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笑算不上，文字里散发出来的心酸倒是真的。
根据《冯白驹传·海南反“地方主义”序幕》的记载，坚持23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纵队，得到的下场是卸磨杀驴。
1.搞农垦被摘桃子。
原琼纵的广大指战员，解放后连探家都顾不上，遵照冯白驹的指示，哪里困难哪里去，专往环境恶劣的山区去安营扎寨，砍芭开荒，当了农垦战线上的开路先锋。他们往往开辟好一块新场地，盖了房子，种上防风林之后，就让给从大陆过来的新退伍军人和民工，自己又去开辟新的农场。如此循环反复多次，不少人因年老伤病体弱，最后只好复员回家。琼纵广大指战员为国防建设，为农垦事业，作出了最大的牺牲！
2.强行并编、转业和复员，特别是暴力对待红色娘子军，搞得解放后的她们竟然有的被迫去做鸡。
尽管如此，还有人向上级进言,将原琼崖纵队留在海南军区3个团（即第26、27、28团）全部编入林一师，另从广西调来宾阳军分区152师领导机关，作为林一师师部。由于省委和军区主要领导人对琼崖党和琼崖纵队有偏见，他对该师领导说，原琼纵部队属冯白驹的地方势力，编林一师归你们领导，要逐渐使其解体，将原建制的领导干部，分别派到各团（场）营（分场）去，让他们当“骨干”。不久，该师与华南垦植局海南分局合编。后来，冯白驹被指控犯“地方主义错误”，调离海南：林业工程第一师集体转业，各团改为国营橡胶农场，因年老体弱的原琼纵10000多人，被复员回家。不少人连一纸复员军人证书也没领到，安家费也没有，加上长期革命战争，家庭被敌人摧残，家破人亡，无家可归。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原琼崖纵队 2000多名女战士，分别从海南军区妇女队（解放后集中处理而编组的）和农垦队伍中被驱逐出来，强行复员回家。这些女战士，在战斗年代，分别在前线担任炊事员、护士、交通运输员，英勇参战，不怕牺牲，不怕艰难困苦，好不容易才盼望到战争胜利。她们兴高采烈，渴求学文化知识，以便参加建设国家。却不料，命令下来要她们复员回家。当她们思想不通时，当时海南军区复员委员会负贵人及海南妇联负责人,分别到妇女队，配合默契，一概强调党纪军纪，威逼女战士离队回乡，一概不分青红皂白，说：“旧社会造成我们女人没文化，不识字，不能参加建设工作，只能回家种田去。你们不回去，也没路可走。”有的女同志说，我家人被日本鬼子杀了，房屋烧了，没有田，没有地,回家去怎么生活？有的说，我们没有文化，扫街道，洗厕所总可以呀！有的甚至有言在先，现在年纪大了，体弱多病，逼我复员回家，我只好投河上吊了！......诉说、恳求，不被理睬；哭泣、罢食，也不济于事。最后，在军令如山的威胁下，她们只好收起几件破衣衫，回到老家去。有的无家可归，只好流浪街头当乞丐；有的为了生活当妓女；有的被逼嫁人讨饭糊口；有的干脆上吊了却一生。
有一次，冯白驹亲自接待了一位叫林亚香的女同志。她复员后嫁给一南下干部，次年同丈夫回到东北老家，却不料人家早有妻小数口，她被骂为占人丈夫破坏人家家庭和睦，被赶出家门，一路乞讨才回到广州来。她要求冯白驹安排一个有饭吃的工作，什么工作都可以。后来，她终于被吸收参加广州市永汉公园的管理工作。亚香还算是幸运的。同她一道被复员的2000多姐妹们，还散落在海南广大农村中呢！这便是海南复员军人的遗留问题。
对转业复员军人的安置工作，冯白驹一直关注着，并且多次指示海南军区复员委员会和海南行署民政部门妥善解决，而回答他的便是阳奉阴违的动听言词。这位军区复员委员会负人的汇报总是通过副政委陈德批示的。直到1952年夏，海南军区与43军合编后，才由副政委谢堂忠直接领导这负责人经办。可是，复员军人回乡后，遇到生活困难，有人冒昧上门要求帮助时，这位复员委员会负责人却总是推脱责任，要他（她）们去找冯白驹。有位叫陈映霞的女同志，在琼纵部队中当过护士长，是位排级干部，复员后生活无着，上门找到这位负责人诉苦，他却说:“你复员了，有问题找地方政府，不要再来找军队。你不是认识冯白驹吗，你找他去好了。”说罢，推出门了事。
由于原琼崖纵队大批男女官兵被整编到农场，然后又从农场复员回家。他们是参加农场初期建设一一繁重的体力劳动，诸如砍山开荒、挖穴种橡胶，营造防风林，建筑住屋，开山筑路等，不少人病伤在身，加上战争的伤痛，年老体弱，又突然被复员回家，在生活上遇到极大困难，心理上遭到严重打击。有的求生无门，被迫自毁，有的结伴向政府请求救助安排工作，却得不到解决，便不顾后果而上街游行，于是便有所谓“临高退伍军人闹事”的事件发生。
3.打击冯白驹，并迫害其旧部。
