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就是皇明以宽失天下，对于伦理高度发达的文明，其维系成本极高，在应对生存危机时，其决策可能因道德顾忌而变得不利于政权生存，这就是一种高道德劣势
崇祯作为一个正常的传统漢人统治者，作为家国同构中“君父”这一角色长期在剿抚两方面犹豫。在传统儒家价值观下，皇帝作为“天下共主”和“万民父母”，其权力伴随巨大的社会道德责任，如同一个大家长一样教化万民，对自己的孩子保持慈爱。对内的剿匪戡乱，在本质上被视为一种惩戒 ，其最终目的仍是“抚”，即使其重归教化安分守己。正是这种道德困境，导致崇祯无法和【征服王朝】的统治者那样，将部分领土和人口视为可以牺牲的敌对资产，从一开始就进行焦土政策或者放弃人民。对于造反的暴民，崇祯甚至可以感同身受说出“皆朕赤子，饥寒至此”。当然孙传庭部在崇祯十六年也开始进行部分的焦土政策，不过对于一个将死的病人来说也是于事无补
对于【征服王朝】来说就不一样了，深奥的曾国藩主义，人口经济学，人口学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人本身就是根本问题，没了人问题就消失了。都是摈弃掉传统儒家中家国一体的伦理道德。统治者没有将自己视为一个大家长，甚至也不是大地主。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不惜削弱自己的“私有财产”。胡林翼提议「见屋即烧，烧一屋则赏一次，无论是居民是贼馆。能募团局散人入，专管烧屋.....莫姑息以养奸」，曾国藩立马就采纳了。而对于高道德劣势的崇祯朝，无论是出于传统价值观还是崇祯为了自己的名声都干不出这事
然后就是基层治理能力，崇祯朝作为传统王朝忽视基层治理能力。没有能力做出民兵驾机关枪，村口设卡的行为。在招降农民军后往往还会分发路引让其回归原籍（李闯本人就是），虽然说二者都是让受灾群众等死的行为，但是前者根除了流民集中造反的可能。并且前者作为基层治理能力强大的政权，在宣传上自然存在巨大优势。同样是罪己诏，崇祯甚至还需要承认本人的错误，而前者只需要说“地主阶级复辟”“右倾机会主义”就行。由于这种基层治理能力的差距，人民对崇祯的罪己诏不会感受到皇恩浩荡，而对于前者只会发出“本意是好的”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