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走运，晚年背时。
说他中年走运大伙都懂，武昌起义爆发的过于突然，导致孙中山黄兴这些人全都缺席，所以在战事急如星火的情况下这位因为平时有进步倾向愣是被强行拉出来当了头，最后一直混到了大总统的位置上。
那么为什么说他晚年背时呢……
因为原本这位在北洋跟革命党那吧，都有三份薄面，退下了之后开公司赚了不少钱：1917年他投资了中兴煤矿公司，按照他儿子的说法，是“投资40万，实交20万”，但是在随后两年里中兴煤矿便给他分红39万元，号称是“如此厚利，当时少有”。
然后这老哥一头扎入创投圈不能自拔，他自己声称
我两次干总统 ，皆赔累不少 ，不如做生意较为安闲自在 。
但结果就在该安享晚年富贵的时候，他碰上了一位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强者：
老蒋跟他……没交情。
当然有交情也不好使，北洋可能不是人，但老蒋绝对是真的狗。
1927年4·12老蒋在江浙财团支持下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江浙财团自以为金元到位，从此便可高枕无忧了。但是老蒋表示这™才哪到哪那，老子素有大志，光发动一个政变就完事了？
你得给钱让我继续北伐啊！
所以上海的资本家们很快就体验到了全新的玩法，老蒋的人上门强迫商人们掏钱捐款，你要是胆敢不给，转眼就有人把你捆走。敲诈勒索、绑票摊派这些事他们是一件也逃不掉——在4·12前曾经表示“要铜钱用，我有”的荣宗敬被扣上了“奸商”和“资助军阀”的帽子锒铛入狱，面粉厂被老蒋亲自下令没收，不得不交钱买平安。先施公司经理的儿子被绑票，最后掏了五十万是破财免灾。外国人对此大呼刺激，他们是这样评价蒋介石的行为的：
有钱的中国人可能在他们的家里被逮捕，或者在马路上神秘地失踪……估计蒋用这种手段约共筹集到五十万美元，上海在近代任何政权下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恐怖统治。
除了老蒋当年混迹上海时交好的虞洽卿、王震等少数几人外，上海有点实力的商人几乎是人人自危。
这种匪夷所思的土匪手段一直持续了近四个月。6月份的时候老蒋觉得这来钱还是有点慢，自己辛苦一趟，不能只挣资本家的钱，所以南京政府颁布了一项“房租济饷通知”，要求所有公共租界的房东必须上缴两个月的房租！
这么搞一直搞到了8月份，由于军事失利、党内众叛亲离，老蒋终于下野了。上海资本家们弹冠相庆喜形于色——苍天啊大地啊，总算是把这位大哥给送走了！结果庆祝了没几个月，蒋介石搞定了宋美龄之后卷土重来了！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上海八十三家钱庄倒闭五家，远东体育场董事会主席的兄弟在租界被绑架勒索，这次上海的有钱人终于受不了了，干脆咱们跑路算了！美国领事对此瞠目结舌，吐槽道：
蒋在这一地区的部下似乎正在又一次求助于类似1927年夏天在上海盛行过的官方的敲诈勒索的阴谋诡计。
那么你想，对付江浙财团都这么残暴，对付你黎元洪，我还能手软？
所以国民革命军北伐过程中，老蒋基本上是边打边抢，很快就抢到中兴煤矿了。黎元洪长女黎紹芬的回忆录是这么说的：
北伐時，副官唐賓如向我說：“蔣介石的軍隊已到臨城，要沒收中興煤礦。”當時我父受了很大刺激，派大弟重光到南京，由譚延闓向蔣介石疏通。蔣介石說：“別人的我沒收，黎黃陂的我不能沒收。”雖然如此，始終不放心，因中興煤礦是他投資最多的企業。1928年初夏，他因煩悶，到馬場去看賽馬，因素患高血壓和糖尿症，忽然昏迷，經醫治無效，於1928年6月3日，病逝津寓。1933年運回武昌，1934年舉行國葬。
可问题是不都答应不没收了吗？还烦闷什么啊？
老蒋表示不没收，不代表不摊派啊！
所以黎元洪儿子黎重光的回忆录里还有猛料：
我父于1928年中风去世。虽然原来患有高血压症，但还有其他因素。1927年，蒋介石到南京后，于1928年向中兴煤矿摊派了一百万元二五库券的任务。
我父当时担任中兴煤矿董事长，煤矿因为历年军阀内战、交通不畅，经济已很困难，但是摊派任务不得不认，于是只得将所认库券，打了一个折扣让给银行，总算应付过去。
不料蒋介石见中兴认得爽快，接着再要中兴负担一百万元军饷，并规定期限，到期不交，煤矿没收。中兴哪里还拿得出一百万元军饷？只得多方设法，用借款、预收货款等方法把煤矿保存下来。然我父经此打击，病情加重，不久就病逝天津。
当然，因为两百万把一个人畜无害的前大总统逼死了确实有点难看，所以1928年6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为黎元洪举行国葬，拨治丧费用1万元，鸣礼炮十七响。
取之于黎，用之于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