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
不敢定最低工价的，就不敢限制最长工时。
所以这个推荐性国标暂时不纠结。
其实往后退一步看，逻辑很简单：
一，根本问题不是工作时间过长，根本问题是常规收入不足，导致劳动者需要延长工作时间，并已延长到了对相当一部分人不健康的水平。
咱现在的周平均工作时长是48.4小时。拿走“平均”二字，部分工种周工作五六十小时很正常。
二，立法需要限制这种不健康的超长工作时间，但这必然导致部分劳动者收入下降。
三，所以立法时必须要一手限制最高时长、一手拉高最低工时收入。
如果不能保证新法执行后劳动者总体收入不下降，那新法就是不能落地的。
你想落地也没用，部分劳动者会主动绕开限制。
现在有出台关于对骑手最低工时收入的要求么？
没有，那这些东西都只能是“推荐性”的。
虽然咱这曾因为政策造成过好几次行业剧烈波动，但总的来说，政策是非常在意就业的。
尤其是眼下增速放缓。常规稳定就业在萎缩，不稳定就业（“灵活就业”）增加，外卖小哥这类派遣工已经是离失业最近的防线。
如果回顾开国后的历次社会治理波动，应该能很轻易理解这个逻辑。
所以一方面很多人觉得政策无比强大，指哪打哪如臂使指；但另一方面，在可能短期限制就业的劳动保障这块，政策又相当迟缓，甚至软弱。
政策不敢轻易触动就业这个核心。因此在部分劳动保障领域，一向被视为碾压地位的政策反而会表现得高度亲产业寡头，重视“营商环境”。
而且这个趋势大概率只会加强。
咱这是双轨制，国计民生的、核心的、政策性的产业一轨，剩下的另一轨。
讲真这也没啥办法。咱属于后发性选手，本身已经要超前超量动员产业投资，那就必须要保证市场应用的竞争性。没有高强度竞争很容易导致投资沦为僵尸企业，有效性严重打折。
咱是后发，外部竞争又激烈，所以产业的有效性不能打折，必须留出大量市场空间来竞争。
那就注定了就业主体在下面这道轨，不可能像部分北欧国家那样动辄公职部门占就业主体的近三分之一。
像工业机器人和AI，咱这相关政策几乎不讨论新技术减少就业的问题。竞争的有效性是第一位的。
但就业也是核心KPI；
但这个核心KPI又在下面那道轨。
所以到劳动保障这块，很多调控只能通过开会和非强制政策来慢慢引导，政策自己不敢让核心KPI互相干扰。
如果你的调控导致短期失业，那这锅你背不背？
减排有环保大旗，教培有公共服务均等化大旗，你劳动保障有没有类似大旗？
所以不用太指望立法来强制限制工作时长。像大货司机那样挤出休息时间是可能的，减少总体工作时长不太可能。
也不用纠结最低工时和工资，涉及到竞争有效性。
政策最希望的是产业增长带动的收入自然增长。不要让我搞分配，搞分配必然造成短期波动，我背不动。
但眼下内外的增量都有限，产业自然增长基本没多少，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是吃药在扛。
所以这些事就只能先不断放风来缓一缓，不是政策跟不上害了你，是这些巨头害了你呀。
其实还有一法子，就是老老实实搞普惠社会福利建设。
把过剩投资分一部分出来，把低门槛廉租房和青年失业金之类的兜底福利搞搞。
不想直接碰分配和劳动力定价，可以绕后捅腚眼嘛，降低生活成本也是一种分配改革。
但这块又被央地财税关系卡住了，一个生育补贴到现在还发得很混乱。
所以熬呗，累是时代底色。
闲聊公号：王子君的碎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