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叙事下的文人拙劣地模仿鲁迅谈论国民性，却完全丧失了鲁迅文字中对具体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的能力，于是就借侵略者之口将责任专门归咎于这片土地上的被统治阶级（“你们不如你们的祖先”），显得非常幽默。
这电影的原著小说叫《生存》，和《亮剑》一样属于九十年代的那波对革命历史进行重构的小说（阶级话语瓦解后他们有两个投靠方向，一是文化特质构成的民族，二是“个体性”），特点是在瓦解宏大叙事后将个体生存设定为所有人行为的原动力。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已经建立了敌后政权的村子，该村村长赵武（电影里的马大三）临时接受了游击队安排的看管俘虏任务，半个月后游击队传来命令说把两个俘虏处决掉，村民因为传统价值觉得难以下手，这事一拖再拖。但随着村里粮荒情况的恶化，还是决定把俘虏处决，俘虏在临死前宣称自己知道粮站地点，愿意以粮换命，村民权衡利弊后同意做这个交易。然而在去粮站的路上俘虏因逃跑被杀，其他运粮队的人由于冻饿也死在了风雪中，最后人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全部都出于生存本能朝向附近的一个有人烟的村子。
这部小说有意把游击队刻画成了不负责任的形象，不考虑村民困难，只是向村民提要求。不过多少还是残留了一点阶级意识，比如村长赵武通过革命权力迫使村内富户交粮、村内的封建大家长宁可用食品供奉死人也不救助村民这样的内容。村民是被某种人性驱使的，但他们的行为不会有意戏剧化，不可能自己面临现实的威胁还对敌人麻木。
而改编的这部电影就非常奇异了，开头游击队莫名其妙地把两个重要的俘虏交给跟队伍完全没有联系的村民看管，让这些毫无训练的人承担监禁和审讯的任务，还用枪顶着人的脑袋强迫答应。文人自以为不点明游击队的身份就能制造某种深刻的隐喻，但这个情节不可能只具有象征意义，因为这个事是造成整个故事的根源，说话的那个人强调了“我们”会在年三十来取人，说明来者是一个队伍，审问军事情报也很明显是游击队的要求。“太愚昧软弱了！这种时候居然没有警惕心理，不能立刻把眼前的敌人当成恶魔杀掉！”在你自以为是地准备谴责村民的愚昧之前，有没有考虑过你给这些人设计的场景很强人所难？那支队伍说了在取人前要看管好，不然要人的命，这种状况下不论是从村民生命安全角度，还是从抗战军事利益角度，都不可能直接得出像老疯子一样“一手一个掐死”的结论。但因为文人强行安排了最后的联欢杀人作为结局，所以村民的原罪从这时候就开始了。
之后影片用了大量的篇幅展示村民和周边的一支日军海军和睦相处的日常，期间俘虏多次想要逃跑，已经对村民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可村民却不敢杀人。文人是想通过这一点来批判村民没有民族观念、“天真侥幸”、以为自己不主动杀人就能平安无事，这非常奇异搞笑，首先你不能要求那个时代的村民凭空拥有你在大院特权生活条件下接受教育后才能拥有的东西，其次村民可能是需要在夹缝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周旋，但他们不是二百五，影片的背景是1944年末，日军在华北已经不知道搞了多少次治安强化方针下的扫荡，村民就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可能抱有如此幻想。根据某些日军士兵回忆录、口述史资料和我祖母本人的回忆，日军是有过发糖果、发罐头、给小孩戴花之类的亲善行为，但华北农村对日军的态度总体依然是恐惧和排外的，原因很直接，不说生命问题和民族观念，占领者来了之后多收租税、多消耗这里的资源，造成现实的剥削关系，群众能识别不出来?只有文人才会觉得群众真的会出于什么文化特质、民族性就轻易被占领军收买。原著小说里村民在粮荒严重时自己快饿死时也是准备处决俘虏的，最后不杀也不是因为迷信此人命不该死就把侵略者当爷供起来，而是想利用换粮的机会获取最大利益。
