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本身就是投机的话。
但是这里有个需要讲的事情，就是官方怎么看待具有西化倾向的学者。大体来说利用又提防。
我们知道，其实官方始终想培养一批所谓的“又红又专”的学者，培养一批用“学术讲政治”的学者，但是很难。因为红和专很大程度上是冲突的。要想保持高度的“红”（参与学习、表态、搞关系、领悟精神），同样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情绪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又如何能够专？
其次，红本身就是一个豁免权，如果一个体制内，通过“唱高调”（表现出极度的政治忠诚）比通过“搞科研/做实绩”（可能会失败、见效慢）更容易获得晋升和资源，那么理性的投机者就会选择“唱高调”。这会导致大量政治投机分子上位。他们既不是真信（真红），也没有真才实学（真专），但这群人擅长表演。当投机分子掌握了资源分配权（成为领导），真正的“专才”往往会被边缘化，甚至为了生存被迫放弃专业操守去迎合，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专业能力退化。
并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边缘化的群体，更有动力用理性证明自己的主张，从而导致自身的专业水平提高。
处于权力中心（“红”）的人，和处于边缘（“专”）的人，在主张自己观点时，面临的难度是截然不同的：
中心群体 他们的主张往往带有天然的“政治正确”或行政权威。他们不需要严密的逻辑，只需要引用上级指示、强调立场，就能让主张通过。权力代替了论证。边缘群体 既然没有权力背书，他们要说服别人或者获得资源，就只剩下“理性这一样武器。他们必须拿出无可辩驳的数据、严密的逻辑推演、可复现的实验结果。
这种不对等的压力，迫使边缘群体不断打磨自己的逻辑思维和专业技能，久而久之，他们的专业水平自然会远超那些习惯于“以势压人”的中心群体。
当一个人可以通过“唱高调”轻松获得房产、职位和经费时，他去钻研枯燥技术的动力就会归零。而被边缘化的群体，因为被排斥在“分蛋糕”的圈子之外，为了生存和体面，只能被迫去“做蛋糕”。他们必须在市场、技术、学术等硬指标领域做到不可替代，才能获得立足之地。
所以很大层次上，西化的学者，相较于所谓的唱高调者，更有利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