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被禁止公映，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依然是声名远扬。
剧本取材于尤凤伟的小说《生存》，但除了抗战期间村民关押了一个鬼子和一个汉奸，这一基本情节之外，一切前因后果乃至人名地名，都跟原著没什么关系。相比原著而言，影片确实对抗日游击队和普通村民有一些负面描述。后来尤凤伟打官司也情有可原。
其实尤凤伟的作品不乏精彩可传世之作，《生存》还真算不得特别突出的。姜文不过是借了这个故事框架，讲他自己的思想罢了。而禁映和打官司更促成了此片的大火。
有人说这是最好的抗战题材片，比那些乱七八糟的抗日神剧强多了。我认为这片子自然跟神剧们不在一个档次，但也不是单纯的抗日电影。
故事讲的是八年抗战结束的前一年，河北某村里，单身汉马大三正跟小寡妇鱼儿偷情。忽然半夜来了抗日游击队，命令他负责代管两个俘虏，一个是日本兵花屋小三郎，一个是汉奸翻译官董汉臣（真是好名字）。
马大三跑去跟最有学问的五舅姥爷商量，并把游击队的威胁“要你的命”改称“要全村人的命”。五舅姥爷只好带人审讯了两个俘虏。花屋是负隅顽抗的死硬军国主义分子，董汉臣为了活命，把他的反抗语言翻成了求饶的话，又替他掩盖罪行，说他没杀过中国人，是火头兵。
花屋想要骂人，激怒中国人来杀死自己，就要求董教他骂人的话，董教的是“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村民们对俘虏产生了怜悯之心，马大三怕俘虏饿死，还特地向八婶子借高利贷要白面来包饺子给鬼子吃。五舅姥爷还怜悯说“我看你们也都是孩子”。
两个俘虏几次想逃跑未果，险些给村里引来杀身之祸。而说好了过年后来领人的游击队又迟迟未到。本地游击队的武队长叫他们自行处理掉俘虏。村民们谁都没有杀人的胆量，抓阄又轮到了马大三。鱼儿怀了他的孩子，怕他杀人会遭报应怀鬼胎，坚决反对。
马大三先是找到会打枪的四表姐夫，他说不能近距离杀人。马大三又找来杀过慈禧八大臣的一刀刘，可是他这次砍头失败，硬说这鬼子命不该绝。
此时花屋也被吓得崩溃求饶，董汉臣和他商量了，让村民用他们向皇军换两车粮食，还签了契约。
村民们果然把两个俘虏送回军营。日军小队长酒冢猪吉是花屋的同乡，花屋已经失踪半年，日军确认其死亡，名字已经刻在“靖国神社”里了，哪知道他又回来了，而且是在皇军的炮楼子下面被关押了半年，酒冢猪吉感到皇军的尊严被支那农民侮辱了，好巧不巧，运送俘虏的拉车驴子发情，上了日军的战马，酒冢猪吉大怒，带人狠狠揍了花屋一顿，责备他为什么不去死。
董汉臣建议不必给粮食，酒冢猪吉坚持说日本人跟中国人不一样，是守信用的。于是宣布要送给村里六车粮食，还要军民一起开联欢会。
马大三等人欢天喜地回村，他又跑去鱼儿娘家接她回来吃酒席。日军和五舅姥爷、八婶子、二脖子等一干村民开怀畅饮，各自表演节目……等到马大三回来才发现，日军已经屠村了，连鱼儿的小儿子也没有放过。
日本投降了，国军高连长带人接管了这些日本战俘，枪毙了汉奸董汉臣。战俘们在战俘营衣食无忧，时常还能出来买烟抽。只是以前的日军家属沦为乞丐娼妓。街头唱曲的艺人照例随政局变化而改换了说唱内容。
马大三假扮小贩，趁日俘出来买烟，闯进战俘营一通砍杀。因为违背了波茨坦协定，被高连长宣判死刑，高又不肯让国军动手，说怕脏了手，倒叫日军战俘来杀他。
酒冢猪吉说既然我们已经投降，就不能再动枪，只能用刀。他手臂受伤，就叫花屋去杀死马大三。
跟那些心慈手软的中国村民不同——花屋没有犹豫，用日本战刀砍下了马大三的头，临刑前不忘细心掸去飞落在他脖子上的苍蝇。马大三在乡亲们的围观和嬉笑中人头落地，微笑死去。随着他的热血，整部片子由黑白变成了彩色。世界由荒诞不明变得清晰真实。大概暗示着，马大三直到死时才真正认清了这个世界。
整个故事看上去像个《农夫和蛇》的寓言故事。中国人救了日本兵，却引来杀身之祸。
但是显然，电影想表达的远远不止这些。
前半部分充斥着一种搞笑的气氛，村民们的愚昧怯懦，让今天的我们看来觉得非常有趣。然而我在观影过程中毫无轻松感，因为在为愚民们的命运担忧。直到最后看到了可悲的结局，才不可遏制地发出那一声叹息。