实际上原著作者已经明确承认过自己写抗战小说是“更多地借虚构进行创作”[1]，而文人在电影中加入的虚构则更加违背历史。当时华北的居民虽不一定能满足文人的民族观念，但他们出于朴素的乡土利益对于敌我是有明确认识的，八路军总政治部自抗战初就对解除武装的战俘实施优待政策，其中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是针对民众，因为在战俘问题上反而是日常生活遭受破坏的民众比军队更容易产生惩罚和报复的冲动。按文人的意淫，这里的农民因为心慈手软不分敌我、不敢杀外人，猫也就不用特意指示为了推进这个工作要多向群众分发有关宣传材料了[2]，几十年前在清朝统治下华北的义和团都敢杀洋人，然后现在他们就因为国民劣根性和传统道德不敢了？
联欢会屠杀那场戏显得突兀，与其说是揭露侵略者的残忍，不如说是表达了文人渴望惩罚他眼里的愚昧民众的心理：你们这些麻木的民众竟然没有立刻自动按照国家主义的要求把海那边的敌人当成恶魔杀掉，竟然还和同阶级出身的敌军士兵共同相处，必须狠狠地教训你们！为了设计这场戏，特意把原作中的石沟村改成了挂甲屯，然后安排日军小队长出面教训村民：这里叫挂甲屯是因为以前有个将军打完仗后在这里卸甲归田，你们不如你们的祖先。仗还没打完就敢不对敌人有警惕心理，就敢“卸甲”？你们必须死！这话跟河殇牧田的那套“明清易代后还活着的人血液里都有奴性，因为你还活着说明你没抵抗”的逻辑一模一样，专门给被统治阶级分配责任，有些观众却觉得很有教育意义，小队长身上体现的不正是我们缺少的民族性吗？所谓警惕和改造民族性就是为了国家利益学习敌人的民族性，所谓“对敌人仁慈是对自己残忍”就是要求人对自己残忍，那这小队长就适合成为我们的老师！大院文人自己在采访中就表露过这种意思。
之所以要这么刻画，仅仅是因为文人八十年代时看到来交流的日本学生都很友好，就非常疑惑这些人怎么和侵华的日本鬼子不一样，然后看了《菊与刀》后就悟出“这两种形象其实是一回事”：日本人都具有人鬼二象性，随时都可能突然变成变态杀人狂，所以要通过妖魔化的方式警惕他们、学习他们。而在缺乏阶级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能力的可悲文人产生这一伟大领悟的十几年前，日本左翼组织“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狼小组”正在到处爆破本国的国家主义标志和殖民侵略纪念碑，再推到这种文人喜欢盘剥利用的抗战时期，1933年3月30日抗联游击队在汪清县发现关东军士兵伊田助男用生命运来的十万发子弹时、扫荡中八路军战士和日本反战同盟士兵一同战死时，这些人都不会产生什么关于日本人的人鬼二象性的疑问。所以这位大院文人根据这种疑问展开的对国人劣根性的拷问，既不属于历史，也和当下无关，纯粹是在背弃阶级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方法后自己给自己制造的问题。
影片在最后安排了一个马大三复仇反被投降的日本人处刑的黑色幽默桥段，虽然文人是设计成穿着国军皮的人干的，但你别觉得这真是在讽刺国军。让已经投降了的战败的日本战俘杀违背官府权威的人，反动派不是二百五，这个编出来的事情在小说和历史中都找不到，类似的事是有个叫下田次郎的宪兵军曹在得知投降消息后处决了监狱里的所有政治犯，然后此人就被国军抓了后判了死刑。比起影射国军，这事倒更像是影射cp方面的沙飞案件，沙飞因精神疾病幻想给自己治疗的日本反战人士是特务（他以为人家能通过敲病人的脉搏发报），将其枪杀，1950年2月被华北军区判处死刑。
文人还故意让国军军官在那个虚构的联欢会屠人情节后说一些“白左”言论，这言论本身是自相矛盾的，高少校刚说完自己腿被炸断家人被杀只是作为军人服从命令，然后立马为了迎合文人的要求又开始说些“日本人也是人战争也对日本造成了破坏”的话，以便故意引导人像精神失常的沙飞一样赞同另一个极端的“日本人不是人日本人都该死”，但实际上这些话只要加上阶级分析的前提就属于猫的言论和八路军的政策[3]。文人还拍了一个什么伪纪录片讽刺民众在和平时期对于日本人没有警惕和仇恨，如果民众这种程度的“和解”都让文人觉得劣根性了、有罪了，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大院文人喜欢cosplay的猫：不仅在1956年友好接见指挥过重庆大轰炸的日军将领远藤三郎，还接受远藤三郎家传的日本刀作为礼物。大院文人为什么不讽刺猫呢？是历史看得少，还是见到英雄人物就放弃了他对民众的高道德要求？
