执行这项特别经费任务的第七个地下交通员梁某某。

失踪十八年的第七个地下交通员被找到，整个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

被找到的梁某某非常平静，甚至可以说，他似乎就是在等待这一天。

在审讯开始前，梁某某让侦查员先到一个地方取出一样东西。

十一、

侦查员于是按照梁某某的提示，从他住处的灶膛下挖出了一份密藏于陶瓷药罐里的文件：是上海曹家渡一家旅社为梁某某出具的证明。

接着，梁某某说出当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事：

十八年前，梁某某接到任务，前往松江“汉源栈房”接收一个箱子，上级向他交代使命时严肃地叮嘱：人在物在！物丢，掉脑袋！

于是他一路小心谨慎，在完成了交接手续之后，立即启程返上海。

那时，敌人对来自浙赣闽“赤区”方向的列车都盯得很紧。

组织上考虑到安全，交代梁某某走水路。

吴淞江在当时乃是强盗出没，当地不少住户白天是良民，晚上作江匪。

因此梁某某一路格外谨慎，搭乘强盗不会下手的轮船。

幸好一路顺畅，到达上海曹家渡码头已是凌晨。

眼见已经到达，接下来到指定地点交接箱子后，任务完成，紧绷精神一路的梁某某这才松下一口气。

他搭乘黄包车，想要返回法租界住处。

黄包车在经过苏州河上的“曹家渡桥”时，年轻的车夫拉车吃力，旁边的两个推车小瘪三就上前帮忙推车。

当时的黄包车上坡上桥费劲，就有一些讨生活的小瘪三，专门守在坡下桥边，帮人推车赚钱。

因此梁某某并没有起什么疑心，疲惫之下也有些倦怠，没想到上桥一段，推车的小瘪三，突然用浸透药的毛巾捂住梁某某，他就此昏迷。

等到第二天晚上，梁某某被店小二唤醒，发现自己已经躺在曹家渡一家旅社的床上。

惊醒的梁某某想起自己的秘密使命，急忙查看：行李都还在，唯独少了那只特别任务的箱子。

头疼欲裂，再一闻自己浑身酒味，稍一回想，明白自己是着了道。

那时候，上海有一些小瘪三，专门用药浸透毛巾，把人捂晕，然后偷走贵重物品；这些小瘪三不伤人命，得手之后就把受害人浑身洒满酒，送往不知情的旅社，谎称是朋友喝醉住店，然后离开。

