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

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笔者在另外有专文论述（发现被屏蔽了），从另一个方面，挺进大别山确实是我军一场后勤灾难（无后方作战），有大概三个月的“左”的错误。

一般来说，解放军的军纪是远胜于国军的，然而在某些特殊条件下，补给跟不上，就需要点特殊手段了。毕竟革命是艰苦的，没有那么多宽裕来保持光伟正。不过建立根据地稳定后（可以建立稳定补给，征收公粮之类的），解放军的军纪是可以维持的，但困难时期嘛~确实是很困难，军队是不会选择饿死自己的（见长春围城的国军把没有粮食的民众赶出去，以及陈官庄包围圈内国军“三光”政策，把能吃的都吃了，里面留着的非战斗人员处境可想而知），只能感叹战争之残酷。

粟裕曾经就坚决反对跃进江南的提案，提出来粮食的问题，举例说明就提到了天目山反顽战役中弄得“民穷财尽”，战斗最紧张的时候“连贫雇农之粮食也取之殆尽”。（“大兵团在新区运动，最严重的事为粮食问题。敌我往返拉锯，双方均须寻求大量粮食，形成与民争食（新区地方工作很难供给大军粮草）。如是每个连队每天都向群众要粮（因情况等关系，很难完全做到统筹），侵犯了群众利益，更影响到群众之发动。回忆我军1945年在天目山时不足两万人，控制纵横近五百里地区，仅三个月之久，已弄得民穷财尽。在战斗最紧张时（孝丰战斗）连贫雇农之粮食也取之殆尽，至今在该地区人民中尚留下极深刻之不良影响……”）即使是淮海这种外线作战（实际上也有很多补给，只不过没有及时运上来），“战役发展迅速，调运粮食不及，后方粮食赶不上部队。敌迅速西逃，追击中随军之民工、挑子掉队，筹粮工作队未很好开展工作，加之该区连年灾荒，敌长期盘踞勒索。部队拥挤，筹粮政策掌握得不够，个别人发生了强派硬翻，将群众窖存的地瓜干子也吃光了，和逼死人的严重现象。个别部队每天吃一顿或两顿菜煮稀饭。到围歼碾庄之敌时，后续粮食才源源运到运河、窑湾、占城、土山之线。”

而其实不需要举远的例子，粟裕只要举一下大别山的例子即可得知。刘邓跃进大别山，可谓无后方无补给，需要自己建立根据地，自己筹集军粮棉衣等等，直到转移出淮北才得到了补给，期间很多行为就是“非常手段”（虽然理想和规定上还是以维护军纪为正确）。而刘邓率领一、二、三、六四个纵队共12.4万人渡河，经历鲁西南战役，接着挺进大别山，人生地不熟的情况勉强建立了根据地，1947年11月白崇禧指挥国军对大别山进行围剿，到48年3月转出时只剩下5.86万野战军，直接没了接近七万，占领的20多个县城一个也没有，全部丢了，据说留守3.3万人不知道情况如何（估计在国军围剿下所剩无几），反正结果沦为打国军数十数百人（而且不知道战绩有没有吹水夸张），而且不是正规军，可以基本无视这个战力。

9月10日时，邓设计师讲话提到：“今天部队对群众蛮横无理，乱打枪、乱要粮、到处抓夫、抓向导等脱离群众违反政治纪律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危机，多次革命斗争的失败，基本原因是脱离群众。”根据苏振华提到：“过中秋时，开了打土豪的会。当时搞不到吃的，天气快凉了，穿也成问题。带的金子和特货（引者：这是当时的硬通货，东北也有卖的）卖不出去，印的票子用不出去，我们（杨勇、段君毅等）考虑办法，只有打土豪，先搞到吃的。段后来向邓政委汇报了。我们向南走了两天，召集开会，提出要发动群众打土豪，要筹款。这样一放，搞得大别山的老百姓有意见了，纪律坏了，政策坏了。但不搞不行，部队到新区没有后方，要吃穿，敌人又实行封锁，没有办法，只好取之于民。这不是路线错误，这样保存了部队有生力量，群众暂时受点损失，是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1]

