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很多男性遇到的困境，其实很多男性遇到的困境，其实女性主义（尤其是严肃学术派）早就批判过，但大众却误以为“女性主义只关心女性”。更讽刺的是主流社会对男性议题的忽视，恰恰源自那套父权制性别角色。而女性主义一直在批判的就是它。不久前我尝试解释去二元性别的原因立刻就被知乎网友贴上女拳标签，然而情绪化的对女权的批判反而导致了很多人放弃去理解性别二元化在父权资本主义制度里面扮演的角色。
一、法律与权益保护
问题里面提到的男性被性侵为何难以适用“强奸罪”恰好是最典型的性别二元叙事导致的对性别的规训和限制。中国刑法过去长期以“以暴力胁迫女性发生性关系”为强奸罪的主体描述，因此女性是唯一“典型受害者”。男性被迫发生性行为时更多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罪”认定，量刑轻、羞辱大。虽然 2015 年修法已将“强制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纳入强奸范畴，但现实中往往是男性受害者更难举证，法律机构执法经验不足，以及公众偏见（例如：“男的怎么会被强奸”）导致男性性侵案件依然 立案率低、定罪更低。
同样地，当前法律对“被拐卖的保护对象”设置为妇女与儿童，原因来自上世纪拐卖妇女儿童问题严重的时代背景。但，成年男性被诱骗至黑工厂、非法拘禁、强迫劳动，法律多以“非法拘禁罪”“强迫劳动罪”处理，而且在保护力度、刑罚量级上明显偏弱。这使得成年男性成为拐卖犯罪的制度性盲点。
家庭暴力这一点更是深深的与二元性别叙事有关，社会刻板印象中 “男人不会被家暴”“被打了就丢脸”导致男性更不愿主动求助，在加上警方认知偏差——轻视男性报警（“小吵小闹”）以及缺乏男性庇护资源（庇护所几乎全部面向女性），因此男性家暴受害者在求助链路里面临更多阻力。
二、健康与寿命
另外问题中提到的健康与寿命，本人不是生物学相关专业无法解答。但就从“男性寿命更短，退休却更晚这一点上”来看，我认为除去生物学的因素，社会因素也非常重要。男性退休年龄一般比女性晚 5 年以上，形成一种“贡献多、享受少”的结构性矛盾。这一设定来自旧时代的性别劳动分工，如今已不完全适用，但政策调整需要成本、节奏与社会规划，因此改革一直较谨慎。我曾经在别的题主问题中也提到过，人类主要不是靠基因进化而是工具，可如今工具发展速度日新月异已经超越了人类生理结构能够承受的范围，同样地，也超越人类社会结构发展的速度。这产技术推动的变革中，人类，男人和女，人必然要承受变革带来的挑战。
三、心里与社会压力
男性在情感需求上的压抑也是非常典型的二元性别叙事导致。我的父亲内战时期生人，经历近现代国内几次重大事件，性格十分压抑，暴戾固执。每每，我企图劝说他去看心理医生都遭到了暴风雨一般的反抗。为什么？传统的男性性别叙事要求男人不能示弱，特别在情绪上。这导致了男性情绪表达辈抑制，很多男人很怕自己被贴上“脆弱”“不够男人”的标签。社会上更是缺乏对男性心理支持的系统性讨论，导致男性心理问题往往被延迟甚至压到崩溃。
而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历史设定，男性在一出生就被看作提供家庭需求的工具，承担经济支柱的角色。但凡男性在此过程中出现负面情绪通常都会被要求“忍一下“，”男儿有泪不轻弹“之类。而这种长期的情绪被抑制的结果，就是成年后的沟通、亲密关系、压力管理能力不足。
四、教育成长
中国近十年大学录取率女高于男，并且这并不只是国内的现象：
- 根据 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 — 用“高等（高等教育／tertiary education）毛入学率／入学率（gross enrollment ratio, tertiary）”衡量 ——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对高等教育的入学／在读比例超过男性。2020年，全球 tertiary 入学性别平等指数（Female-to-Male Gross Enrollment Ratio, GPI）为 1.13，也就是说，平均每 100 名男性在校高等教育学生，对应约 113 名女性学生。
