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罗兰巴特，回答下这问题当个笔记。

简单来说，“作者之死”并不止是强调作者对于文本的存在与否，而是读者阅读时主动去“疏远作者”（the removal of the author）的解读方式。

巴特认为，作者仅仅是写作的主语，空的主语而非有实质深度的人。也就是说，他完全抛弃用biographical approach去理解文本，作者的传记访谈等至此毫无意义。语言陈述不需要一个人来驾驭，其自身活动便可以自我消耗：

Language knows a ‘subject’, not a ‘person’, and this subject, empty outside of the very enunciation which defines it, suffices to make language ‘hold together’, suffices, that is to say, to exhaust it.

阅读时序上，作者总是存在于作品之前，作品是他思考和筹划的结果。作者与作品通常被认为是类似父与子的关系。但巴特看来，作者与文本是同时的，他只是语法上的位置主语，而不是时间上的领先者。因此，一旦作品不再有“父亲”他便不再受单一意义的支配，而是多维空间中相互交织，对话，抗争的引证编织物，且没有一个文本具备优先性与源始性。也就是说，尽管一个文本有多种不同的文化源头，且它们相互对话，模拟，但是，这种多重性最终只会汇聚在读者而非作者处。既然文本没有了作者，便没有必要去破译文本。因为作者通常被看作是文本的界限，关闭文本的人。

To give a text an Author is to impose a limit on that text, to furnish it with a final signified, to close the writing.

但现在作者不再重要，他消失了。他所提供的不过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字典，所有的字词都能通过其他的字词来解释说明，且都处于一条无穷尽的字词链中。关于这点，普鲁斯特也曾提出：“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助读者发现没这本书便发现不了的东西”（巴特曾描述和回忆过法国埋葬作者派先烈：普鲁斯特，瓦莱里，马拉美等）

还有一点，在巴特看来，作者死后，读者也不再是深度个人，而是无生平，历史背景的一个人，一个在某个界定范围将作品所有构造汇集在一起的人，即不再是古典主义范畴上的读者——事实上，古典主义批评从不过问读者，只承认作者全然的统治地位。因此，巴特才会批驳性地指出：“读者的诞生应该以作者之死为代价”。在赋予读者巨大阅读权威的同时，作者之死也是现代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的重大成果，几乎所有结构主义学者都讨厌主体，他们不相信作者的外来动能，认为文本互动性（the interaction in text）才是文章运转的驱动力。

最后谈谈这个理论的哲学渊源。

“作者之死”，巴特真正谈论的是：“该不该对作者报以哲学嘲笑”。

前面的回答提到了福柯。其实不论是巴特的“作者之死”还是福柯的“人之死”，谈这问题还应该追溯到尼采的“上帝之死”。尼采认为，上帝不仅是宗教意义上超物质的存在，也是柏拉图理念，逻各斯等一切哲学意义上的先在之物，且人的最高价值也在于此。因此，尼采把形而上学看作是虚无的，上帝在这个唯一的世界已经死于“强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之下，因此，人应该释放和发挥存在于自身中的生命能力，“强力意志”而非上帝决定主宰着一切 。这一点上，福柯和巴特都持部分肯定态度。

首先，福柯作为尼采最忠实的信徒，以“上帝之死”为来源续作了一篇“人之死”。尼采认为上帝和道德都是设定的，并在特定条件下成熟，消失。在此基础上，福柯发现人也是这样一个临时性和过渡性的东西，既是认识主体，是居于首位的知识对象，但却不是不是人们所想象的本质存在。所以，对于将人作为追求真理起点的人，他的态度是嘲讽的。

那么，对于作者，该不该报以哲学嘲笑？巴特在这点上也是推崇尼采主义的。作者是起源性的存在，而作品是派生物，他们之间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用尼采的话比喻，既是上帝与信徒的关系。那么，将上帝化身之一作者从哲学与伦理角度推翻——上帝死了，作者也寿终正寝。

其实，巴特在赋予读者巨大的阅读权威时，也是赋予了自己阐释，阅读文本的巨大权威和自由。他放弃了作者，却重来没放弃读者，没放弃作为读者的自我。他对读者的过分强调，很大意义上，就是喂阐释的自由提供保证。

理解理论还有个很好方式就是去读巴特的文集，在他的写作生涯里，作者确实销声匿迹了，作为阐释者的他自己却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有个人魅力。

至于题主提到的荒诞改编，其实是个很好的问题，只是不太适合放在文学纯理论里去讨论。文本作为充满零乱文化源头的混合物，全部归于读者是否过于危险，这也是很多后结构主义者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