打土豪自然要分浮财、分土地。根据二纵下达指示提到：“我部队所到之处，即应将地主、乡保长的浮财没收分给农民。没收的越彻底越好。其中鱼肉乡民、作恶多端、有政治背景的应走群众路线惩处之。对富农暂不没收其浮财，对中农、贫农与手工业者则应坚决保护其利益，并分果实给他们”，“部队没收地主浮财，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次要才是解决部队困难。因此在目前除了棉布、黑黄白货、法币、大肥猪、粮盐留部队使用外，其余全部分给农民。其方法是调查确实后，一面将地主扣押罚款，一面派人没收。如不出款，将人带走（不带女人），款交完或交大半后释放。分发浮财时不出布告，但要召开群众大会。”其中提到的办法是“绑票”，并非中野独有，华野同时期外线作战，进入新区一开始也是采取这种筹粮手段，据叶飞回忆提到：“部队到一个新地方，靠后勤人员去弄粮食远不够，于是一个连队起码要派出一个班去征集粮食。后来我们发现农村的粮食大部分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上，这就对我们征集粮食提供了方便，比到每家每户去征集省事多了。我们宿营时，往往选择有地主的村庄，一到就开仓济贫，把地主的粮食留一半分给贫苦农民，以此发动群众。”六纵检查提到：“如新蔡一城，在六家商号要筹款二亿四千万（旧币），几天内实征得二亿三百七十万。在方式上就发展成为直接扣人，以没收威胁，交款放人。个别同志自称为‘革命绑票’，虽没有杀过一人，没有吊打捆绑，但女人小孩囚禁一起，影响很坏。”根据华野一纵在1947年12月16日下达《关于驻村工作的指示》提到：“当打前站或部队进入宿营地时，应指定部队首先包围地主住宅，将其全家人口扣押，追出其所藏武器及金银财宝，但不应因追财宝致用军刑而轻易处死地主。估计地主财产的大小，罪恶的轻重，而决定没收其大部分或全部。”这种就是革命绑票。

根据表面指示和实际情况的差异（见口罩时期的管控即知），而其结果又容易出现“左”的扩大化，结果不论是不是真土豪，都是乱打一通。根据邓总设计师提到：“还有分浮财问题，好是好，有些人也真高兴。但也只是些勇敢分子分得多，真正的穷苦群众倒不见得分到多少。因为把地主富农的浮财分配了，负担很快就加到了中农身上。中农受不起，负担便压到贫农身上。表面上是为了群众，实质上反而害了群众，对战争的供应发生了很大影响。”除了分浮财，还有杀人问题。邓提到：“我再举一个另一方面的例子。皖西一个地方，群众痛恨的几个地主，要求把他们杀掉，我们按照群众意见把他们杀了。杀了这些人后，群众怕和他们有关系的人报复，又开了一个更多的名单，说把他们也杀了就好了，我们又按照群众意见把这批人也杀了。杀了这批人之后，群众觉得仇人越多了，又开了更多名单。我们又按照群众意见把他们杀了。杀来杀去，群众觉得仇人越来越多，群众恐慌了、害怕了、逃跑了。结果杀了二百多人，十二个乡的工作也垮台了。”邓还提到：“如果乱杀人，一定要失败。我们到大别山以后，部队很苦，纪律不好，老百姓当时对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可以搞得好些吗？二是你们还肃不肃反？过去张国焘就犯了乱杀人的错误。这次，岳西一个地主出身的工作员，在一个乡杀了很多人，影响到附近几个乡的工作都垮了。有些被杀的所谓狗腿子，十有八九是穷人。杀人解决不了问题。有些群众讨论杀人问题时，一面举着手，一面低着头，散了会没走到家就后悔。说明杀错了人必定要脱离群众。”

