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非常反对用“负资产”这种物化词汇描述人类个体的贡献。
其次我们要认识到，具体个体的贡献的多寡，本来就是高度分化的。
人类社会的进步始终依赖少数具有突破性创新能力的个体，而绝大多数个体虽然直接创新很少，但也通过生产、协作和传承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基础。这是一个基本规律，与具体时代并没有关系。
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在有人类文明以来，始终都是绝大多数个体的正向贡献比较平均，而极少数个体的正向贡献则会远超平均值。所以个体贡献的分化不是AI时代独有的现象，而是人类社会的长期常态。
个体作出正向贡献的大小差异，核心在于创新能力，但创新能力具有高度的随机性。划时代的天才并非按计划生产或者培训出来的，他们的出现需要足够的人口基数作为基础。因此，具备一定人口规模的经济体往往是引领时代创新的策源地，而人口小国则更多作为跟随者或细分领域突破者。这是因为，在催生全面性、范式级变革方面，较大人口总量所提供的创新基础和试错空间，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所以保持一定人口规模，其实是维持长期创新能力与潜力的重要前提。
当然，人们总是倾向认为自己更特殊，也往往认为自己所在的时代更特殊，所以更倾向强调AI时代的特殊性以及AI对人的取代作用。实际上机器时代、电气时代也是一样，新技术都曾大规模替代人力。历史上技术进步在摧毁旧岗位的同时，总是能创造出数量相当甚至更多的新岗位，关键问题在于技能转换可能存在的时间差与结构性摩擦。
目前对AI的担忧，实际上与历史上前几次技术失业焦虑没有本质区别，结果均是人类社会适应了新技术，最终催生了新产业、衍生了新分工，扩大了经济总量。人口规模依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就业规模扩大的倍数还要比人口规模的扩大更多（以非农计）。
人口规模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产生需求、消化产能、完成创新、生产、消费的闭环，这就是大多数创新能力没那么强的人的主要贡献，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来消化产能、提供市场反馈，技术创新将沦为无本之木。而且我们要认识到，任何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AI生产出的产品与服务最终也需要被人消费、使用、评价，才能实现价值闭环。
所以说AI时代人口会作为“主要负资产”并不合适”，但也不应简单回归到“人口红利决定论”。因为传统意义上依赖廉价劳动力、高强度投入的人口红利模式确实在消退，过于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确实可能在劳动力要素方面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不大甚至为负。
因此应该这样说：
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其能否转化为现实的发展动能乃至红利，就要看制度与政策是否能够得当地提供为天才发挥潜力、产出创新的土壤，是否能够得当地引导绝大多数人有效分工、完善收入分配，乃至能否平滑技术迭代产生的不利影响，从而保持旺盛的创新、生产、消费与经济活力。
归根结底，AI是人创造的工具，具体实现创新、需求、协作乃至文明延续，必须通过一定的人口规模实现，人口始终是经济发展最宝贵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