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年我国选择的不是让知青“上厂下车(上工厂,下车间)，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而是让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工人阶级是比农民阶级更先进的阶级，是我国最先进的阶级。当年我国总体上说仍是一个农业国家，实现工业化，使我国成为一个工业国家，是从建国开始，我国就梦寐以求，并一直下大力气在做的事。当时我国的文盲和半文盲在总人口中仍占多数（有些农民其实连“半”文盲都算不上，只认识几十个汉字，很多“脱盲”的农民只是认识了几十个字，学了一点算术，根本就没被教过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而有数理化知识，能看懂带XYZ、αβ、Ω等外文符号的技术资料，正处于一生体力与脑力、创新力的最佳时期——青年时期的知识青年，是我国实现工业化所需的非常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源、人才资源）！一、二千万知青在学校里学了理论知识、书本知识，进数十万、上百万个工厂再跟工人师傅们学一下实践知识，就能很快成为我国工业化进程的生力军。
书归正传，当年城镇地区什么样的“知识青年”可以不去农村、乡下呢？家庭条件差、没背景的青年，即使是文盲也得下乡！有背景的青年（比如“大院子弟”、军官的子女）则很多人顶多在乡下待个一年半载就能通过部队的“内招（内部招收新兵）”等方式离开乡下。重庆市作家刘万能在其所写的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知青“上山下乡”》中就说了：
三、知青并非都是中学生，也有小学生，甚至文盲
继1968年国家发出最高指示掀起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后，1970年《人民日报》又发表《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号召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也下乡。于是，根本没上过中学、甚至一天书也没读过，只要是非农业户口的青年统统得下乡，下乡前叫做“社会青年”，简称“社青”，下乡后就变成“知青”。我就是这样的知青。本人因家庭出身地主，1964年小学毕业不得升初中，失学(1962年国家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我们当地“出身不好”的子女就一律不得上中学，而且小学“高小”阶段也只能上民办学校，因为民办学校只办了“高小”，不然公办小学连初小也不会让上)，居于上面所说的龙门街村，无工作，不时到砖厂挑砖，去码头挑煤、卸货、下一点苦力，到1971年11月，街村开了个会，宣读了一下名单，去公社办了一纸社内迁移证，插队到本公社的黄沙大队第4生产队，就成知青了。龙门街村和我同时下乡插队的“社青”有几十人，最高文化程度的就是高小毕业，还有许多只读过初小的，甚至还有一天书也没有读过一字不识的文盲。他叫周积龙，是个痴呆(智力残疾)，所以从没上过学校，别说是小学，就是幼儿园也没上过，但其时已21岁，符合16周岁至25周无工作的下乡条件，也便在劫难逃，必须得下，于是摇身一变，一下子由文盲加傻子变成了“知识青年” (周积龙身体还算强健，但智力低下，生活不能自理，下乡后得有人照料，好在他家弟兄姐妹众多，当年符合下乡条件的就有4个，如果能够插队在一起当然最好，但一个生产队不可能接收这样多“知青”，便被分到了相距仅几里的两个队，一个队2人，他和他三哥住在一起)。
我们这样的“社青”下乡以后，并不只是名义上成了知青，实质上也是“享受”知青的“待遇”：下乡时保留12个月的商品粮油肉供应，一年后不管自己所挣的工分多少，都按本队单身劳力的最高标准分粮，统一给安置费，由生产队给盖房和置办农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种自留地可使用队上从社员那里收来的肥料(猪粪)，房子漏雨了可以要队上给免费维修翻盖，后来“大返城”，都尽可能安排了工作(那个周积龙也回到龙门街村，但因是傻子，哪个单位都不要，实在没法安排，例外;此人于上世纪80年代在龙门街上走失，不知所踪)，现在，退了休下乡的年头要算“知青工龄”，退休金能够多一点儿(据说这要感谢胡耀邦，知青下乡年限算工龄，是他拍板决定的)如我，1971年下乡，参加工作是多年以后的事了，去年退休，工龄却从1971年算起。
没上过中学的青年甚至文盲也成了知青，看似荒唐，其实符合知青下乡运动的内在逻辑。试想，既然一届届的中学生都得下农村，而如果不读中学就可以不下，岂不是不读中学就可以逃避?只有不管文化程度，只要到了年龄都得下，才是“公平”的，才无空子可钻，运动才可以持续不断地推动下去。这其实很能说明上山下乡运动尤其是文革发动后大规模知青下乡运动的实质，并不是什么知识青年要到广阔天地里去大有作为，接受再教育，而是国家经济一团糟，无法解决城镇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可能造成严重社会问题，便转嫁到农村。农村确实是“广阔天地”，兵团、农场多在边远地方，插队更是一个个成了孤零零的个体，将集中在城镇的无业可就的大军分散开来，问题便可消解于无形。
四、知青的不满情绪、绝望感及其表现
知青下乡后，大多数人初期都是要挣表现的，苦活累活抢着干，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评价，赢得被推荐招工或者上学的机会，但大家很快发现，这是没用的。1970年下乡的“首批”知青，一年多后就有被招工的，到1973年，加上被推荐上大学的先后走掉为数不算太少的人，走掉的劳动表现未必好，劳动表现很好的未必能走掉，走掉、走不掉，和劳动表现没关系，而明显是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以我们龙门中学的“首批”知青为例，1972年因江津境内新建国防工厂招工，走掉了一批，几乎全是区、公社、街村三级干部的子女，再就是和掌权的革委会一派的下乡前学生红卫兵组织的头头或骨干。这对走不掉的知青们打击巨大，本来就埋藏着的不满情绪爆发且相互传染，加上1973年后几乎就没再招工，没走掉的在当时看来是永远也走不掉了，真要一辈子在农村“扎根”了，我没做过广泛的调查，不好说全国的情况，但在我们江津，可以说留下来的知青们陷入了群体的绝望。（原文的网址是：https://weibo.com/p/230418c68952020102v300）
