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后的儒家”，自认为肩负着“世界精神文明复兴”重任的梁漱溟，有时就自信到自恋的地步：
一九四二年，自日军炮火下逃生后，他写了一篇〈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的文章，自我期许说：“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ps：骄傲是儒家士大夫的通病，人人自以为可“为天地立心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群抱残守缺的儒家文人在一个小圈子内享有赞誉，其实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影响其实微不足道。）
而梁漱溟的第一任妻子黄靖贤出生于没落满族贵冑之家，念过初级职业学校，粗通文字。
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家庭一样，梁漱溟在外拓展事业，黄靖贤在家抚养孩子、照料老人。在他们结婚的十多年中，离多聚少，她先后为他生了两个孩子。他们的婚姻生活
说不上甜蜜，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的冲突。
根据梁漱溟的说法，婚后若千年，夫妻关系一般，只是在最后两年，是他们关系最好的时候。
他们的儿子梁培宽回忆说：“父亲没有一个春节是在家过的，母亲去世的那年春节父亲在广西出差，最后一个团圆节也没有能和母亲过。”
一九三0年冬、一九三一年春，黄靖贤两度小产后，身体已相当亏弱，曾表示不愿再生产，梁漱溟亦表示同意，因此有三年多不曾怀孕。不料，一九三三年身体渐好，末免大意。
梁漱溟曾戏言：“我们有两个男孩，本已满足；但我更希望得一小女儿，到我年老时侍候我。”黄靖贤再度怀孕，不幸“前置胎盘”，邹平医疗条件落后，卒以不治，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病逝于邹平周村
进德医院，年仅四十二岁。
梁漱溟的传记作者艾恺赞扬说：“这位女士是位真正的圣女，将全身心献给了文夫。”
然而，梁漱溟对黄靖贤的爱远远不够。黄去世后，梁漱溟破天荒地写了一首〈悼亡诗〉，读来却令有情有义之人难以苟同：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
我不认识她，
她也不认识我。
正因为我不认识她，
她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
多一些时间工作。
现在她死了，
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社会，她死了
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这种深入骨髓的薄幸与冷酷，“傲娇“到了违反人性、令人齿冷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