近年来，有些学者指出了抗战期间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明明一座县城的百姓并不少，可日本侵略者通常只需要十几个日本兵，就完全可以控制整个县城，就目前国内能查到的资料来看，这种情况在当时非常真实，也非常普遍，并且，很多县城根本用不上十几个士兵，像黑龙江拜泉这样的小县城，仅仅需要几个士兵就可以彻底控制。
抗战史学者萨苏提出，当时在县城驻扎的日军士兵数量虽然很少，但他们进入县城之后，会发展不少汉奸以及伪军，然后由这些人帮助自己控制县城。这些汉奸本身就是本地人，熟悉地形和民情，为了各种原因（也许是怕死也许是求富贵），就投靠侵略者，将武器指向同胞，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麻木冷漠，在他们的协助下，日军想要控制县城就变得非常容易了。
此外，敌我力量对比非常悬殊。
日军在占领一座县城之后，都会铺设通讯线路，以便于第一时间联系到其他部队。日军当时配备了汽车、摩托等代步工具，使得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部队迁移。这些都是国军和游击队很难做到的。
而且，日军手中还有杀伤力很大的现代化武器，再加上他们还会将城中百姓当成人质，这极大程度上限制了抗日武装力量的动作，因此才会出现很少的日本士兵就能直接控制中国县城的情况。
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已久，老百姓以及战士们因为常年吃不饱饭，身体素质好的人寥寥无几，战士们尚且有和敌人战斗的可能，而手无寸铁的百姓若对上日军，就只能落得白白牺牲的下场。
而且，当时即便是手持武器的中国战士们，在肉搏战中也要好几人才能压制住一名日军。面对这种局面，县城的百姓也只能隐忍着，等待有人能将他们救出去。
在尤凤伟的《生存》中，就着力描写了村里因为缺粮而引发的一系列危机，而在电影里，也说明了村民们对粮食的渴望。
在了解了这个基本背景之后，我们实在很难一味苛责嘲笑当时的中国百姓的愚昧和怯懦。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将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人类要首先满足了低层次的需求，才会逐步产生对更高层次需求的渴望。所以我们常说，谈人权，首先是生存权。
当这些村民们连饭都吃不饱，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都无法满足时，再去谴责他们用日俘换粮，还有那些小孩子向日本军官要糖果的行为，骂他们有辱国格人格，似乎就太过分了。
对这些老百姓来说，国土被谁占领，他们并不关心，只要不杀他们，能让他们吃饱就行。他们也知道侵略者是魔鬼，可是，只要没杀到他们头上，他们就不会去反抗。
八婶子自觉“我行得端，坐得正，走到哪他都得高看我一眼”。其实，日军不杀你倒与你行为端正无关，只要你不抗日，他一般就不杀你。而八婶子因为日军送粮上门而高兴得主动献唱言情小曲儿，也足以证明她的自尊并不那么高不可攀。
而那给马大三出难题的抗日游击队员，比起原著来倒显得有点儿负面色彩。让老乡代押俘虏，居然要枪顶脑门儿来威胁，当然，乱世中纪律不严，不拘细节的抗日者在执行中欠妥的，肯定不是没有，但是放在电影里表现出来，确实有丑化的嫌疑。
而且，原本说好的过年后来取人，却莫名爽约，倒是猪头小队长，不，猪吉小队长信守承诺，带了六车粮食上门“道谢”。
可是，紧接着就轮到日方违约了。猪吉小队长在联欢会上宣布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但是不甘的他们把屠杀挂甲村当作了最后疯狂的宣泄。
倒是瘸了一条腿的国民党军官高连长把遵守波茨坦协议当作天大的事，不惜为此处决愤怒杀俘的村民。这是做给谁看呢？显然，不是本地百姓，也不是日军战俘，而是背后搀扶他的那两个美国军官。
日本人投降，最主要还是被美国投喂了两颗原子弹的缘故，所以，不但日军要看美国脸色，连国军也是。