为什么？这可能是生物性的，比如大脑发育的节奏不同，激素分泌的差异等。目前研究显示： 男孩平均语言发展速度慢于女孩；注意力问题更常发生在男孩；教育体系更适合安静、规则导向的学习方式；男性角色期待导致家长对男孩更“放养”。
总而言之一句话，男孩在教育中的弱势不是能力差，而是“生物机制＋社会养育方式＋教育制度”三者叠加导致。这个领域在英文世界里被称为“The Boy Crisis in Education” 教育中的男孩危机。
五、职业与安全
题主提到为什么高位职业男性比例极高，我查了一下数据，确实，建筑、矿业、消防、渔业、运输等高危岗位中男性占比常超过 80%。
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包括过去的历史分工：农业社会中男性总是承担着危险月重体力劳动例如狩猎、伐木、搬运、开荒和修建等此类活动。这多少是受男性体能优势的影响，毕竟男人的肌肉量高30%-40%，这让他们在承担此类活动的时候成本较低，效率较高。而女性因为承载着生育和繁衍的责任，所以社会结构会倾向于保护女性的生命更多一些。
在人口死亡率高的时代，稳定生育率＝社会能存活。所以社会结构在无形中形成：危险职业 → 男性；需要稳定性的照护、加工 → 女性。这种分配是“保育策略”（parental care strategy），不是道德问题。这样的分工自然就会导致男性面临更高的工伤与死亡风险。
场景转换到现代社会，男性被迫扮演着保护家庭的角色，只不过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保护方式更多的变成了经济责任。经济能力逐渐成为了衡量人的主要因素，这导致在社会偏见中被看作需要承担更多经济压力的男性对自己的工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面对加班文化，他们无法反抗，心理压力也没办法表达。身体预警更是经常被忽略，直到健康系统崩溃。我认为这是社会角色期待与健康意识缺乏共同造成了这个结果。
六、家庭与抚养权
在多数国家中，尽管法律通常规定父母在抚养权上地位平等，但司法实践普遍对母亲更有倾向，中国、日本、韩国这种东亚国家尤为明显——尤其是6岁以下儿童，法院通常认为母亲在早期照料中更具优势，因此判给母亲的比例显著更高。欧美国家虽然也存在类似趋势，但差距较小：美国、德国、法国等地更强调“儿童最佳利益”与“共同监护”，北欧国家甚至接近真正的性别中立，父亲获得主要或共同抚养权的比例远高于亚洲。
造成差异的核心原因并不是法律本身歧视男性，而是长期的社会分工、母亲作为主要照料者的现实、父亲举证困难、以及法院对“照料稳定性”的保守偏好。因此，在大多数司法体系里，父亲在争取抚养权时确实依旧处于不小的现实劣势。
但是要说的是，这样的偏差正在逐步缩小和改善。毕竟社会结构式流动性的，加之现代的革新速度，我想这个问题将会得到改善。
七、公共设施与设计
公共厕所中“男性不需要隐私”的设计，其实正好体现了女性主义长期批判的那个二元性别叙事：社会把“男性”想象成强壮、无畏、不羞怯、可公开暴露身体的群体，而把“女性”想象成需要保护、遮挡与照料的另一极。因此城市规划中形成一种隐含逻辑——女性空间要“保护性”，男性空间要“效率性”。结果就是男厕被视为可以粗糙对待的地方，隐私被认为“不重要”，甚至不是设计指标。这种结构不仅忽视了男性真实的情绪与身体需求，也伤害到青少年、跨性别者与许多在公共空间中会感到脆弱的男性。换句话说，男厕隐私缺失不是“男性的问题”，而是传统二元性别框架对两性都造成的束缚，恰恰是女性主义长期指出、但经常被误解的结构性议题。
从这些领域汇总来看，当代社会中许多被归类为“男性困境”的问题，其实都不是源自女性主义，而是源自那套贯穿几千年的父权制性别分工——它同时压迫女性，也用“强、不需要照顾、不该有情绪、不需要隐私、不该示弱”来规训男性。女性主义（尤其是学术脉络中的性别研究）真正批判的，正是这套把人分成“强者男性 / 弱者女性”的二元体系；它不是为了抬高女性，而是为了让所有性别都不必被角色绑架。所以，当我们讨论男性的真实困境时，与其把这些痛苦错误归因于“女权”，不如意识到：只有跳脱掉父权式的性别脚本、承认男性也需要被看见、被保护、被允许脆弱，才能让男女都从旧叙事里解放出来。真正成熟的性别讨论，不是“对立”，而是共同争取一种更宽松、更人性化的社会结构。