让人根本没法查找。

箱子里装的什么，上级没有告知，但梁某某带了一路，察觉箱子和重量的比重，已经猜出里面是黄金。

这么多的黄金丢失，在那个年代，再怎么解释也是无用，只有死路一条。

梁某某迅速整理思路，当即和店小二说，他丢了一箱黄金，让把经理找来。

经理知道事情大概后，明白是杀身灭门的大祸，当即吓得魂飞魄散，但对于送梁某某来住店的小瘪三确实毫不知情。

面对这种情况，梁某某想出一个求一线生机的办法。

当即让经理找来见证过这件事的所有人，一起出具一张说明梁某某是如何在昏迷中被人送到旅社等等前后事由的证明，并在每一页纸上署了名以作证明。

梁某某收起证明后，叮嘱说日后不管何人来此询问今日之事，都避而不谈。

但如果来人以上海话发音“捻七”（当天系阴历十月廿七）为暗号，方可讲出实情，郑重交代后离开。

知道组织锄奸和惩罚力度厉害的梁某某，为不让自己在真相大白前被杀，回到药铺后，镇定的安排完一切，就此消失。

十八年来，他一直隐忍着，等待组织的人通过追查的方式找到他，因为通过追查的方式找到他，才会给他解释的机会。

听完梁某某的交代，侦查员们都非常惊讶，这个地下交通员心思之缜密，处事之周全，为人之隐忍，简直超乎想象。

侦查员找到当年曹家渡的那家旅社的经理进行核查。

果然如梁某某所言，一开始经理始终表示毫不知情，直到说出暗号“捻七”，那个经理这才松口，交代的情况和梁某某完全一致。

经理在交代的过程中，还提到一个重要的点：他模糊记得送梁某某住店的那辆黄包车的车牌。

至此，侦查员们研究认为“特费”被劫基本上是可信的。

第七个地下交通员找到，但悬案并没有破，丢失的黄金仍未找回。

侦查组只能又一次复盘整个到此为止的案件，整个悬案都转为十八年前小瘪三在苏州河上的“曹家渡桥”的一次蒙人偷窃。

地域围绕“曹家渡桥”，时间确定为十八年前12月5日凌晨。

黄包车车牌的调查更是没有头绪，因为当时上海的黄包车车牌管理非常混乱，假车牌横行。

找到当时负责这一区域的老巡警，通过作案方式的比对和一些帮派分子的确认：这肯定不是一起帮派或者敌人的针对性行为，而是小瘪三的随机作案。

这种随机作案，在当时的秩序混乱的上海，比比皆是，大部分都是无头案，查无可查。

按道理说，这种巨额劫持案，当时肯定会作为大案要案侦办，但被劫的是地下党秘密经费，当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报案。

