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朗普这份365项“胜利”清单中,我们能清晰看到美国右翼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特征:体面与自强。在美国保守传统中,人们普遍相信是人民供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掌管人民——这种“小政府”理念源于新教伦理,强调个人责任、道德自律和奋斗精神。在这种观念下,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必须展现出强悍、果断、不断取胜的“男子气概”,从而成为支持者心中的精神象征。
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特朗普的很多支持者在生活中不得不依赖于救济以及实际上的援助,这反而激发了他的支持者的一种叛逆心态——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受挫,需要精神上的支撑与认同。因此,他们支持特朗普,而特朗普通过强化他们的文化身份、表达他们的愤怒与希望来回应他们,这种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彼此依托的政治情感联结。
特朗普正是通过不断宣布“胜利”、营造强势形象,来激发基本盘的情感认同与投票热情。尤其是在中期选举前,蓝领保守派和红脖子选民往往投票积极性不高,特朗普这类清单式的宣传,正是为了用具体、生动、情绪化的“成果”来打动他们,让他们感到“总统在为我们而战”。
我们可以根据政策内容,分析这些“胜利”如何精准吸引不同群体的支持:
1.蓝领保守派

是美国政治学者提出的一个群体概念,主要指收入处于工人阶层中下水平、注重社区稳定、对再分配政策相对宽容,同时具有较强工作伦理和文化保守倾向的选民。
工作伦理在这里特指新教工作伦理的延续,强调勤奋、自律、责任感、通过诚实劳动获得尊严的价值观念。蓝领保守主义者普遍认为,自己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是通过辛勤工作换来的,因此他们反对“不劳而获”(如过度依赖福利或非法移民抢占工作机会),同时要求社会制度应当保护“勤奋者的成果”(如通过关税保护本土产业、限制外来竞争)。
由于其文化上的保守派和对黑人以及隐藏了一种种族主义态度,他们一般也支持扩大警力。
总而言之,这群人普遍认为自己的工作成果是通过辛勤劳动得来的,因而强烈支持保护本土就业、维持社会秩序、提高关税以维护传统工业,并警惕外来劳动力对就业机会的冲击。特朗普正是通过一系列针对性政策来争取这一核心支持群体:
他宣称创造了65.4万个私营部门工作岗位,推动蓝领工资显著增长;恢复对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以保护本国工业;通过驱逐非法移民,强调“100%的净就业增长流向本土美国人”;降低汽油价格,大力推动油气和煤炭产业扩张;取消柴油废气液规定,为农民节省成本;扩大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并通过降低住房成本、提供可负担的抵押贷款,缓解工薪阶层的生活压力。
2.农村选民

在美国政治版图中,1980年之后的农村选民历来是共和党的关键票仓。这一支持传统的形成,源于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张力。自19世纪末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以来,城乡差异日益凸显。农村社群在价值观上秉持新教伦理,崇尚自强自立与地方自治;但在经济现实中,农业的脆弱性又使他们不得不依赖联邦政府的补贴与援助。这种 “自尊”与“依赖”的矛盾,塑造了他们复杂的政治心态:一方面对遥远的、文化多元的联邦政府与大城市精英心怀不满,另一方面又亟需实质性的经济支持。
由于居住环境同质化、社交圈层紧密,农村社区对内部的阶层矛盾相对不敏感,更倾向于将经济困境归咎于外部因素——如全球化竞争、城市主导的环保政策或联邦监管。
这种心态逐渐演变为一种 “乡村 vs. 城市”的对立认同,使他们在文化战争和经济议题上自然倒向强调传统价值观和美国本土主义的共和党。
特朗普的政策精准地回应了这种撕裂心态与切实需求。他不仅通过文化保守主义的口号(如捍卫持枪权、反对“觉醒文化”)赢得情感共鸣,更通过一系列实质性的经济举措来 “安抚与补偿” 农村选民,旨在强化其“自强”尊严的同时,提供看得见的利益。这些政策特别有利于支持共和党的大型农场主和资源行业,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农村地区的基本盘。
他所宣扬的“胜利”包括:
直接经济支持,向农民提供120亿美元直接援助;批准史上最大的500亿美元农村医疗基金,改善医疗资源匮乏问题。放松管制与开发资源,取消被视为“无用负担”的环保规定(如水压标准);大力推动油气、煤炭开采租赁,为土地所有者带来收入并创造就业;反对限制风电等可能影响乡村景观或传统产业的能源政策。维护传统生活方式,开放更多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狩猎用地,满足户外运动传统。改善基础设施,扩大高速互联网和基础设施投资,弥补城乡数字与发展鸿沟。
总而言之,特朗普对农村选民的策略是一套文化认同与经济实惠的组合拳。他既提供了对抗城市精英文化的“精神武器”,也送出了真金白银的“物质补偿”,将农村选民对自立尊严的渴望与对政府援助的需求统一在“美国优先”的叙事之下。
3.宪法保守派和旧保守派
宪政共和党人(或称宪法保守派)是美国保守主义光谱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建国时期的有限政府理念。他们坚信,如今庞大且不断扩张的联邦政府已实质性地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原初设计——一个权力受严格制约、以保护个人自由与州权为核心的共和政体。因此,他们的核心诉求是 “小政府” 与 “法律保守主义”,即通过削减联邦机构、大幅减少政府开支、废除繁琐规章,将权力归还给各州与人民。