这片子在国内被禁，可说是情有可原，毕竟是有点儿长他人气焰，灭自己威风的意味。可是在日本也有不少反对声音，认为是丑化了日本人。
客观来说，抗战期间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大多心态都不是很健康。很多中国人当时身在弱国乱世，求生的欲望超过了抗争的勇气，因而表现得比较怯懦和愚昧，这是自然而然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永远铭记那些英勇捐躯的抗日英雄，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和精粹，因其可贵，所以越发可歌可泣。
而日本人当时受到军国主义的影响，都深深鄙视中国人，以多杀中国人为荣。好像电影里的上等兵教新兵，要怎样抢中国人的鸡来吃，不能给中国人好脸色，等等。海军队长野野村每天带领乐队巡街，喜欢发糖果给中国小孩，口中骂着中国小鬼，又忍不住爱怜抚摸小碌碌的头。最后，在猪吉的激将之下，为了证明自己效忠天皇，与中国人不共戴天，他亲手杀死了自己喜欢的小碌碌。曾经立誓要为天皇捐躯的花屋，终于在死亡威胁面前失魂落魄跪地求饶。而一旦回到军营集体，他又回复了战争机器的状态。无论他曾经多么感谢马大三的不杀之恩，但在猪吉队长（哪怕是战俘）的命令下，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举起屠刀。
在战争中，侵略者被异化成了禽兽。日本人叫嚷说，日本也是战争受害者啊。可是这话，跟中国人说不着。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14年间，中华民族以伤亡3500万军民的惨重代价，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靖国神社里供着的那几块料，跟这个数字相比，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所以，跟中国人嚷嚷不要在影视作品里丑化日军，因为日本也是战争受害者，简直矫情得就像琼瑶剧台词：“你们失去的不过是生命，而我们是失去了做个好人的机会啊！”
那些没死的日本军人，最大惩罚也不过是终生负疚——何况很多人还并没有负疚感。
每年春日，武汉大学的樱花开得如云锦般烂漫，而兴致正高的游人们恐怕没有几个能记得这是1939年日军侵华时种下的樱树，象征着对武士道精神的崇拜。
同时，华盛顿特区的樱花胜景也是享誉世界的。那是东京市长访美时献上的“友谊之花”。
同文同种同“花见”，意思却大不一样。
你很难让那些伤害你的人真诚道歉，除非你亲手打倒他，除非他真的为伤害你而付出了足够的代价。
今天的国民风貌，比起电影讲述的那个时代自然有了巨大的变化。国家富强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和自尊也得到了提高。汉奸，不敢说禁绝，但起码不至于能让一个村子的人都为了一口吃的而出卖民族自尊。
但是，也有一些深层的东西，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
在这部电影中，日本人两次成为俘虏。一次是被游击队送来的，村民们怕得罪游击队，不敢饿死俘虏，但是饱经饥寒之苦的村民居然为了怕日本人挨饿受冻而给他们吃饺子盖棉被，宁可自己忍饥受冻。这真是因为担心日本人饿死吗？人饿急了，什么都吃，这是动物本能，人人皆知的常识，而村民们选择性忽视这个常识，为什么？
游击队到期没有领人，俘虏们三番两次向日军求救，显然，留着他们就是祸根，而且，经过了八年抗战的村民，虽然自身没有遭受屠戮，也深知日本侵略者的残忍。可是一说到要处决俘虏，他们就百般推诿，下不去手。他们不懂国仇，也没有家恨，只有冤冤相报的迷信。开不了枪，也下不去刀，又不敢活埋。
其实要杀死两个俘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给食水，三天就能渴死。村民们是想不到这个方法吗？不，他们是有意忽略了。他们就是不想杀俘虏。