十八年，时过境迁。

即便是当时存在的一些蛛丝马迹，也没有任何痕迹。

最后，那些被带来协助调查的旧巡警们给出了一条死马当活马医的意见：去提篮桥监狱，向那些解放前就被关进去的在押犯当中寻找线索。

侦查员们前往提篮桥监狱调查，审讯一些犯人后，得到一些线索，但都没有什么作用，不过在提审的过程中，犯人们倒是知道了这一起重大悬案。

线索第五次断掉。

十二

案件到这一步，真的是查无可查，即便是时光重回十八年前，也有很大可能破不了。

侦查员焦头烂额，毫无办法。

这时，从提篮桥监狱中传来的一条线索，终于让悬案真相大白。

提篮桥监狱提审的犯人中，有一个叫曾某的旧社会刑警，他因受一位旧同僚案件牵连被抓进提篮桥监狱。

关押曾某的监房一共关了二十来个人犯，人犯待在里面不需要劳动，整天就是闲磕牙瞎聊天消磨时间。

曾某被提审后，对这个未破悬案是大感兴趣。

在和同监的人闲聊时，就把这悬案讲了出来。

关于那么一笔巨大财富的悬案，让同监的犯人听后都相当激动，只是案件最终没有被破，让犯人们猜测不已。

第二天，有个同监一个冯姓犯人悄悄把曾某扯到监房一角，向他咨询有关检举揭发的政策问题。

曾某是老刑警，一听就明白有戏。

一问之下，这个冯姓犯人要检举揭发的：正是自己昨日所讲的黄金大劫案，于是立即就让他说出来听听。

冯某某是个旧上海一个家境殷实的商人儿子，他有个表兄，名叫吉某某，年长他十岁，十八年前刚过二十五。

吉某某的家境远不如表弟，就经常到冯某某家蹭饭吃。

冯某某的家里置办过一辆崭新的自用日本黄包车，但仅仅过一年，因为又有了一辆七成新的小轿车，那辆黄包车就搁置不用。

吉某某有两个结拜兄弟阿古和小克。

三人经常到冯某某家，把黄包车当玩具耍，后来，表哥吉某某直接把黄包车拉回他家。

1931年12月上旬的某一天，吉某某忽然把黄包车擦拭一新送回来。

从那以后，本来家境不好，天天烂混的吉某某完全转性，后来听说做起生意，在公共租界开了一家南货店，经营得很好，后来还开了一家分号。

老刑警听后，立即明白其中的关键，立即让冯某某直接向看守所所长报告。

十三、

接到冯某某的检举后，侦查组立即出动，夜审冯某某。

从冯某某处得到信息，他家那辆黄包车的车牌，和曹家渡旅社经理模糊记得的车牌几乎一致，只差一个数字。

侦查员当即出动，连夜拘留吉某某，同时对其住所和店铺予以搜查，搜出当年装特别经费的白铜盒—个。

吉某某被捕后交代，当年的确是随机作案，意外得手巨大财富后，三人也非常震惊。

得此巨款，吉某某，阿古，小克三个小瘪三随即断绝来往。

抗战胜利后，吉某某曾在外滩偶遇阿古，才知道小克1937年就在青帮铲除汉奸的作战行动中殉国，阿古在北京路经营一家五金店。

1950年5月12日晨七时，侦查组拘捕另一案犯阿古，对其所开的五金店及住宅进行了搜查，未获赃物，但有黄金首饰十四件，疑系用其所劫黄金打造，遂予没收。

对另一案犯小克家的搜查，其父母主动交出儿子诀别时，交给他们保存的黄金二十两。

经当年打造金条的瑞金老金匠辨认，确系出自其手。

至此，这起发生于1931年的震动中央、影响极大的黄金巨案终于告破。

1950年11月18日，吉某某、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梁某某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当时还没有“玩忽职守”、“重大责任事故”等相应的罪名，他是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判决后，酌其忠情，予以释放。

回家后，梁某某于1959年病殁。

因检举有功，冯某某半年后获释；

旧刑警曾某的行为被视为“重大立功”，且经侦查认定其原罪确是被旧同僚牵连，于当年7月间释放，由区政府将其安排到物资公司当一名看门人。

这起跨度十八年，让多个首长都格外关注的悬案，至此真相大白，得以结案。

——End——

结语：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有多少英雄志士为光明新中国的到来付出了青春和生命。

这个苦难的民族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时今日的幸福生活，文中的隐藏身份一潜伏就是十几年的那些默默无闻地下交通员，在当时的祖国大地上，有千千万万个。

了解这些湮灭于历史长河中的动人心魄故事，才会知道现在平凡生活多么来自不易。衷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019年年底新冠病毒为什么在武汉爆发

谁干的？害得老子两年多快三年了没回国玩了。

我之前看《红军长征史》的时候，倒是知道这么一件事。

35年底的时候，中央红军击败何柱国，突破了六盘山，然后红军分散休整。当地有个叫耿湾的地方，那时候老百姓也不知道红军是咋回事，看见军队来了就关门闭户。红军也习惯了，反正不扰民，各自在村外驻扎休息，喝水吃饭啥的，其中有300名红军战士在外面的一个水潭旁边休息。

谁知道第二天部队集合时，这批红军迟迟未归，等上级派去的通讯员赶到后，发现这些红军战士全部没有了呼吸，临死前还握着枪。

事情闹得比较大，这时候经过了长征的红军可都是宝贝，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折损了300人。教员他们派调查员和军医去查看，身亡的红军战士并无伤口，军医检查无异常。过了阵子，对水源也进行了查证，都没有问题，不存在投毒的情况。

连带着还出现了一些神神鬼鬼的说法，教员他们虽然不信，可始终查不出端倪，加上长征路途紧张，只好掩埋了这批烈士上路。建国后，政府也再次进行了查证，但还是没结果，最后搁置了下去。

直到1989年，当地部队进行水质调查时，到达了这个耿湾，工作人员听到这个事情后，出于职业本能，他们怀疑这个事情跟水有关系，就到了当年牺牲红军驻扎的水潭去取样，发现这里的水比较苦咸，应为化学元素超标，经查是钾含量严重超标。

但光是这个也不至于喝死人，于是在对水源进行长期监测的同时，他们又去查阅了耿湾地区的地质资料，发现这个耿湾是油层分布区，地质活动比较频繁。在红军长征到达耿湾前些时候，有居民提到那个水潭冒出“苦杏仁味”，但不知道咋回事。

最终结论是：红军路过的时候正是地质活跃期，油层分布区中的氰气从地底冒出，与水中的钾发生化学反应，这水潭里面的，其实是含有氰化钾的毒水（专业角度怎么解释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这种情况在平时不会发生，当地的老百姓之前有闻到苦杏仁味不会去取水，远道而来的红军又累又渴，结果中了招。

长征时期检测手段不足，建国后复查，这里的水又恢复了正常，自然怎么查也查不出来。时光荏苒，这个事情在54年后最终有了结果，也算是对先烈的在天之灵有了一个交代。

可惜了，足足三百经历了长征的红军战士长眠于此。

sh，每天都在发生魔幻事件。

朱令投毒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