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提一件同样是修改法律条款的往事。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但在这部宪法中，没有规定工人的罢工权利。此前，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工会法，也没有对罢工问题作出规定。
于是，教员在1956年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1958年12月20日，中央政法小组给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
此种形势下，“罢工自由”入宪，自然也成了空谈。
直到1975年，该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即修改宪法，此次修宪，在教员的坚持下，“罢工自由”才首次写入了宪法。
此时，距离1956年教员提议“罢工自由”入宪，已过去了整整20年。
但是，仅仅7年之后的1982年，颁布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四部宪法。此次修宪，“罢工自由”这一条款被从宪法中取消了。
1982年6月1日，《工人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新宪法为什么没有规定罢工自由呢?》的文章，向广大工人详细解释为何新宪法取消了“罢工自由”。文章说：
“我们的国家是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工人群众为了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某些合理的要求，不宜于，也不需要采取罢工的手段。因为罢工必然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给国民经济造成损失。”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是属于资本家所有，国家政权是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是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在这样的社会里，工人阶级组织罢工，是争取工人的福利和权利，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直至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重要手段。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政权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国营企业生产资料属于全社会所有。在这种情况下罢工，使国民经济遭受损失，既有害于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也有害于工人的切身利益。我们在讨论罢工问题时，不能不考虑两种社会制度存在着根本区别这一基本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