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反面教员论：
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
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
我们青年时代也没有想到要革命啊。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我开始就搞些城市的工人运动，搞农民运动，此外搞些学生运动，搞些跟国民党合作的运动，就是没有准备打仗。要感谢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那位先生，他让我上山去打游击。他到处杀人，城市里头我们呆不下去，没有法，只好上山，一打就是十年，打到延安。后来日本人来了，又跟日本人打。日本人打完了，又跟蒋介石打。你看，我是一个教书的，教小学的，一不知道马克思，二不知道打仗。这就是环境逼使人，不以我的意志办事。那个环境逼得我去看马克思的书，去打仗。
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作的口头政治报告）
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泽东幽默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颁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