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苟仲文的通报中，有一条是被单独列出来的：
2012年至2013年，苟仲文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在相关项目收购过程中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具体是哪个项目我们不得而知——或许跟他之后兼任的中关村管委会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足球还是乒乓球，在这个级别的判罚中，都上不了台面。
巧合的地方在于：
2013年11月3日，中国奥委会正式致函国际奥委会，提名北京市为2022年冬奥会的申办城市；
2014年8月26日，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８家企业成为2022年冬奥申委赞助企业；
2015年7月31日，北京获得举办权。
而在一年之后的10月，苟仲文调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执行主席，
开启了他轰轰烈烈的大改革。
苟仲文的任上，
知乎的舆论场从“苟嗨”到“苟圣”再到“牢苟”，这种伴随着备战奥运而来的声望起伏，背后折射的就是“只要拿到金牌就是英雄”的朴素价值观。
也正因为如此，
他的“滥用职权致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才更显得讽刺。
在我这里，苟仲文最经典的一句话当属其对于总部存在意义的论断：
项目中心不拿金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总局不拿金牌也没有存在的必要。1998年机构改革时体育总局是在金牌的任务压力下才保留下来的，拿金牌是总局的工作职责，是生命线。
正因如此，
一点的折腾，就是为了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
在“如果金牌总数输日本就是全面输”的军令状指导下，苟仲文大幅提升了奥运津贴。
指导思想，体现在了2019年体育总局的年度预算中：
国家体育总局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21097.72万元，比2018年执行数352662.72万元增加68435万元。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精神，2019年按不低于5%压缩培训支出、其他体育支出、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等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同时重点保障了与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相关的体育竞赛、体育训练、体育场馆、体育交流与合作等支出。
2020年，总局预算大幅压缩，“主要是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相关支出增加。”；
2021年，总局45.12亿元的支出中，和《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保障》直接相关的支出，再算上国际比赛及国际交流支出，超过7亿元。
这还只是纸面上的付出，
没有展现出来的，比如谷爱凌为代表的归化，不知道又花费掉了北京体育局多少源于纳税人的收入。
如今，负责推动归化政策的胡广宇、归化谷爱凌的刘爱杰，还有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倪会忠等人，已经尽数被收网。
除此之外，
由于冬季运动员人才的匮乏，苟仲文提出了「跨项跨界选材」——针对雪车、雪橇、钢架雪车、单板大跳台和坡面技巧、双板U型场地、跳台滑雪等之前从来没有组建过国家队的项目，从其他项目中遴选人才，从零开始建设国家队，以期用最短的时间在北京冬奥会取得成效。
当时，《冰点周刊》有一份报道：
以河南省为例，跨界跨项选材从8万人中初选3000人，送到国家集训队300人，最后进入北京冬奥会赛场的只有2人。
从事实来看，成材率比中国足球还低，盲目搞扩大化，既是一种人才的浪费，也留下了更多经费上的操作空间。
不知其中，
又涉及到了多少“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问题。
足球方面，
苟仲文多次为了奥运会强行干预联赛，致使联赛价值直接崩盘；
在他的任上，还出现了奥运女足联合队参与全运会的操作，直接导致了国家队选人变成了各省市平衡利益的角力场，
间接导致了4-4业余队，2-8荷兰队赛中魏老师苦恼一笑的世界名场面：
在苟仲文的任上，
足坛出现了第二次反腐大案，从球员到球队管理层、裁判、足协官员和杜兆才，一条线被撸了个干净。
此外，
还有这个回答下面最热门的人物：
由于苟仲文的改革，2017年6月，中国乒乓球队不再设立总教练和主教练，刘国梁被任命为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
六月二十三日，
马龙、许昕、樊振东、马琳、秦志戬、王皓等人在新浪微博公开声援刘国梁，许昕、马龙、樊振东以罢赛的形式，兑现了“这一刻我们无心恋战……只因想念你‘刘国梁’”。
来年，后来跟苟仲文有比密切关系的郭斌喝过交杯酒的刘国梁复出，被普遍认为与他背刺恩师蔡振华之后与苟仲文沆瀣一气有关。
上任之初，苟仲文曾感慨道：
体育的水很深。
作为一个唯锦标主义者，不知苟仲文是否相信自己在体育生态中的破坏性创新，能够让东京奥运会后被封为“仲文显圣真君”自己安稳退休。
然而，
在北京掀起的滔天巨浪，
最终还是让他，淹死在了人民授予他、却让他腐化堕落的职权上。
他的人生起落，
也就只能以“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作为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