所以，日俘在村民这里一直被优待着，直到被全须全尾送还日军。
后来国民党军队接收日俘，俘虏营里他们依然过着自由的生活，有吃有喝不用打仗，还能出来买烟卷。
那么，是不是中国人太善良慈悲，就是没法杀人呢？有一部分这种原因，但一定不全是，片子里中国人对付中国人，哪怕是无仇无恨的，下手起来也容易得多。
专业刽子手一刀刘，杀戊戌六君子时何等干净利落，可是到了杀花屋时，居然手艺失灵。高连长对日本战俘爱护有加，但是枪毙汉奸董汉臣是不必犹豫的。中国平民为泄愤而追杀日军战俘，是违背了波茨坦协议，必须正法。而日本军队在天皇宣布投降停战之后，依然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却可以不被追究。而且，做出这个决定的，就是中国人。
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中国人与外国人接触较少，东边南边都是汪洋大海，北部是大漠，西边有喜马拉雅山。所以中国人对于异国人士总有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
确切说，我们容易把外国人想得太与自己不同。我们会相信外国人的生理和心理都与我们相去甚远，相信外国人未经教化，相信外国人无法下跪是因为膝盖不能弯曲，相信外国人就算是说好话时也是横眉怒目的。因为有这些不同，所以外国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可以得到理解和原谅的。如果你不原谅，你就是心胸狭窄，不配做中国人了。
当敌强我弱时，我们要识时务，不能硬抗。侵略者对我们不仁不义，我们作为礼义之邦不能计较，要原谅这些野蛮民族。
当敌弱我强时，我们要宽宏大量。不能欺负人家，给人家的赏赐一定要比人家献的贡品多，才能彰显大国风范。
直到今天，出口商品也往往是物更美价更廉，对洋人留学生的各种合理和不合理优待也比比皆是，即便是疫情期间国民日常生活并不便利的情况下，外国人得到特殊优待的相关报道也时常出现。
而我们最喜闻乐见的外国人，都是那些会唱《我爱你中国》，或是在快手和抖音上赞叹中华文化的老外。几句蹩脚中文，就能换来百万粉丝真金白银的打赏。
这跟战争年代，说句“大哥大嫂过年好”的日本鬼子，立刻就能得到被侵略者的原谅和优待，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总是很容易被外国人打动，更乐于善待他们，无论他们是友是敌，是善是恶，是战胜方还是倒霉蛋。
这种心理，似乎也不能单纯解读为“民族自信心不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善待外国人，并不全是为了要讨好献媚，反而是带有某种居高临下、大方恩赏心态的。
对汉奸内鬼，我们从不手软，但对待外人，我们更倾向于要面子，里子无所谓的状态。所以，我们汉人历史上总是内战较多，却很少出兵侵略，是个热爱和平的民族。
在这部电影里，就夸张地表现了极端情况下我国人民对和平的“热爱”。
作为一群羊，在狼来时不敢抗争，见狼落水也不敢痛打，还盼望着能与狼共舞。这种没有底线的善良和对和平近乎执念的追求，才是我们的“痼疾”。
全村唯一一个始终叫嚷着要杀鬼子，并且真在鬼子屠村时敢于与之搏斗的人，只有那个瘫痪在床的疯七爷。
这似乎暗示，有血性的人，在我们的环境中，会被视为病人和异类，孤掌难鸣。
而马大三这样的人，在战争期间虽然多次得到杀死鬼子的机会，却始终没敢下手，招致屠村之祸。等停战后才幡然醒悟，跑去杀敌——此时世界形势和秩序已经大变，规矩不一样了。
人家杀你时，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你来杀人家时，就是文明时代，你不能不讲武德。 总之，倒霉的总是你。
是朋友还是豺狼，要能分清并且区别对待，是需要一定智慧和勇气的。
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应该不只是一句好听的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