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一百年前教员是怎么看待时局的，就会明白中国为什么必须从积弱积贫走向强大。
1916年7月18日，毛泽东给萧子升写了一封长信。他对湖南军阀和都督走马灯似地更替，由此而给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愤愤不能平于心”，于是便激扬文字，针砭时弊，指点江山，申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他在信中写道：
“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芗铭）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益紊矣。何以云其冤也？汤在此3年，以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也，严而有纪，虽袁氏厄之，而能暗计扩张，及于独立，数在万五千以外，用能内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顾各县，而属之镇守使者不与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任张树勋警察长，长沙一埠，道不拾遗，鸡犬无惊，市政之饬，冠于各省，询之武汉来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
在这一个时期，毛泽东不断看到《大公报》上所载的日、俄在1916年7月间为再次瓜分在中国满蒙的权益而签订协约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