“百度”网“百科”频道“刘万能”词条这样介绍他：
笔名期可、蓝针，男，汉族，江津人，1951年生，大专学历，“重齿”(重庆齿轮)公司“企业文化部”宣传干事，2001年“内退”。
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奇谋》、《洗心女》、《生意场》，杂文《生命的危机》，随笔《女人：历史与现实》，散文《第一次给儿子写信》。……（后略）
湖北省书法家夏奇星在其发表于著名的杂志式丛书《老照片》第五十四辑上的文章《从军营少年到下乡知青》中，则回忆说当年跟他一起下乡的15名“大院子弟”下乡只两年就大多通过部队的“内部招兵”离开了乡下！原文中说：
我将我们这些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称为“军营少年”。
……（中略）
1975年，中国的“知青工作”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和实践，相关政策日趋完善，各地农村为知青们建起了以集中居住、生活、学习和劳动的“知青点”。就在这年仲夏，十三军的各级首长们决定将自己身边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接受锻炼。部队首长高度重视，专门派工兵提前到农村为我们修建“知青点”。
1975年8月20日这天，在军首长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仪式后，便用军车将我们“司”、“政”、“后”三部的知青们各自送到了农村。我们“政治部”的十五名知青，当天就来到了距重庆市区五十公里外的巴县玉屏公社曲水大队(就是现在的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街道的中峰寺村——答主附注)，从这一刻起，我们由军营少年成了下乡知青。
当晚公社为我们举行了欢迎晚会，当地农民和老知青的表演朴实热情，我们男生在带队干部熊助理员的倡导和带领下，临阵上场演唱了一首军歌《走向打靶场》，随行的宣传干事杨克林拍下了当时的情景(图1)。1977年初，我们八位男生陆续通过正式的招考或部队的“内招”当了兵，这是后话了。
左一为作者，1981年复员后到湖北黄石市“建委”从事声像档案工作；左二为马海滨，有很好的美术基础，在我们十五人中年龄最大，大家都叫他老马，转业后在上海市普陀区政府任职；左三钟维刚，转业后到了香港；左四张波，嗓子很好，每当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演出，都少不了他，“正团”职转业后在重庆市税务局任职；左五海鹏，复员后在重庆长安汽车制造公司档案处供职；左六陈锐敏，在校时就是学习尖子，接受再教育期间仍不忘复习数理化，入伍后第二年考入重庆大学，后赴美深造；左七秦焰，文笔很好，现任四川省泸州军分区政委，是我们男生中仍在军中任职的军官；左八乔枫，复员后在重庆某银行供职；左九为带队干部熊助理员(记不清名字了,只记得姓)，是部队专门为“知青点”委派的一位现役军人，与我们同吃同住，主要负责当地公社、大队领导与知青间的协调及知青的学习、管理工作。
……（中略）
每逢过年，部队还派军用大客车把我们接回家，部队首长们时常带着家人或警卫员，开着小车来看望自己的孩子。自此，这里常有部队的大小车出入，一时间好不热闹。(答主批注：这属于“公车私用”吧？)
记得一次军首长们来知青点探望大家，一位村干部刚点燃军首长散的烟，忽看烟卷名，惊呼：“嘿，牡丹烟！”遂掐灭后小心翼翼装入口袋。农民们抽烟大多是自带烟叶甚至抽“干 南瓜藤”，偶得一支机制香烟，均以猜拳而定，每猜一拳，胜者得抽一口。
……（中略）
图6是由大队“革委会”主任田显玉（中）担任“主角”、我与张思宇为“配角”的一张反映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进行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教育的照片。不知是因很少照相，还是第一次当“主角”，田主任既激动又紧张，竟一时语无伦次，手指僵硬，与她平时伶俐的口齿、泼辣的作风判若两人，我和张思宇忍俊不禁。杨干事一边启发大家，一边不停地按动快门，一口气拍了七八张。这张照片也上了《四川农民》报。
作者（左）一脸稚气，体弱、个小，以致当兵后战友们一直以“小兵”相称；张思宇(右)1977年也“内招”当了兵，不久考入了洛阳外语学院，现供职何处不详。
……（中略）
“知青点”中的四名女知青也于1977年1月由部队“内招”当了兵，常玲曾在解放军324医院工作，现已退休；桑云红复员后到昆明，现在某房管局任职，李林是知青点中的大姐大，转业后在重庆大渡口区教育局任职，张思宇“洛外”毕业后不知去向。
“百度”网“百科”频道“夏奇星”词条对他的介绍是：
夏奇星，号“且过堂主”，祖籍河南，1957年10月生于昆明。国家二级美术师，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行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联委员、黄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黄石市政协常委、黄石印社顾问。作品入选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中外书展，中国新书法大展，中外草书展，全国第四、五、七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七届获二等奖），国际佛教书画展，怀素行草书展并获奖，首届全国楹联书法大展，西泠印社国际书法篆刻展并获奖，第51、52回日本书道展，并获其它全国性的书法大赛一等奖九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