特朗普的政策清单精准地回应了他们的诉求:他承诺大幅削减联邦官僚机构规模,废除被视为“浪费”的支出项目;通过行政命令直接保障《第二修正案》持枪权,以示对宪法权利的尊崇;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协议,并制裁国际刑事法院(ICC),以抵制其眼中的“全球主义司法越权”;同时加强选举诚信措施,包括要求公民身份核查,以维护其认定的选举纯洁性。这些举措共同指向一个目标:约束联邦权力,捍卫宪法秩序,抵抗全球治理对主权的侵蚀。
传统保守主义者(或称旧保守派)则怀有更深的历史怀旧与文化守护情绪。他们心中常萦绕着一种“美国灵魂已逝”的忧虑,认为现代美国的国家认同在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和“觉醒”进步主义的冲击下正逐渐消散。其思想中混杂着孤立主义的外交倾向(反感美国过度卷入海外事务)、对传统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主导地位的隐忧,以及对古典秩序与美学的崇尚。他们支持限制移民、强调美国优先,不仅出于经济保护,更源于对文化同质性与历史延续性的渴望。
特朗普的政策同样为他们提供了情感与实质的慰藉:他推动联邦建筑恢复古典风格,象征着对传统美学与庄严秩序的回归;将军事基地恢复至历史名称,并设立“二战胜利日”等纪念日,旨在守护其认可的“正统”历史叙事;退出全球主义协议、强调“美国优先”外交,呼应了他们的孤立主义情绪;强烈反对“觉醒主义”与“身份政治”,并承诺关闭教育部,则直指他们对于文化战线溃败的深刻焦虑。这些行动共同构成了一套文化反击战略,旨在复兴他们心目中那个更具传统性、更同质、更专注于自身的美国。实施负净移民,驱逐260万非法移民。终止“出生公民权”行政令。将英语定为美国官方语言。撤销“庇护城市”拨款,起诉阻碍联邦移民法的州/市。限制高风险国家签证,暂停难民安置。结束“抓捕并释放”,扩大拘留设施。指控Antifa为国内恐怖组织,调查“深层政府”。公开肯尼迪遇刺等机密文件,迎合阴谋论受众。取消基于种族的雇佣偏好和DEI政策。
尽管侧重点不同——宪政保守派更注重制度的约束与权力的收束,而传统保守派更关注文化的守护与身份的回归——但两者在特朗普的议程中找到了交集:都反对一个庞大、干预性强、且日益“进步化”的联邦政府;都对全球主义怀抱深刻怀疑;都渴望恢复某种意义上的“旧日美国”。特朗普通过同时推进“小政府”议程与文化战争,成功地将这两股有时存在张力的保守派力量,统合在了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旗帜之下。
4.福音派和大企业(里根-布什联盟)
福音派选民是美国政治中一股具有高度组织性和道德使命感的力量。他们信奉“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主张宗教信仰应在公共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并试图以传统基督教道德来影响乃至对抗现代社会的世俗化趋势。特朗普通过一系列明确的文化政策回应了他们的核心诉求:恢复“墨西哥城政策”并全面执行《海德修正案》,切断联邦资金与堕胎服务的关联;签署行政命令保护宗教自由,并在白宫设立信仰办公室,将宗教价值正式纳入治理架构;在性别议题上划定明确界限,将“仅有两种性别”定为官方政策,并禁止跨性别者参军。这些举措不仅满足了福音派在反堕胎、捍卫宗教自由、维护传统家庭观上的长期主张,更通过“赦免反堕胎活动人士”等象征性行动,强化了“为信仰而战”的同盟关系。
中间派选民、老牌共和党建制派以及中上层阶级,其关注点更侧重于经济稳定、社会秩序与治理效能。他们对过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化战争”可能感到疲倦,更担忧通货膨胀、犯罪率、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等切身问题。特朗普的政绩宣传有针对性地展示了其“务实治理”的一面:通过压低通胀、提高实际收入、保护社保福利来稳定民生;通过创纪录地降低暴力犯罪、结束海外军事冲突来彰显“法律与秩序”;通过史上最大的中产阶级减税、股市新高、放松管制、推动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来营造繁荣景象。这些经济与安全领域的“胜利”,旨在向中间派证明:特朗普并非只会煽动文化对立,更是一个能够有效管理经济、恢复社会稳定、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领导者。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特朗普这份政策清单并非凭空而生,而是美国历史上多种政治传统在当代交织塑造的复合体。它既承载了1860年内战后被打散却未消散的白人民粹主义的幽灵,也回荡着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福音派政治化的强烈反弹,同时还延续了里根-布什时代共和党“经济保守+国防强硬+文化传统”的执政联盟框架。
更进一步看,这其中还糅合了自共和党建党之初便存在的宗教保守主义与宪法保守主义之间的复杂张力——前者追求以信仰重塑公共道德秩序,后者主张以宪政原旨限制联邦权力。这两种传统在特朗普的议程中相互缠绕又彼此支撑,形成了一道“回归传统”的政治合力。
这种“以胜利叠加胜利”的宣告方式,更深层次地呼应了美国历史上白人主体社会对体面、自强与荣耀的精神追求——它既是对17、18世纪清教伦理中勤奋得救、彰显神恩观念的遥远回响,也是面对21世纪全球化冲击与国内多元变革时,一种充满焦虑的、对过往确定性的病态式追索。
通俗的说,你甚至可以理解为美国版的复古改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