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基层治理手段出现了巨大的转向。
如果给这种转向找一个样本，最好的就是22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疫情防控作为一个事实上的政治任务有着不得不完成的特殊性，而传染性的增强很快击穿了大多数地区采取精准防控能达到的治理上限。于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基层政府只能采取唯结果论的方式，以并不合规的一刀切手段进行防控。
如果是一个两个地方选择这种手段，那或许是地方政府的懒政行为；但当几乎所有地区都出现这种手段时，那说明这是系统性的问题，实质就是基层能力和资源面对这种情况时的普遍不足。
而十月份对这些行为的明令禁止则彻底击垮了基层防控本就摇摇欲坠的平衡。过程监管使得基层能自主决策的空间进一步被压缩，事实上已经失去了控制疫情的能力。于是疫情防控以相当快的速度沦为了形式主义：核酸做了，居家隔离了，不一刀切了，结果就是防控不住了。
虽然宏观上看防控政策出现了巨大的转向，但具体到基层治理来说，其实过度防疫和放弃防疫无非是治理能力不足时呈现的两个阶段：在结果监管的前提下表现为过程的粗暴；在为了避免前者而出现的过程监督前提下，又表现为形式主义。而这一切的根本在于疫情防控特殊的政治任务属性，使得它成为一个不得不去处理的部分。
而这正是近几年基层治理的一个整体趋势，政治任务增多，过程监督加强，地方基层自主决策的空间和动力越来越小，导致形式主义泛滥，工作强调留痕只求无功无过，政府权力进一步向上集中。
五人组事件在这个意义上说其实可大可小。说小，是因为它不过是形式主义的一个具体体现。
说大，则是因为它虽然本身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它暗示的现状却相当严重，甚至可能暗示着全新的麻烦。它意味着基层政治任务已经多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以至于在完全没有必要的部分也到了不得不弄虚作假的地步。那种睁只眼闭只眼，我不做你不查的灰色地带已经几乎不见，对应的是基层自主性的彻底丧失。基层治理体系不再具有弹性，以后的发展会越来越依赖于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这种基层能力的下降似乎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逆状态。基层公务员队伍在现在的环境下似乎失去了分辨政治任务和常规任务的能力，由以前的有积极性有能力发挥不出，转化成了无积极性，也无能力去对上级的政策做出合适的修改和调整。常规任务的评估体系被抹平，政治任务的一票否决愈发重要，没有正向激励的抓手就只能更加依赖于上级政策的决定，基层失能由此进一步加剧。最后的结果就是上级政策的不合适，不因地制宜可能会被极端放大，造成远比正常情况下大得多的影响，由此也更容易产生整体性的坍塌问题。
我们可能即将进入到基层治理一个新的时代，县级甚至市级的基层治理可能都将失去实际上的意义。至于这种治理体系和政府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带来的是政府政策标准化的效率提高，还是政策与实际情况错配的惨痛，或许就要由后来人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