在海南，当开展反“土改右倾”时，就首先将斗争矛头对准冯白驹。“狠狠地整”冯白驹。他们无中生有地说，冯白驹“反对部队整编”企图“保留私人势力”；又说他“在土改中包庇地主富农，敌我不分”；还说他“反对南下干部挂帅”、“反对大军”，“挑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关系”，“闹不团结”，不搞共产主义，搞“地方主义”等等。于是，1952年7月间，海南区党委成立整队委员会，召开整顿干部队伍会议，集中海口市及各县书记、县长、区委书记、区长共614人参加整干，要干部划清敌我界线，纯洁队伍，端正思想作风。历时达20多天的整干，先把一批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好干部，清理出干部队伍，有的划为“阶级异已分子”，有的定为“丧失阶级立场”、“坚持错误不与冯白驹划清界线”，给以降职降级调换等处分。同时，华南分局以加强海南工作领导为由，再加派南下干部，全面控制海南各级党政机关，夺取领导权。地方上虽保留冯白驹为海南区党委书记的名义，实则有名无实。1952年8月，终于将冯白驹调离海南。
冯白驹被调离海南后，还要肃清冯白驹在海南的影响，便继续对长期同冯白驹一起坚持斗争的干部，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冯白驹的秘书孙己任，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只因为他是冯白驹的秘书，因此便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在土改整队中把他清理处分，从行政13级降为一般干部，并撤职查办。仗义执言的崖县县长林庆墀，因与孙己任同村，互相了解，说了公道话，也被划入“地方主义”错误，给以严重处分。1952年，以土改整队为名，行反“地方主义”之实，把党内工作上存在的不同认识，当作敌我问题。
1952年《海南日报》发表了中共海南区党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写的《李氏家族自治会》的社论，号召全党干部与“阶级异己分子”李定南划清界线，打倒“地主分子”李定南。于是由李定南介绍入党的李独清，只得站了出来，“反戈一击”，不然，他也是“李氏家族自治会”的成员呀！连调来海南当林业一师师长的王昌虎,虽然不是海南人，又非姓李，都因同李定南同单位工作过，也无可奈何地作了检讨。区党委副书记李黎明，只因姓李，也得带头检讨与李定南的工作关系。一时间，同姓、同宗、同学、同事、同乡.......等等有“五同”关系的，都纷纷要作检讨。
李定南自知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自己忠心耿耿，尽心尽力工作，问心无愧，何来反党反人民的罪行？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在上海读书,然后入党，并且同周恩来同一个党支部生活和工作过；抗战初期，党派他回海南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战争，一直在冯白驹为首的琼崖特委领导下工作。琼崖抗日独立队（即琼崖纵队前身）的第一挺机关枪，就是他动员叔父用家里的钱购买的。战争紧张，我军粮食困难，又是他劝家人开仓放粮，供我军一个大队吃3个月，随后他发动大批青年参军，组织一个大队，他被任命为副大队长，积极打击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屡建战功。解放战争时期,又担任我军总队后勤部主任。解放后，曾担任县长、县委书记。按家庭占有土地和雇工剥削等情况，土改中他的家庭被划为地主阶级是合理的，但他本人被划为“地主分子”，把他说成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坚决打倒，残酷斗争，是错误的。后来，周恩来总理到海南视察工作，查问李定南的下落，当时身为区党委书记的林李明还欺骗周总理，说没有这个人。周总理经过个别查访,好不容易才找到被开除党籍、撤职后没有工作、生活无着的李定南。总理问明情况,责令区党委纠正对李定南的处分，遂安排到海南行署商业处当副处长。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不少受打击的干部，根本与剥削阶级没边的，但由于他们是冯白驹的老战友，就制造种种借口，加以残酷打击。