等到了冬天，需要过冬，就需要棉衣，我军也有打白条留字据的传统。陈再道回忆提道：“我们从商城南下时就开始筹措布匹，见到布店和有布的富家就借布，留下字据把布拿走，说明以后凭借条如数付款。有些布户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个借条没有用，可能‘共产’了。在商城、经扶等地，是由我们纵队供给部统一筹借，但借的数量很少。以后经我们纵队领导研究，并请示刘邓首长批准，以旅、团为单位筹措，争取尽快穿上棉衣。在黄梅、宿松地区就是这样赶做棉衣的。粮食也是开借条，有的用打土豪的方法开仓取粮。部队抽出不少干部去借布、借粮。这种“打白条”的方法是迫不得已，等王宏坤十纵带款到达后，我们的部队又运动到别的地区，打的白条有很多没有还钱。”又有一个案例，“二纵在商城一个村子里发现农民霍家忠囤积的632匹布，二纵供给部长陈三记打了个借条，全拿走了。直到1982年征集革命文物，年过七旬的霍家忠把这个借条捐献出来。省政府知道后，以高出现行价格折算偿还布款6388元人民币。这个保存了35年的借条终于有了结果。”^[2]

在“左”的错误下，加上敌人围剿，刘邓主力愈发困难，正如邓所言：“或在过早实行土改上，或在筹粮筹款的负担政策（即打土豪的政策）上， 或在工商政策（消灭地富的资本部分）上，或在打人、捉人、杀人问题上，把一批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迅速地赶到国民党方面去并且拿起武器来同我们对立。其结果打击面大，树敌多，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我们普遍实行了走马点火、分浮财的政策。事实上分得最多的只是一部分勇敢分子，大多数基本群众并未得到或很少得到利益。这种办法虽然也起到一时刺激群众热情的作用，但不能解决群众多大问题，而且地富还利用了分散财产制造群众之间许多纠纷。尤其因为社会财富的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使军队供给很快发生困难（特别是粮食），很快地把负担全部加在农民身上，引起农民的不满。我们在错划阶级、分浮财、杀人等问题上，都曾打到中农，而尤以在军粮供应上损害中农利益最大，甚至还损害到贫农的利益。此外，我们曾经普遍地采用了粮食折菜金的办法，影响也很大。几月来，从分浮财和粮食折菜金两项中所浪费的粮食，其数目之大，实难估计。如不纠正这两件事，就可以弄翻群众，搞垮根据地。”“我们却忽略了政权的特殊作用，或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经验证明，人民要求秩序，惧怕混乱，群众普遍要求建立政府，要求安民；而我们则一切经由群众直接解决，筹粮、筹款、收税不用政府，杀人不经过法庭的审判，都引起人民的怀疑与恐惧。”“我们对于城市乡村的公共建筑物、工厂、作坊、学校、文化事业、教堂、庙宇，乃至地富的房屋、家具、树木等等，作了相当普遍严重的破坏，且以军队为最严重，引起人民的极大反感。”^[3]因此我党采取了纠“左”的做法，“但本身因长期处于敌人重点进攻，进行无后方作战，部队减员极大，武器装备埋藏甚多，弹药亦极缺乏。更兼新区政策因树敌过多，致各种供应均甚困难。部队在这种既不能打好仗，处境又日益艰难的环境中，亦日渐滋长和发展右倾情绪。”^[4]“前段土改造成的后果已经破坏了我军在当地的生存环境和群众基础。分浮财已经把粮食分光了，军队无粮可筹。群众被‘左’的政策吓怕了，不敢接近和帮助我们。加上国民党军的“清剿”和地主武装、保甲的暴动，我军在大别山区活动范围日趋萎缩”^[5]，最终刘邓率主力转移到了淮北。

如果指示、讲话和回忆比较抽象、隐晦和美化，那么就需要点具体描述。根据刘家驹的采访当年老战士提到，当时为了得到物资，我军采取了许多非常手段（包括上文提到的“打土豪”“借粮”“革命绑票”），笔者认为是不能过于苛责的，毕竟革命是很艰难的，而且也是“左”的错误在作祟。

其采访记录如下：

后来也有以大别山为例的，大概是“掘地三尺搞粮”的手段。

外线作战的一些迫不得已的手段，在国军电文也有显示：

笔者节录一些于下：

参考

1. ^苏振华、陈锡联1959年6月8日的讲话，转引自《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1945~1951》
2. ^《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1945~1951》
3. ^邓文选第一卷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8年初稿转引自《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1945~1951》
5. ^《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1945~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