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你替先辈原谅，你的“先辈”已经原谅了。
1950年，苏联向中方移交了1002名日本战犯。
请注意，这里移交的是“战犯”，也就是犯下战争罪行的日本军人，而不是苏联俘虏的日本平民或者普通士兵。
其中包括了如下人等：
第39师团师团长：佐佐真之助中将
该犯在后来的供词中供述——
1932年10月，于佳木斯驻防期间，抓捕抗日军民15名，以“密探嫌疑者”逮捕平民6名，严刑拷问后将上述21人全部杀害。在佳木斯扫荡抗联部队时，射杀无辜平民5名。
1940年8月，于浙江莫干山，在战斗中使用毒瓦斯，给予中国军队严重杀伤。
1940年10月，于浙江诸暨，下令杀害中方被俘官兵600余名。
1941年1月，于浙江杭州，下令所辖第1大队逮捕“密探嫌疑者”20名，严刑拷问后，其中7名遭到杀害。第2大队逮捕“密探嫌疑者”约20余名，拷问之后杀害其中9名。第3大队逮捕“密探嫌疑者”25名，杀害其中8名。
1944年6月，从浙江金华向衢州作战过程中，下令杀害平民50余名。
1944年12月，于湖北逮捕“抗日军及抗日团之密探嫌疑者”90余名，逮捕过程中射杀平民6名，其后杀害其中30余名。
在湖北当阳，“对奋起正义行动的多数人民”，殴打虐待致杀害20余名”。
“为了教育刺杀练习试斩等使用”，亲自示范并用刺刀残杀国军俘虏5名。
在当阳设立“慰安所”，强迫中国妇女数十人，使之供给日本军队“慰安”。并下令将其中十余名在“慰安”期间染病的中国妇女送入“刺杀练习所”供士兵刺杀训练，这十余名染病的中国妇女均遭残忍杀害。
1945年1月，于湖北当阳，俘获国军官兵数十名，当场枪杀其中5名。
“为进行毒瓦斯教学训练”，下令将该师团各部队军官召集到当阳，把其中2名俘虏放入瓦斯室内，为试验毒瓦斯效力使用。
随后，师团军医部又把4名俘虏放入瓦斯室内，进行毒瓦斯效力试验，以上6名俘虏均在“教学训练和试验”中死亡。
1945年2月，于湖北沙市西北方马山屯，下令杀害平民15名。
1945年3月，在湖北襄樊作战期间，战场击毙重庆军（国军）官兵3500余名，并下令枪杀俘虏近百名。
“为隐匿师团之作战企图”，烧毁民房数百户，杀害平民200余名，该部沿途侮辱中国妇女百余名，其中数十名被蹂躏后遭到杀害。
于南漳方面作战中，发现由4名平民用担架搬运2名负伤的国军官兵，下令将以上6人全部射杀。
此次作战，各步兵部队于攻击战斗期间，使用毒瓦斯及炮兵发射瓦斯弹，给予国军严重杀伤。
另外，据该部作战日志记载，佐佐真之助中将指挥的第39师团：
1932年9月至12月，杀害中国平民43名。
1934年3月至12月，杀害中国平民约10名。
1936年3月至1937年5月，杀害中国平民7名。
1940年3月至1941年3月，杀害中国平民27名。
1942年12月至1944年1月，杀害中国平民24名。
1944年2月至11月，杀害中国平民约50名。
1944年12月至1945年8月，杀害被俘重庆军（国军）官兵22名，其中枪杀6名、“刺杀教育用”5名。“试验毒瓦斯教育用”6名、其它5名。
战时杀害平民204名，非战时65名，共计269名。
第59师团师团长：藤田茂中将
该犯在后来的供词中供述——
率第59师团从1938年起，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作战时，下令在上述地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要求所属部队，将俘虏在战场上杀掉，算入战果。
中条山会战中，下令屠杀重庆军（国军）第4集团军孙蔚如部被俘官兵800余人。
豫西会战中，下令屠杀重庆军（国军）第68军刘汝明部被俘官兵400余人。
并要求部队杀俘时要对士兵进行“试胆训练”，以俘虏作为“刺杀教育用”训练新兵。
1945年5月至6月，在“秀岭作战中”，于山东省蒙阴、益都、沂水等县，命令所属部队将平民和重庆军（国军）被俘官兵用于“刺杀教育用”训练新兵，一次就杀害100余人。