虽然大院文人在另一部电影里讽刺了某个喜好写日记的人，但他对国民性的陈词滥调式反思、对人民不够有精神不够有纪律性的不满，恰恰是那个喜好写日记的蒋最喜欢在日记里吐槽的：四万万同胞都散漫漫如一盘沙、国人只知自扫门前雪、没有国家和民族观念、不懂得个人的生命寄托在国家民族的大生命中……你在猫选里看不到这样的陈词滥调，因为这种陈词滥调属于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狭隘的文化主义”，它在那里又哭唧唧又自恋地叫唤国人有多少劣根性，唯一的目的就是简单地将沉重的苦难归咎于民众的愚昧无知，然后为自己赚得一个反思者的美誉，被夸赞成细思极恐和用心良苦，让人不禁感叹这对文人来说简直是太便宜了。
我们还是应该回到一点历史，虽然是山西的例子。根据《心灵的记忆：苦难与抗争》这篇关于山西民众抗战历史记忆的口述史论文，山西老百姓在抗战时期首先感受到的是日常生活被打断的紧张感，对周边发生的日军暴行和惨案都有明确的记忆，六十多年后还记得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并且在对后代的讲述中传承着这种历史记忆。大院文人担忧的什么国人惯于遗忘和放松警惕的事情纯属子虚乌有，用伪纪录片侮辱村民更是令人作呕。不过大院文人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些回忆的老者为什么会在明确指认“日本鬼子做了那么多恶事，掩盖得了吗，我们要给下一代说这些事情”的同时，又表现出“软弱的人性”：“不管怎样吧，事情总算过去了，咱希望战争再不要爆发。打仗那又不是好事情，咱中国死伤了那么多人，日本死伤的也不少。日本犯了错，我们不要跟着它再犯就是了。”
在口述调查中，遇到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事：当年死在中国的日军士兵后代前些年来到这里，想要带走一些黄土做纪念，当地老百姓都同意了，并帮他们收集黄土。作者问这些老者为什么也同意，他们表示：“确实不该让他们带咱的黄土走，谁叫他们当时侵略咱呢。不过人家的后代来了就对我们说：‘非常对不起，我们的父辈给你们造成痛苦了，我们替他们向你们道歉。’我们当时也觉得，打仗也不是他要来，是人家日本政府的命令，他来这儿死可能也是冤枉的。我们也不愿意为难他的后代，人家说的也够意思，还放了两千块钱。临走时还留了名片和联系方式，让我们方便时去日本旅游，我们也对他们说，有空时可以来这里祭奠。”作者又问：“那你们不会忘记这些惨案吧。”老者们答：“忘记可难了，但我们可以宽恕。”
大院文人看到这些话会开始嚎叫“站起来不许跪”吗？这时候还是复读那句“我们没有资格替先辈原谅他们”最合适，资格问题的确是后人是根本没资格提起的，尤其是他们拿着自己的幻想污蔑民众愚昧麻木、忘记历史，鬼扯什么经济发展之后民众淡忘了道德，却又连几千块钱都不给民众留下的时候。张承志将炮制“阳光灿烂的日子”的人和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相提并论，说这人和石原是“画虎类犬”的关系，“用夸张的野性描写貌似冲决传统和道德，为朦胧中新的蠢动做准备”，底色则是法西斯式的骄横，这种人和他表面上的敌人确实是这样的关系，并且是他表面尊崇的人的真正敌人。
参考
- ^《尤凤伟文集》第3卷，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541页。
- ^《猫关于在华北应加强瓦解日军的宣传工作致朱电》，1938年3月22日。
- ^“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予以朋友兄弟之待遇，务使其精神愉悦，生活舒适。”“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它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