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琼山县县长王月波，20年代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地下交通员、30年代初就任区委、县委书记。1934年，冯白驹带领25名红军和党政干部从母瑞山突围下山，回到琼山县，迎接他们的便是在琼山、文昌两县坚持斗争的中共琼文县委成员王月波。他为冯白驹等特委领导人，安排安全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提供重新收拾残局的情况和建议,为充实特委机关和同各县被打散的党组织负责同志取得联系，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抗日战争初期为扩大我军、支前、坚持反“蚕食”反“扫荡”的内线斗争，以及解放战争中为解放海南，他也作出过突出贡献。解放后因工作需要，他又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出任琼山县县长。他廉明施政,深得群众拥护。自从“大军南下干部”挂帅后，就把海南地方的党组织统统打成“旧基层”，不能依靠。王月波坚持党性原则，指出这做法是错误的，他说，“我们的地下党组织，是坚持长期斗争的依靠，不能说是‘旧基层’，旧基层是国民党的乡保甲。”由于他坚持原则，便大祸临头，说他搬迁琼山县府时，“动用13(旧币)亿半”是“建王朝家府”，有“贪污怀疑”；又说他与冯白驹同乡，有“五同关系”；加上“反对南下干部”，“包庇反革命、包庇地主，是地方主义分子”等等，当即把王月波撤职查办，从13级降为23级。后来，又以“交流干部”为名，把他调到粤北山区去，“监督使用”，长达数十年。
4.大幅度、全方位迫害海南各阶层人民群众，干部使用大搞重北轻南。
还有归侨知识分子陈生，只是建议南下干部“要注意华侨政策，不要侵犯华侨利益”，于是，就把他打成“地方主义分子”开除出队，含冤而死。象李定南、王月波、林庆墀和陈生这样，无缘无故地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进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干部，在全岛还有一大批，不胜枚举。
大军南下干部挂帅搞土改，由于他们不了解海南的情况，脱离了海南的实际搞土改，于是，在工作中出现了许错误。比如将过去长期支持琼崖革命斗争的“老屋主”、“堡垒户”等革命依靠对象，打成地主或“地方主义分子”，统统被打倒；对农村的党组织称为“旧基层”，不予信任，不依靠，甚至认为“严重不纯”进行清洗。有的南下干部，不了解过去琼崖革命斗争的历史情况，竟把琼崖地方党的组织，同国民党旧政权的保甲制一样看待，加以歧视和打击，造成很多错误。革命的依靠对象、地下党员陈九有、黄金女等,曾为革命出生入死，在土改中被打成“剥削阶级分子”被斗争；黎族领袖王国兴，他在1949年到北京参加新政协，受到毛泽东接见。这次土改也被打城“地主分子”、“民族地方主义分子”，加以残酷斗争；此外，这些南下干部不了解琼崖华侨和工商业的特点,竟把城镇工商业者、爱国民主人士，也划成地主，没收浮财，而且追赃款，有的追到国外去：把爱国华侨当“地主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没收房屋、财产，严重破坏党的华侨政策。在土改中，还出现由于处理琼崖纵队的复员转业干部和战士失误,造成部分女同志复员后无家可归，走投无路，被迫自杀。
在海南，在土改整队中，把地方干部当作清洗对象，把剥削家庭出身的革命干部当为“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队，加重处分。对同样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南下干部，却加以重用，甚至步步高升。对本地干部则很少提拔，造成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不团结，表现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
这些问题，在土改总结会上，大家提出了很多意见。总结会的组长陈克邱和李某将小组讨论的问题向当时区党委书记张伟烈汇报。张伟烈听了，大为发火，他说陈克邱和李某是反对土改，并要他俩在大会上作检讨。他们很不服气，异口同声地说：这样听不得不同意见，是堵塞言路，不民主。这不是党的作风。
事后，张伟烈将汇报的材料一直上报到省委，就被列为“严重的海南问题”。
这，便揭开了海南反“地方主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