第59师团在与重庆军（国军）的作战中，下令所属各部强迫无辜平民探踏地雷，炸死炸伤的平民不计其数。
第117师团师团长：铃木启久中将
铃木启久，是惨绝人寰的华北无人区制造者，他后来在悔罪自述中这样讲道：
“1939年1月前后，第一中队长宫本大尉根据我的命令，对桦甸东北方约50公里附近的抗日军民进行攻击，杀害了10余人。
我在磐石盘踞期间。命令部下各队拷问的平民共有百余人，很多人在刑讯中死去。
1940年9月，我部参加宣城作战，在宣城西方约40公里附近发现约有50名国民党旁系军逃避在房屋内，我即命令第一大队长角田少佐以毒瓦斯将其全部惨杀了。
1941年1月至2月间，在遂平南方我部包围了千余名国民党旁系军，杀害了600余人，掠夺了700佘支步机枪。
1941年4月，我部参加在襄安、盛家桥附近实施的侵略战争，在襄安围攻国民党军旁系部队，下令枪杀俘虏50余名。
1941年11月下旬，盘踞于枣强的第三联队第三大队长小川少佐根据我的命令，攻击了在枣强南方地区进行活动的八路军，将其杀害了10余人，并烧毁约有600户的两个村庄，同时屠杀了100名中国农民。
1942年1月，接到第一联队关于“日本侵略军在行军中经常受到村庄八路军的反击”的报告后，我即命令联队长田浦大佐对该村庄进行彻底的扫荡，田浦大佐在该村庄烧毁了约有800户的房屋，并屠杀了1000名中国的农民。
1942年4月，我部在王官营附近包围了100余名的八路军，杀害了60人。
随后在王官营附近的洞穴中发现了八路军的一个被服工厂，俘获50余名的八路军官兵，很多女俘遭到蹂躏。根据我的命令，部队在田官营大力地虐杀八路军俘虏，在鲁家峪攻击洞穴时使用毒瓦斯残杀了八路军干部以下约100人。
将逃至鲁家峪附近村庄避难的235名中国农民用野蛮的办法残杀了，并将其中的孕妇剖腹。烧毁房屋约800户，将往玉田送交的俘虏中杀害了5人，蹂躏妇女达百名之多。
7月，我部第二联队在玉田北方高地附近，因八路军的埋伏战使将校以下10人受伤，为了对八路军利用作埋伏战的村庄复仇，我命令第二联队长松井真二将该村庄的民房烧毁了500户，残杀了约100名中国农民。
10月，在得到了“某村庄和八路军有联系”的报告后，我命令第一联队长田浦竹治对滦南县潘家戴庄1280名的农民采取了枪杀、刺杀、斩杀及活埋等野蛮办法进行了集体屠杀，并烧毁了全村800户的房屋，掠夺了1000斤粮食，很多的被服及家畜约40头。
1944年5月根据我平日的命令，在新乡南方地区向抗日军游击队进行攻击，并将战场附近的村庄烧毁约300户，杀害约100名的中国农民。
1945年春，我为了试验以空气注射杀人的方法，在怀庆的师团野战病院命令该院院附野田实进行试验，造成中国平民多人死亡。
1945年3月，盘踞于怀庆西方约50公里附近村庄的属于第八十八旅团的一个分队被抗日游击队夺去阵地外并将该队除了战死者全部俘虏。为了报复，我下令旅团长池田次郎将该村庄的农民杀害了约500人，将全村600户房屋烧掉。
我命令步兵部队由防疫给水班在附近三四个村庄散布霍乱菌，由此造成中国平民染上霍乱病，死亡达数百人。
在此侵略期间，我的部队在各个地区进行了放火和掠夺，第一一四大队大队长阿部少佐以“反抗皇军”为借口，将一个村子约300户的房屋烧毁，并将该村的660名中国农民以极野蛮的办法虐杀了，并掠夺了中国农民100吨粮谷，烧毁了1个粮谷仓库。
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斋藤美夫少将
斋藤美夫，从1929年任职关东军宪兵长春分队长到1945年于宪兵少将司令官任上被俘，该犯16年间共计捕杀我抗联抗日军民共计6万余人。
1937年11月，下令将“新京北、南分队及首都警察厅应处以严重处分的中国人约30名”，押赴新京东北约20公里之刑场”。途中被全部击毙。
1939年8月8日，命令部下“在山海关接交河北押解部队自河北押解来的中国人90名押解到哈尔滨交石井部队（731部队）。”
