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觉得判决的很傲慢，法律也傲慢。
十七万两千五百块钱，买断一个七旬老人八个月的牢狱之灾和全家九年的担惊受怕，在法律的算盘里，这叫“依法赔偿”，但在老百姓的心里叫“寒心”。
每天四百七十五块五毛二。这是按照国家公布的最新日赔偿标准算的，法律把老人的两百四十三天自由，明码标价了。
然后是那五万七的精神损失费。
法律规定，这笔钱一般不能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的一半，所以，法院给老人打了个“五折”，在法官眼里，老人在看守所里的惶恐，孙子被掐脖子的噩梦，邻里乡亲背地里的指指点点，通通只值这五万多块。
从条文上看，每一分钱都有出处，程序走得极其标准。
但标准并不代表公道。
一个七十岁的老头，为了救孙子，豁出命去跟醉汉搏斗，他是英雄，结果英雄被当成罪犯关了八个月，这八个月里，他想过自己能活着出来吗？
这种算法最荒唐的地方在于，它把一个人的尊严和时间，完全量化成了体力劳动的价格，它默认了你的自由只值这么多钱。
这种逻辑背后，其实是一种傲慢，一种掌握了判决权的机器对普通人命运的俯视。
杨成杰老人要的是一百二十八万，他真的贪钱吗？
一个在农村种地一辈子的老汉，他可能这辈子都没见过一百万，他报这个数，其实是在喊冤，他是在用一个夸张的数字，去试探正义的重量，他想知道，一个老百姓的清白到底值多少钱。
结果，法院给了他一个“标准答案”，这个答案告诉他，你的清白是有上限的，你的痛苦是受比例限制的。
这种赔偿，更像是一种事后的“打发”。
更让人憋屈的是那个“消除影响”，法院说，他们在村里贴了通告，开了座谈会，还当面道了歉，听起来已经仁至义尽了。
可是在农村，一个人被警车带走，被判了刑，进了监狱，这种烙印是几张纸、一个会就能揭掉的吗？
为什么不能登报道歉？
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你判错的时候，是公之于众的，你认错的时候，却想关起门来悄悄解决，这种不对等，让所谓的“恢复名誉”变成了一场走秀。
再说那个让老人最耿耿于怀的“追责”。
海南高院说，追责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这话在法律程序上没错，赔偿是赔偿，追责是追责，两码事，但对杨成杰来说，这就是一码事。
没有追责的赔偿，就像是撞了人只给医药费，却不扣司机的分，也不吊销司机的执照。
当年是谁经办的案子？是谁无视了“正当防卫”的证据？是谁在两审判决中坚持认定老人有罪？
这些坐在审判席上、掌握着别人命运的人，难道不该为自己的平庸和傲慢付出代价吗？如果制造冤案的成本，仅仅是国家掏出一笔公款来赔偿，而办案人员依然稳坐钓鱼台，甚至步步高升，那这种错误永远会重复。
国家赔偿的钱，是纳税人的钱。
凭什么办案人员犯的错，要让全体纳税人买单，而他们自己却能躲在“程序”后面毫发无伤？
我们要搞清楚一个逻辑，这十七万块钱，不是老人的“收入”，这是他原本就拥有的生活的碎片，他是用生命，换回了这么一小堆碎片。
这种赔偿，其实是对“正当防卫”权利的一种迟到的、微弱的承认。
在海南，面对掐住孙子脖子的醉汉，杨成杰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他不动手，孙子可能就没命了，如果他不动手，他就不配做一个爷爷。
法律本该是这种勇气的后盾。
可现实是，这种勇气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法律成了那个醉汉的帮凶，去惩罚一个见义勇为的老人。
现在，笼子打开了，给了点钱，这叫合理吗？
如果合理意味着“符合现有条文”，那它是合理的，但如果合理意味着“匹配人性的正义”，那它离及格线还远得很。
我们要的不仅仅是那几万块钱。
我们要的是一种态度。
是一种让每一个普通人在面对不法侵害时，敢于拿起武器，而不用担心被法律反噬的态度，是一种让每一个办案人员在落笔判决时，感到如履薄冰、心存敬畏的态度。
杨昌武说他父亲还要申诉。
很多人不理解，都拿到钱了，都七十多了，算了吧。
但这种“不罢休”，恰恰是一个普通公民对法治底线的最后坚持，他不是在嫌钱少，他是在跟那种“和稀泥”的结案方式较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