其中在哈尔滨下车供给石井部队（731部队）作细菌化学活体实验，60名是在孙吴下车供给习志野学校（瓦斯部队）与石井部队（731部队）协同进行的毒瓦斯弹效能实验特别演习之用。
1940年8月至1942年6月，命令所辖部队进行200余次大搜捕，被捕人员约有1000余人，并先后3次进行集体屠杀。
731部队防疫给水部林口支部长：榊原秀夫少将
榊原秀夫是东北地区细菌人体实验的具体组织实施者，他在悔罪自述中这样讲道：
“按照林口支部的任务，我在职期间，为准备细菌战，便命令第一课长细矢少佐实施细菌的保存培养工作。
为准备细菌战的捕鼠，我动员了部队全员进行从事捕鼠工作 ，组织以间所少尉为首的25名之常设捕鼠班，由于捕鼠工作的开始，先后送往第731部队去的老鼠总数是1945年4月1千只，5月1万只，6月8千只，7月7千只，合计为2万6千只。
1945年3月上旬，我根据第731部队的命令，把在支部保存培养着的伤寒菌、A型副伤寒菌的试验管2只，带到第731部队第一部毒力检定班。这两种菌种，都是合乎第731部队第一部保存菌中的标准毒力，为准备细菌战，它是适合于保存培养的。
为了使它在井水中确有效力时，大约在井里放入一两个试验管，便可以达到屠杀的目的，我就是作了这样计划的，我因实验这种效能，杀害了4名中国人。
1945年4月，在黑龙江省安达县，我参加了在安达的杀人实验，4名中国人被绑在安达演习场有相隔25米到30米的埋在地里的柱子上。一架轻型轰炸机飞到演习场上空，从150米的高度投下了陶器炸弹，在50米的空中该弹爆炸。
我穿上了全套预防衣从五、六百米的距离观看了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这个炸弹是填着可怕的炭疽菌的炸弹。让他们从鼻咽腔吸进绝对没有生存希望的肺炭疽，或因破片让他们发生皮肤炭疽，是一个特别残暴的罪行，我参加了这种罪行。
1945年8月，由广播得知与苏军开战，马上命令准备汽车出动，并将支部饲养动物除马外，即捕来的老鼠、白鼠、海狸、兔子、跳蚤及保存培养的细菌一并送交第731部队。并将所有房屋装上稻草，并准备足够汽油，将卡车及所有器材一并烧毁，是为了毁灭和破坏为准备细菌战的一切证据物件。
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少将
武部六藏亲手拟定并颁布的伪满洲国法令，令我17.7万同胞惨死。
那么，这些犯下严重战争罪行的战犯，在“我党”手里，受到了何等严厉处罚呢？
1002人里，40人在押候审期间因病死亡，897人被“免于起诉，立即释放”。45人被判入狱，其中30人提前释放。
1002名明确犯下战争罪行的战犯，89.5%被免于起诉，被“我党”恭恭敬敬送回日本。
在沈阳关押期间，这些战犯吃的是大米白面，甚至可以拿吃不下的大米和木签做成麻将娱乐，而看守人员吃的却是玉米面，以至于很多看守人员反映“日本鬼子战犯的待遇比我们还好，我想不通。”
有一位看守人员发现了一个日本战犯，是杀死自己亲人的凶手，愤怒地将其殴打了一顿。结果其指导员竟然“耐心细致地对战士做了思想工作”，最终居然“使得双方握手言和，并让战士就其打人的违纪行为向日本战犯进行了道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位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指挥官榊原秀夫，犯下了在任何国家都足以处以极刑的战争罪行，却仅仅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并且在1957年，仅仅坐了7年牢后，就被提前释放，理由竟然是“身体不好，在日本有较好治疗条件”！
让我无法理解的是，现在的粉红，一方面能拼命歌颂这些释放日本战犯的人“英明决策，伟大正确”，另一方面转过头来又问：
我们有没有资格替先辈原谅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